这位新加坡总理的政治生涯里头一次，全程用福建话发表演说
不止一年了，吴作栋脑海中一直盘桓著一个极其冒险的想法。1991年当他决定举行闪电大选时，在野阵营的政坛老将惹耶勒南因较早前涉案定罪，失去参选资格而错过大选；当时，这位工人党党魁指总理提早两年举行大选是极不寻常之举，全因为怕了他，刻意要将他排除在外。吴作栋当下许下承诺，要在惹耶勒南禁令解除后办一场补选。虽然当时并未透露选战会设定在哪一个选区，吴作栋心中其实一直在盘算著，是不是就把战线拉到自家门前，在自己的政治大本营马林百列下战书。总理押上自己作为政治诱饵，这不可不说是一场豪赌。但吴作栋可没打算把自己当祭品。1981年的安顺区补选让他沦为惹耶勒南的手下败将，如今他只想要再战一回，一雪前耻。
李光耀却是对这个决定感到很不自在。他再三询问吴作栋是否真要下这一步棋。对李光耀来说，一想到自己的接班人可能在区区一场补选中输掉一切，坏了他多年来精心策划的领导层交接计划，哪怕风险再小也会让他如坐针毡。何况人民行动党自安顺区补选落败以来，这十年来的得票率都在持续下滑。“他一直问我，确定能赢吗？”吴作栋咧嘴笑着说道。“换作其他任何一个选区吧，风险都会很大。” 考虑到惹耶勒南贵为在野阵营龙头老大的江湖地位，吴作栋并不想把党内其他同僚推上刀锋浪口。“我不能提出要举行补选，然后指派其他人出征。那个人可能赢不了。如果补选在单选区举行，人民行动党候选人胜算不大。换作是集选区，就有得一博。”他所说的“集选区”，是个集合好几个议席一并竞逐的大规模选区。“自己提出补选却让其他伙伴代为牺牲，这可不是领导人该有的风范。”
李光耀知道自己无法劝服吴作栋改变主意，只好转而向这位接班人保证，他绝不会袖手旁观，任由选民恣意妄为地把在任总理淘汰出局。李光耀随即进入一贯的斗士状态，他告诉吴作栋，党会无休止地发动选战，确保吴作栋继续担任总理。“他对我说：‘万一你输了，大不了我们在其他选区再办一场补选。’他说，必得让新加坡选民明白政权交接有多么重要!换句话说，他绝不接受我败选的任何可能。我既是他的接班人，他势必全力以赴支持我。”
可是吴作栋有信心自己绝不是一只待宰的羔羊，反而会是一头猛狮。1992年12月初，他宣布在辖区马林百列四人集选区举行一场补选。不过两个月前，他才刚向全国披露了两位副总理双双患癌的消息。吴作栋正在玩一场致命游戏，而他也不忌讳如此形容这场补选。他在记者会上说：“补选课题再清楚不过。赌注非常之高，事关吴作栋政府能否继续执政。而赌上的是19日(投票日)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我们这个政府是不是还能持续稳定，又或者我们即将进入一个什么都不确定的时期……如果我输了，也许行动党政府还会继续执政，但肯定不会再有吴作栋政府。换一个人上台，我的观点、我的政策、我的理念、我的价值观，就不一定还能延续下去。”
这个论述是他战略布局中的一招，是他打从1991年大选栽在在野党“补选效应”策略下就开始筹划的，要把在野党喊出的“大选当补选”口号扭转过来反向操作。眼下这场补选，不再只是一场地方选举而已，让选民可以随意投票而不必承担改朝换代的风险。他巧妙地翻转了棋局，喊出了“补选当大选”口号；既把自己推上了断头台，双手却也牢牢地握住了悬著刀刃的绳索。吴作栋绝非冲动莽撞的政治领袖，他的谋划正在漂亮上演。1992年，在马林百列自家地盘上，他蜕变为一位足智多谋的政治谋略家；却也同时与政坛一名在野党后起之秀展开了长达十年的激烈缠斗。
提名日当天，惹耶勒南在这场原为他而设的补选中，却让自己的政党沦为了闹剧。工人党的其中一名候选人没有现身，此人还是工人党主席；结果惹耶勒南率领的候选团队因人员不齐整而无法登记参选。记者出身的政治观察家契连·乔治在他的著作《新加坡:空调国度》一书中写道：“这位在野党沙场老将起初显得非常焦躁，可最终却是笑着离开提名中心，在场的目击者全都摸不透究竟是党内同志辜负了他，还是这根本就是他本人为临阵退缩而自编自导的一场戏。”人民行动党的判断倒是一点也不含糊，它在选后检讨报告中确指工人党“怯战”了。报告也指出，惹耶勒南不再是一位可怕的政治对手了。“这场补选成功地为惹耶勒南的政治生涯写下了终章。即使他将来再出面参选，也恐怕难有作为。”
取代工人党与惹耶勒南前来挑战的反而是新加坡民主党，新加坡政治也在此刻翻开了新篇章，迎来了民主党新进明星候选人徐顺全。巧的是，吴作栋在此后的政治生涯中，将多次与徐顺全狭路相逢。尽管两人的政治分量由始至终都远远无法相提并论，但是在此后长达十几二十年里，徐顺全就像一根拔不掉的眼中钉，反复招惹著吴作栋; 惟更多时候尽是些场外花絮，却无一出是棚内主戏。
而两人这种彼此厌恶的关系，就是从马林百列开始的。徐顺全以新加坡国立大学心理学讲师的身份投入补选，首次在选举舞台上亮相。一所国立大学的学者居然加入在野党，让许多人哗然，却也成功吸引了媒体和大众的目光。可是吴作栋毫无意外地对此人全然无感， 甚至毫不掩饰对他的轻蔑。问起他对徐顺全的第一印象，他仅仅一 语带过:“他就是个不可信的人。为了赢得选举，什么话都说得出来。”
徐顺全祭出其贫寒出身背景，借此与行动党团队新候选人张志贤的富家子弟背景形成对比，以社会阶级分化的论述直击民心。民主党群众大会的出席人数从竞选首日的5000人膨胀到竞选中期的1万5000人。连人民行动党的选后检讨报告也不得不承认：“徐顺全大受欢迎。”坊间开始议论，徐顺全若单挑张志贤，必胜无疑。报告还记载，竞选活动来到中期时，卜基开出的赌盘几乎全认定人民行动党得票率会跌破60%。“迹象显示，即使是在马林百列区，民情也开始躁动。”
选前民意调查让行动党很担忧。一年前举行的全国大选中，吴作栋领导的行动党团队在马林百列集选区赢得77.25%有效票。这一回的支持率如果真如所料跌破60%，那会是非常糟糕的局面，形同选民对吴作栋这位总理投下了不信任票。更糟的是，人民行动党甚至有可能输掉这场补选。随着民间风向势头渐猛，新加坡民主党也更加大胆了，他们开始相信真有机会偷得一场胜仗，改写历史。
面对吴作栋抛出的“补选当大选”策略，民主党在竞选初期原本谨慎应战，不敢公然以胜选为目标，惟恐被视为野心过大想要推翻吴作栋政府，或会引起选民反感。只是，眼看民间支持度愈发高涨，民主党在党魁詹时中的领导下也丢失了战略纪律。民主党开始辩称，吴作栋并非不可取代，没了吴作栋，一切仍会如常运作。他们嘲讽吴作栋只不过是李光耀接班人退而求其次的第二人选，戏称他如果败选，反而能迎来原本的第一人选陈庆炎执掌政府。詹时中说:“不把票 投给吴作栋，就是为新加坡做了件好事。你就是在为原来的第一人选投票。新加坡不会没了吴作栋就垮了。所有关于局势不稳定的说法全是一派胡言。”民主党团队候选人萧泉福进一步补充说，李光耀还在内阁效力，所以即使吴作栋输了，新加坡也绝不会陷入混局。他说:“没了吴作栋，人民行动党也死不了。”
这股迅速膨胀的政治野心，却正符合了吴作栋的棋盘布局。他要的就是冲高这场地方补选的赌注，将它拉升到全国大选层级，而詹时中和其团队正好就加大了这场选举的筹码。正如人民行动党选后检讨报告所言：“选情出现了出乎意料的逆转，在公众眼中，民主党才是那个狂妄自大的政党。”吴作栋借着这股竞选势头，再次提醒选民这不只是一场补选。他如果败选，则意味着换政府，甚至警告说这个国家的下一任总理可能会是詹时中。
媒体也谈到万一吴作栋败选，新加坡可能又将举行另一场闪电大选。有读者投函《海峡时报》交流版，描绘吴作栋落选后陈庆炎接替总理一职的可能局面，而民主党也势必在来届大选强力出击挑战执政党。这名读者写道:“直截了当地说，马林百列集选区的选民将在明天决定他们是否要改变现有政府。”吴作栋呼吁选民切勿为了一时的异想天开而将自己的前途当儿戏。他在一场群众大会上说:“这可不是在打弹珠。”
吴作栋还有另一个杀手锏。政治生涯里头一次，他全程用福建话(闽南语)发表演说。福建话是他自小在家中常说的语言，也是许多老一辈新加坡人的共通语。在这么一个全国由上而下提倡“讲华语运动”的社会，华族方言已然在官方渠道上绝迹好几十年了;一国总理突然一反常态之举，立刻予人耳目一新之感，却也带点儿颠覆权威的意味。吴作栋接受本书访问时说，当时在这场补选的第一场群众大会上，他看到现场来了不少年长者，于是心血来潮，把事先准备好的华语讲稿搁在一边，改而用福建话即兴演说。“我讲华语不能没有讲稿。可是福建话是我的母语啊，我完全可以用简单的福建话脱稿演说。”他忆述起当天晚上群众大会上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当我记不起或不懂得某些词汇怎么说，我会向现场的群众求助，大家都很热情地在台下用福建话大声回答我。与群众的互动很热络。大家都乐在其中。”
民间反应出奇地好。媒体为之惊叹，竞相报道宣传吴作栋从权力最顶端发动的这场语言叛变。《商业时报》标题是:〈作栋以福建话冲锋陷阵〉4。消息很快不胫而走，更多群众纷纷前来亲眼见证这项罕见的“壮举”。吴作栋忆述:“我听说德士司机议论纷纷，说‘总理讲福建话啊’。所以，好多人来听。”可是李光耀不吃这一套，他提醒吴作栋，用福建话演讲与官方倡导的讲华语运动精神背道而驰。“我等于是在向人民发出信号:福建话并没有被禁。电视上确实禁止使用福建话，如果我身为总理都可以公开说福建话，那政府要怎么禁止民间说福建话?”5 吴作栋分享着他的前任给自己的提醒，一边暗自发笑。“可是我先得跟选民沟通，引起共鸣啊。我不确定他们是否愿意让我上电视说福建话。但这是一场选举；我说，你先得建立联系，抓住群众的心，才可能胜选。必要的话，不得不说福建话。他明白的。”
前后两任领导人之间的默契，进一步化为动力，让人民行动党在这场补选中势如破竹。恩师两度现身行动党群众大会现场，为徒弟站台打气。其中一场，群众大会进入尾声时下起了毛毛细雨，李光耀为吴作栋撑著伞，两人在台上并肩而坐。此情此景定格为历史性的新闻照片，隔天见诸各大报章，其象征意义再清楚不过——哪怕风雨再飘摇，李光耀和整个人民行动党都愿意充当吴作栋最坚实的后盾。
问:您在这场补选不久前刚升任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正式接过党领导权。升任党魁对这场补选有多大帮助?
答:没什么关系。我在无惊无喜的情况下接任总理，又在无惊无喜的情况下成为行动党党魁。这就是李光耀的作风，我也吸收了：政治从来不需要制造惊喜。
问:这对报章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
答:李光耀在我们的一次例常的午餐会上告诉我，他准备在下一次中委会议上卸下秘书长职务。他已经把国家领导棒子交了给我，接下来是党的领导权。我也不觉得特别兴奋。我说好。之后的中委会就确定了权力交接。
问:您认为是什么原因让他认为是时候交棒了?
答:他之前告诉过我，他打算留任党秘书长“多一届”，而他果然说到做到。他想必是观察我一段时候了，也作出了结论，知道我不是一个会为权力昏了头的人，也是个足以胜任的领导。要是他延迟交棒，就会显得恋栈，或者对我缺乏信心。
问:《纽约客》1992年1月刊一篇关于新加坡的文章一度引起很大的关注，文章引述一名欧洲外交官的话，说您“可能是全世界唯一不掌管自己所属政党的政府首脑”。面对这些犀利评论，您有什么感受?
答:《纽约客》那篇文章要说的是，我还不算是领导人。李光耀才是真正的领导人，我“只不过”是总理而已。我完全不受影响，因为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李光耀也很清楚他在做什么。他领导这个政府这么多年了，为新加坡建立起完善的体制。他不会认为接班人可以就这么接过棒子，在一夜间就有能力治理国家。无论是政府还是政党，都是他一手形塑的，也依循着他的思维、他的方向发展。要交棒给一位新总理，总需要一段过渡期，这也是很合理的。
问:可是接任秘书长不会至少让您感觉政权交接总算圆满完成吗?
答:是不是“圆满完成”，我不是太在乎。我是总理却不是党秘书长，日子还是一样过。再说了，李光耀还在内阁。这就是我们的作业方式。重点是确保内阁有效运作、政府有所表现、国家继续发展。
问:可是正如您在传记第一辑说过的，您接任总理的第一年，因为他还是行动党秘书长，所以他可以随时把您换掉。后来您终于接过党领导权了，这是否意味着他就不再有这个权力?
答:他还是可以把我换掉，只要发动党员集体反对我掌权。任何人都可以这么做。他只需知会助理秘书长李显龙和党主席王鼎昌，以我能力不足或其他什么原因为理由，要求党中委把我换掉。但他要真是那么做的话，就意味着他还不愿意放手，而所谓的政权交接全是一场骗局。当然，除非我的确是无能，或是滥用职权，那又另当别论。
问:可是当上党秘书长会不会起码让您觉得地位稍稍变得更稳固了?
答:我从上任第一天起就没有担心过。外界对我的种种非议影响不了我，我了解李光耀和李显龙的立场。我们相互信任。跟你说，这可不是一场游戏。这攸关的是世代之间的权力交接。是非常严肃的大事。关系到新加坡的前途。显龙知道自己有一天很可能会是我的接班人。可是他一点儿也不急着上位。所以我们三人，“圣三一”:“圣父、圣子、圣吴”，组成了一个合作无间的团队。就是那样的相互理解，非常舒服的状态。外面的人也许有其他解读。我不怪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