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加坡前驻沪外交官：走遍中国的一线城市，结果爱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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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2018-12-06
Source: 狮城新闻

上回说到我2000年进入新加坡贸易发展局工作，本职工作虽在新闻与公关司，但很快就借调到中国司兼任华南与港澳处处长。

在新闻与公关司和中国司兼著职务不久，新闻与公关司换了个司长。新来的司长见我“身在曹营心在汉”，索性做个人情，同意让我全职调到中国司，于是我名正言顺调到中国司工作了。

当时贸易发展局中国司正好在重新调整，首先，由于重视中国市场，于是，决定把主管中国业务的司长从新加坡本部派到中国，在驻华使馆担任商务参赞一职。出任这一职务的是张采虹Edith Cheong。其次，不仅在贸易发展局的层面做整合，在上一级的贸易工业部也要对现有的中国战略重新审视并调整。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发言权更谈何政策调整？于是，2001年5月下旬，贸易工业部决定派出调研团前往中国。调研团以王瑞杰（时任新加坡贸易工业部之副常任秘书，分管贸易；现为财政部长，第四代总理热门人选）为团长，李奕贤（时任生产力与标准局副局长，曾任贸易工业部高级政务部长，现为通商中国主席）为副团长，团员来自贸易工业部和贸易发展局，包括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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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说明：这张照片拍摄于2001年5月23日，当时访问华为公司总部，拍摄之后即刻打印出来送给我们，时隔多年，已经模糊。照片中的几个大家可能相对熟悉的人物：1. 谭宝锠（时任新加坡贸易发展局中国与港澳署副署长，后来担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秘书长，目前是上市公司口福集团首席战略官）；2. 王瑞杰；3. 林宛容（时任贸易发展局高级科员，现为国家发展部副常任秘书）；4. 李奕贤；5. 本文作者（请不要拿发型说事儿）；6. 何致轩（时任贸易发展局高级科员，现为企业发展局中国司司长）；7. 许俊平（时任贸易发展局高级科员，曾任大连办事处主任，现为新加坡上市公司Rotary Engineering公司副总裁） 

这次调研主要是观察新加坡在华企业的现状，听取它们的经验，尤其：

1. 它们对华投资的主要考虑（是成本？是市场？是原料？是人才？还是什么？）、具体投资地的选择是出于什么考虑、在华业务与新加坡本部有无紧密价值联系？

2. 它们在华投资与经商有无任何问题或瓶颈？希望新加坡政府提供哪些方面的协助？企业本身又如何能够“自助”？成立商会是否会有作用？

3. 中国加入WTO对在华外资企业的机遇和挑战是什么？新加坡企业如何把握机会？

4. “西部大开发”有哪些机会？

5. 新加坡如何配合中国企业“走出去”？

 **第一站：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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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第一站到的香港。在香港主要与投资银行、咨询公司、大型贸易公司、投资公司、科技公司等会谈。

当时我们最好奇的是两个问题。

香港人当时对华投资已经很大，因此香港贸易发展局在中国大陆设的网点很多，我们望尘莫及。无论从生产要素（也就是说，在大陆设厂比在香港设厂合适）或市场（也就是说，产品在中国大陆销售比在香港销售合适）考虑，中国大陆是香港企业对外投资之首选，这毫无疑问。

我们感兴趣的第一个问题是，港资企业大举进入中国，会不会对香港形成“空壳”效应？香港要如何维持自己的经济价值和意义，才能让港资企业一方面利用中国大陆的生产要素和市场，另一方面不要弃香港而去。

因为，随着新加坡企业大举对外投资，这也可能是新加坡很快就要面对的问题。

答案后来慢慢明朗化。像香港和新加坡这类缺乏资源的城市经济，一定必须不断提高第三产业的领先性，尤其金融、法律、品牌营销、对外的自由与开放。唯有如此，你才能对已经撤离本土的第二产业创造价值。

另一个问题是，当时很多中国公司都不愿意采用IT，于是我们在思考，究竟IT公司到中国投资经商前景如何。

在2001年的时候，这确实是个大问号。

别忘了，那年，互联网泡沫破灭。

那一年，纳斯达克暴跌，从5133点直降到1108点。阿里巴巴刚刚经历了上一轮投资人的反悔，估值缩水。原本说好的2500万美金投资，最后只到了1000万美金。阿里账上只有700万美金，每个月运营成本是180万美金，而且公司也没找到靠谱的经营模式，公司只能支撑5个月。

现在呢？

现在这个问号早已被感叹号所替代。

中国的公司不但采用IT，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引领IT！

不但引领IT，甚至开始引领AI！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前人。

 **第二站：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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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香港待了两天。

第三天早上十点，我们就到了深圳。

当时深圳已经崭露引领新产业发展之头角。

我们先到深圳高新技术开发区和数码城（Cybercity）考察。下午，考察了华为。

当时，华为只是从事电信和通讯器材的研发和生产。但是，华为十分重视研发，当时它1.6万名员工，40%在研发部门，集团把年销售额的10%投在研发上。当时华为在美国、瑞典、俄罗斯、印度都设有研究所，并与IBM、Hay、KPMG等有战略合作项目。

我们在深圳时也去考察了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它主要研发和生产硬盘磁头产品、多功能电表产品、税控产品等，在香港、新加坡、美国等地均设有分支机构和研发队伍。

当晚，我们与六七位在深圳经商多年的新加坡人见面，包括林振伦（Lim Chin Loon），听听他们的观察和想法。林振伦至今一直活跃于在粤新加坡商界群中。

 **第三站：重庆** 

5月24日，我们航班中午抵达重庆。市外办主任王雯女士在机场迎接我们。

在重庆期间，我们考察了当年成立的北部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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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新区）

北部新区的成立是当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环节之一，管辖渝北区的人和、天宫殿、大竹林等街道与市镇，主要发展的产业包括IT、光电、生物工程、制药、环保、汽车制造等。到了2016年2月，重庆市撤销北部新区，其职能划归两江新区。

我们也考察了重庆高新区。它起步很早，于1991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是首批27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之一。我们考察时，它的重点产业是电子、电信、计算机研发、精密仪器、光电、生物工程、精细化工和制药、新材料、环保等。2016年，获批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纳入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范围。

现在你再去看重庆高新区，部分主攻产业已经升级为高端装备、高技术服务、现代商贸物流，见证了十多年来沧海桑田的进步。

那是我第一次到重庆，最深刻的印象有三点。

第一，当时新加坡政府部门还没有在重庆设点。在5月24日市委书记所设的晚宴上，重庆方提出新加坡方必须要有个对接的窗口，方便将来工作的展开。当时我方就回应，“我们对接的窗口就是许振义”。

我当然很愿意当这个窗口。很可惜，几个月后，局里派我常驻上海，我就担任不了这个窗口了。但，再后来，我们局直接在重庆设了网点，派驻了专职的驻渝主任。这就比我当年一个华南与港澳处长来兼任重庆“窗口”要重视得多了。这是后话。

第二，那晚的宴会我是第一次吃重庆菜，把我麻得，嘴巴和舌头感觉都不存在了。我记得，上了一道花椒牛蛙之后，上了个什么汤。我喝了一口汤，跟坐我身边的王雯处长说“你们汤也是麻的”。她答“汤不是麻的，是你舌头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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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了，我现在相当喜欢麻味了，经常还嫌新加坡本地许多做重庆烤鱼的，味道不够麻不够辣不够香。哈哈哈哈！

第三，重庆的“立体”式自然环境让我惊呆了。反正，不管步行或开车，绝不能以直线距离为计算依据，尤其开车，往往非得绕着路盘几盘才能盘到桥上，然后又得盘几盘才能盘下来。现在我去重庆去得蛮多了，但每次去，还是很享受这种“盘”的过程。

嗯，我不晕车。

 **第四站：成都** 

我们是坐大巴进蓉的。

在渝蓉交界，四川省投资促进局易军处长接了我们，我们告别了重庆，川籍警车开道，一路进入成都。

那也是我第一次到成都。

成都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天府广场的那尊毛泽+东雕像，至今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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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还有个身份，就是新加坡—四川投资与贸易委员会的新加坡方秘书，川方秘书好像就是易军，后来升格称为“秘书长”。当时川方主席是副省长李达昌，新加坡方主席是国家发展部长（相当于中国的“建设部部长”）马宝山。李达昌样子清瘦，相当儒雅，我对他印象很好，可惜后来中川国际乌干达欧文电站一事，因“滥用职权罪”而出事，十分遗憾。

我们在四川时专程去了一趟绵竹，考察华丰磷化工有限公司。

华丰老板是王显荣博士，我们后来一直保持联系。但，一直到2012年我开始参加新加坡金门会馆的活动之后，才发现他原来跟我一样是祖籍金门。

又过了一两年，我才发现，我一个朋友，Grace江秀慧博士，新加坡保险界一颗璀璨的明星，原来是王显荣夫人。

真是无巧不成书。

 **最后一站：帝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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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日白天，我们去参观西部博览会。傍晚，飞到了北京。

在北京，我们主要是拜会学者、外国企业、外国商会、新加坡在华企业，也考察了北京开发区和北京高新区。我们也与中国新加坡商会筹备委员会见面。

这几天的工作是相当累的。每天晚饭之后大家集中讨论，然后分头写报告，第二天早饭之前电邮给王瑞杰和李奕贤。然后一边早饭一边讨论，讨论完了就修改，然后继续当天的日程。还好当时都二十多岁，扛得住。

调研结束之后，当然就把“中国战略”得写出来。具体写什么实在不记得了，即便记得也得遵守公务员保密条例。不过有两点倒是可以提一提。

一个是中国新加坡商会的成立。调研团认为商会的成立有助新加坡企业加强对中国的认识以及拓展对华联系，因此，后来贸易工业部提供了一笔启动资金，当年8月就把“中国新加坡商会”（SingCham China）成立起来。

很多人一听到中国新加坡商会，误以为是“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在华分支机构。大谬不然。“中国新加坡商会”是在华新加坡企业和个人组成的商会，不论种族；“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是在新加坡的华人企业家组成的。

没想到的是，五年后，2006年，我离开工作了五年的江浙地区，到了北京，当了中国新加坡商会的第一任全职总监。这也算是历史的巧合了。

另一个是，2001年5月这次调研，王瑞杰等对中国现状有了直观的认识，当然就加大了鼓励新加坡企业投资中国的力度。一个插曲是，当时新加坡贸易发展局常驻北京、上海、济南等地，本来都是按“异常艰苦地区”对待，给予常驻人员较高的生活补贴，以补偿他们的在当地无法享受高水平城市生活所做的牺牲。

此行结束之前，王瑞杰说，我无论怎么看，也看不出为何贸易发展局中国网点列为“异常艰苦地区”。回到新加坡之后，贸易发展局做了一次调整，直接把北京、上海、济南从“异常艰苦地区”连跳两级，越过“艰苦地区”，直接列为“普通地区”，与东京、纽约、伦敦等相同。

到了2002年3月，把我派驻上海时，就是按照“普通地区”给的补贴。

从“异常艰苦地区”到“普通地区”，见证的不仅是中国本身在质在量的飞跃，也见证了在外国人眼中中国的腾飞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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