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人党市镇会上诉案教会我们三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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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2022-11-14
Source: 狮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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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党的阿裕尼—后港市镇理事会上诉案，你还在关注吗？

红蚂蚁身边的友人几乎无人关注了。毕竟这个官司2017年入禀法院至今已有6年，距离事件发生也过了将近12年。

整个案件当事人众多、案情盘根错节。已记不清案件细节的蚁粉可点击这里重温。

在2018年的判决书中，高庭法官指阿强和阿莲违反“受托责任”（fiduciary duties，即没有妥善监管市镇会资产、没有为市镇会寻求最大利益）；阿星则违反“善巧与谨慎责任”（duty of skill and care，即没有尽到审慎行事的义务）。三人不满判决提出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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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裕尼—后港市镇会的三名主要答辩人（左起）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前党魁刘程强和主席林瑞莲。（海峡时报）

终审法院本周三（11月9日）发表的280多页书面裁决，与2018年高庭的判决，最大的不同在于：

**五司认定当年担任阿裕尼—后港市镇会理事的工人党前党魁刘程强、主席林瑞莲和秘书长毕丹星在管理市镇会上虽有疏失，但在没有公开招标就委任新的管理代理公司一事上“出于善意”（done in good faith）。三人也没有对市镇会违反受托责任。**

然而，上诉庭也同时指出，管理代理公司上任后，阿强、阿莲和阿星在监管市镇会付款方面，出现了严重疏失，包括在没有进行独立审查的情况下，准许有利益冲突者签发付款。

简单说就是：**“出于善意”不代表你没有犯错。**这也解答了当年诉讼案的其中一个重点：工人党是不是没有采取利益规避，让“自己人”获益？

诉讼案还在进行中，接下来上诉庭还须进一步定夺答辩人应为其失责行为做出哪些赔偿，再交由法庭审理具体赔偿金额是多少。红蚂蚁想分享的是，这个案件教会我们的三件事。

**一、时间再紧迫，“公事”也不能当“私事”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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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时报）

这个错综复杂案件的出现，是因为2011年工党人夺下阿裕尼集选区后，阿裕尼—后港市镇会“一夜易主”，原有的管理代理公司CPG无法继续“伺候”新主，工人党三大头头被迫尽快为市镇会寻找新的管理代理公司。

阿强、阿莲和阿星于是在没有公开招标的情况下，就委任FMSS作为新的管理代理公司。阿强当年解释说，**这是为了不让居民受苦，或让垃圾堆积**。

悬就悬在，FMSS的负责人侯文芳与丈夫卢仲明，不但是工人党支持者，也在该市镇会担任副秘书与秘书职位。市镇会委任他们的公司，他俩就可以“自己批准、自己收钱”（ownself pay ownself），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

大家家里有急事时，都会先找自己人帮忙顶一顶。市镇会三大理事在陷入窘境时，没有公开招标而向“自己人”求助，原也无可厚非，五司也认为这“出于善意”。问题就出在，后续监管市镇会付款程序上出现严重疏失。

三名理事明知侯文芳与卢仲明是受益人，却依然准许两人有份签批市镇会付给FMSS的款项，甚至在签发支票时，也没有独立人士核实。这个严重疏失持续了至少三年，市镇会在这期间支付给FMSS超过2300万新元。

处理私事可以找“自己人”帮忙，过程中谁多占了便宜、谁捞了油水，都可以私下解决。处理“公事”，尤其是用到阿公的钱（公共资金）时，就不能以时间紧迫为由敷衍了事，否则阿公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你。

**二、“出于善意”恐难以扭转命运得“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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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Good Faith 博客截图）

阿强、阿莲和阿星在专为市镇会诉讼案而设的博客In Good Faith发文说，上诉庭裁定他们在委任管理代理公司一事上出于善意，他们对此感到欣慰。

根据市镇会法令，若市镇会理事在执行职务时秉持诚信，即使是在被市镇会起诉的情况下，理事可豁免负上个人责任。

然而五司在总结判词第499条中明确指出，三名理事在市镇会付款监管上的疏忽不是出于善意，因此不能完全豁免负上个人责任。

更何况，五司还点出，身为市镇会主席的阿莲在选择维修蓄水泵公司时，没与收费较便宜的服务商续约，导致维修水泵的费用比另外两家公司高出463%至775%。这属于失责，阿莲必须负起赔偿责任。

工人党三大头头就这样亲身给大家完美演示了，缺乏完善的市镇会监管审核机制，如何给自己惹出一身蚁。

**三、弱势方即使理亏，依然能收获同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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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党主席、阿裕尼集选区议员林瑞莲（面对镜头者）9日晚上如常接见选民。她通过助理告诉记者，不愿就上诉庭裁决发表进一步看法。（联合早报）

本地各大媒体对此案的最新裁决走访了不少学者。反馈意见可整理如下：

违反受托责任所附带的损失要高于疏失（negligence），现在既裁定不再是违反受托责任而是疏失，附带的损失和赔偿金应该会较低；

阿强阿莲阿星虽避过了最糟糕的局面，却未走出困境；

最终赔偿额是多少还未判定，三人仍有被判入穷籍而丧失议席的风险；

工人党拥有一定的支持度，即使赔偿金额不在可负担范围，相信也会有其他办法筹募款项，因此三人不太可能因为破产而失去议席；

这个市镇会案的裁决，不太可能动摇选民，他们已在2020年用选票表态；

相比之下，辣玉莎撒谎门对工人党的冲击会更大一些。

在我国这个普遍同情弱者的社会里，被认为是弱势的那方一旦犯了错，最初或许会引起反感，但一般不会持续太长时间。更何况，因财务管理不当而牵扯官司的市镇会，也并非阿裕尼—后港市镇会“独一家”。

一旦出现其他事件让人们感觉弱势方又受欺负或遭针对时，人们自然就会正义感和同情心爆棚，力挺弱势方。

难怪李显龙总理在不久前的人民行动党干部大会上，要提醒党员：

**“必须能够准确、有效地解释政府的立场，政策的利与弊，说服人民。同时，我们必须对反对党的政治动作，作出回应。尤其是把议题政治化、煽动情绪的言论，我们一定要积极反驳，指出他们不足的地方，不能让选民被误导。”**

然而，今时今日许多价值观都出现了变化，人们关注的不再是谁更占理，反而是谁看起来比较得理不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