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US经济学者谈烟霾：一场改去别处的国际会议，新加坡怎么算这笔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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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2026-11-17
Source: 狮城新闻

一场原计划在新加坡举办的国际会议，如果因为主办方担心十月的空气质量，提前几个月就改了地点，这笔损失会算在哪一天？改址时，天空也许还很晴朗；等烟霾真正到来，酒店的预订表上早已看不到这场会议。

这是新加坡国立大学（NUS）经济系助理教授杜馨茗在分析跨境烟霾时提醒读者留意的一类成本。11月14日，NUS 文学暨社会科学院 Singapore Research Nexus 介绍了他在《海峡时报》发表的评论。文章指出，反复出现的烟霾会改变企业和个人对未来的安排，而这些提前作出的决定，很少完整反映在污染损失统计中。

**烟霾还没来，经济成本可能已经发生**

据文章回顾，2026年10月，新加坡再度遭遇严重烟霾，主要源于印度尼西亚排水后的泥炭地发生火灾。空气质量连续数周出现“不健康”或“非常不健康”的读数。低能见度干扰了实里达机场的航班，一级方程式赛车等国际活动也在空气质量不佳的情况下举行。

航班受扰容易记录，更难统计的是那些根本没有发生的行程和投资。杜馨茗教授以经济学中的“规避成本”和“适应成本”解释这一区别。会议主办方可能提前改址，企业可能重新考虑扩张地点，专业人才也可能把空气质量纳入定居选择。选择留下的企业，则可能需要添置空气过滤设备或调整工作安排。对依赖国际投资和高附加值服务业的新加坡来说，这些决定即使每次只涉及一家企业，也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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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片天空下，不同工作的人有多少选择？**

大型企业通常有能力改善办公室的空气过滤，也较容易安排员工灵活办公。小企业承担同样一笔设备开支，压力可能大得多。对于工作地点就在户外的人，改为居家办公往往更难实现。

即便进入室内，影响也可能持续。文章援引的研究指出，空气污染可能影响人在室内完成认知任务时的表现。对于依赖专注、判断和分析的行业，只统计员工有没有到岗，很难看出污染给工作带来的全部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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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可以怎样影响境外的火源？**

泥炭地火灾发生在境外，烟霾却会越过国界。土地经营者无须承担其活动造成的全部环境和经济损失，部分代价由邻国居民、劳动者和企业承担。杜馨茗教授指出，新加坡对境外土地使用的直接管辖有限，但作为区域大宗商品贸易和金融中心，它可以通过采购与融资影响经营者的决定。例如，提高供应链的可追溯性，让买家更清楚商品来自哪里；对防火措施经过核实的经营者提供融资激励，让预防火灾也有经济上的回报。

在国内，更清晰的烟霾应对流程，可以让企业提早安排工作；有针对性的支持，则能帮助那些最难调整营业方式的小企业。文章还提到，新加坡国会修订《跨境烟霾污染法》，将违规企业面临的最高罚款从200万新元提高至2000万新元，并加强执法权力。

对新加坡而言，治理烟霾的长期成效，最终也会体现在一张未来的日程表上：当主办方再次为十月的国际会议选址时，能否放心把地点定在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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