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加坡的家庭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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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2020-09-05
Source: 狮城新闻

![新加坡的家庭政策对中国的启示](https://www.shicheng.news/images/image/1647/16478245.avif?1599229562)





作者 / 王玉洁

摘 要：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社会流动不断加剧，中国的家庭结构越来越趋于核心化，家庭功能不断外化，家庭结构也在逐步解体。然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谐的家庭是社会的稳定器，如何建设幸福家庭是社会建设发展不可忽视的问题。新加坡和我国同处于东亚文化圈，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学习和借鉴新加坡在家庭建设方面的经验，将有助于我国家庭建设质量的进一步提升，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一、新加坡家庭政策实施背景

新加坡是一个以东方文化为特色的国家，由于被英国殖民统治了一百多年，所以其本土文化受到较强的西方文化冲击，传统家庭观念逐步淡化，新兴一代甚至逃离家庭束缚，选择单身，丁克，独居等，家庭功能弱化，家庭结构也在不断分化瓦解，每个家庭人口数从以前的5人减少到了3.5人，随着家庭人口数量减少的同时，人们在传统家庭中得到的养老互助，经济支撑，道德教化等福利都在逐步减弱。这些问题引发了新加坡高层领导者的深切忧虑。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生长在一个华人大家庭中，从小感受到大家庭给其带来的滋养，祖父母家里五户人家关系相当密切，互帮互助，这样的家庭有着较强的抵御风险的能力。因此，李光耀在建国之初就把家庭完整与和谐发展放在首位。在家庭本位的思想指导下，新加坡政府出台的各种政策都将家庭摆在核心位置，关键是要促进家庭发展。经过新加坡政府20多年的努力，家庭本位的思想深入人心。在1987年，新加坡政府对758名已婚人士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发现，有33%的人认为健康最重要;28%的人认为家庭最重要。且在关于“为什么要生儿育女”这个问题上，34%的人认为是为了让家庭更加完整;20%认为是为了老有照顾。这些数据表明，新加坡“家庭为本”的观念，相比欧洲，北美地区已经深入人心，而且在传统家庭观念上立场更为科学。

二、新加坡的家庭政策

（一）将“家庭为根”植入国家共同价值观

1991年1月份，新加坡政府公布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自此“家庭为根，社会为本”成为新加坡人民必须遵守的五大共同价值观之一。与西方“个人至上”的思想观念不同，新加坡更加注重家庭的地位，家庭才是社会的组成单位，而非个人，甚至渗透著中国传统的家国同构的思想，把国家置于家庭之上，把家庭置于个人之上，努力打造和谐和睦的新加坡“大家庭”。

为了使“家庭为根”的思想深入人心，新加坡领导人带头身体力行，他们认为，家庭能够给予人们超越物质层面的精神动力，李光耀总理曾多次强调除夕夜家庭团聚的意义，吴作栋也认为，传统佳节能够增强一个家庭的凝聚力。除此之外，新加坡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推动新的价值观落地生根，比如，新加坡政府强调恢复“正确称谓”并强调不同称谓的行为规范，让人们明确自身应当承担的义务，履行好自己的角色责任。

（二）以“家庭为先”实行“居者有其屋计划”

建国初期，新加坡基础设施落后，城市面貌脏乱差，面对此种情形，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高标准，高站位，提出要将新加坡打造成符合发达国家城市标准的东南亚绿洲。1963年组屋建设开始实施，为了鼓励新加坡人民建立家庭，政府出台了只有以家庭为单位才能申请组屋的政策，比起世界各地以个人为供房单位的政策，新加坡的住房政策独具特色\[1\]。凡已婚子女申请邻近父母的组屋时，可获得四万新币的津贴，不靠近父母或者子女的将少一万新币的津贴，父母选择与子女同住或者靠近子女也会提升近一倍的中签概率\[2\]。自2008年4月起，凡是35岁及以上的单身人士转售或者购买组屋与父母一同居住，将获得两万新币的房屋津贴。随着年轻一代对拥有自己独立空间的要求的不断提升，新加坡政府特地推出小型公寓，专门为想和子女或者父母居住，但又想保持相对独立的人而设计，除此之外，组屋户内设施和户外设施都充分考虑到了老年人的需求，受到新加坡人民的普遍认可\[3\]。

（三）以社区为单位全方位服务家庭

在新加坡的规划设计中，社区是最小的一个行政单位，新加坡的每个社区都有一个围绕家庭服务而设置的邻里中心，其中包括，家庭资源中心、老人中心、青少年中心等，对社区内各个年龄群体都有极为周到的服务，除此之外，还有面向解决家庭问题而提供的服务，如果一个家庭面临心理和情绪问题，情绪问题、家庭经济问题，孩子行为问题等，均可得到来自专门机构的专家进行专业指导\[4\]。其次，家庭教育中心还会针对家长进行家庭知识培训，培训方式以及内容也是多种多样。社区里的家庭服务提供者主要来自两种类型，一种是非盈利组织，通过政府资格审核之后进入社区，提供有偿服务，第二种是在人民协会下属的基层组织中的义工。

（四）推出辅助政策维护家庭稳定

即使新加坡政府已经推出各种政策来预防家庭的破裂，但是也难免有离婚等事件发生，为了避免家庭问题演化为社会问题，新加坡政府也推出了相应的政策，比如夫妻离婚时，伴随离婚申请书必须同时育子方案，育子方案通过后方可离婚，以此来保证离婚后，孩子仍然能够得到来自父母的关爱和庇护，防止青少年问题的发生。其次，新加坡的医药保健政策也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如果女公务员没有结婚便有了孩子，那么孩子将无法享受医药福利。当然如果这名女公务员是寡妇或者丈夫丧失劳动能力，那么政府也会特别允许她的孩子享受公务员的家属医疗福利\[5\]。

（五）实行激励政策，鼓励家庭和睦

为了促进家庭完整和睦，新加坡政府推出激励政策，凡是完整和睦的家庭都能得到政府的奖励。为了训诫嗜赌群体，新加坡政府推出嗜赌黑名单，本人可以自首，家人也可以举报，而自打黑名单计划实行以来，政府发现，反而是自我举报的人较多。为了减少进入赌场的人群，新加坡政府针对本国居民收取一百新币的入场费，而对外国居民则实行免费。

（六）实行救助政策，保障家庭基本生活

为了保障家庭基本生活，新加坡政府对月均收入低于一千七百新币的家庭进行救助，这些家庭可以获得房租、现金、托儿费、水电费等方面的补贴。根据家庭发展部的评级，收入越低的家庭，将获得更多的补贴。这些项目的实施主要靠社区中的区群经理负责，社区理事会在对问题复杂家庭提供援助之后，将会继续和家庭服务中心合作，帮助困难家庭解决家庭纠纷之类的问题。

三、新加坡家庭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当下，飞速发展的中国也面临着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新加坡政府同样面临的问题，人口流动的加速带来原本熟人社会的约束机制解体，城市房价的上涨使得三世同堂成为难以企及的梦想，中国目前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问题愈发凸显;二胎政策放开，但我国实际生育率远低于更替水平。此外，离婚率尤其是大城市的离婚率逐年递增，家庭结构分解初见端倪，如果再不采取措施支撑家庭发展，那么作为社会肌体的构成要素——家庭，将分崩离析。此时分析借鉴一下新加坡的家庭政策制定，将有利于中国家庭的持续发展。

（一）提升家庭地位，树立正确家庭观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经济发展始终被放在社会发展的首位，一切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家庭的重要性渐渐被人忽略，人际关系淡漠，也因此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睦，社会才能和谐发展，因此，国家制度发展政策有必要考虑到家庭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较多关于家国同构、“十义”等关于家庭建设方面的思想。新时代，有必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宝贵的思想精华来指导进一步前行。

（二）对以家庭为单位的购房者实施相应的优先优惠政策

随着城市房价的提升，城市住宅越趋于小型化，家庭结构越趋于核心化，这样的住宅环境不利于实现三世同堂的出现，随着青年群体在城市定居，如果现有的住房不能够满足子女与父母同住的需求，势必每个家庭都将面临孩子缺乏亲属照料，老人缺少子女照料等问题，而且随着我国老龄化问题逐步加重，离散的家庭状态将直接减少老年人的老年生活品质。住房本身是人民生活的刚需产品，政府应当以推动家庭可持续发展为目的来制定相应住房政策。

（三）完善社区功能，满足家庭成员的多样化需求

目前少数城市社区社区文化建设比较完善，而这种社区多见于以前的单位制社区，这样的小区邻里相互熟悉，组织活动参与的群众也较多，而新建的社区情况并不乐观，大多数社区居民都互不相识，如果将现在的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相比，其在承担功能方面有很大差异。以前的农村社会，倘若有一家闹矛盾，必有村里人前来进行调解。即使没有专门的组织或者职务负责此事，邻里之间自行做到守望相助。而城市作为陌生人社会，需要社区完善组织架构来促进邻里关系的和谐，进而推动家庭的稳定发展。

（四）志愿者和非营利组织的参与是服务家庭的重要力量

新时代，我国政府应当加强对志愿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的引导和培育，家庭问题具有琐碎性，隐蔽性。城市作为一个陌生人社会，家庭又作为私人领域，很多家庭问题通常不为外人所察觉，在社区中安排固定的志愿服务群体，经常组织社区人员做家庭培训、心理疏导等，有助于提前预防家庭问题的发生以及及时觉察家庭问题的产生，这将有利于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为此，政府设定志愿组织和非营利组织进入社区的标准和门槛，促使志愿服务正规化、常态化，通过志愿组织来促进社会形成互帮互助的和谐氛围。

参考文献

\[1\] 吕元礼，黄卫平.一党独大，仍要随需而变——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运作揭密（上）\[J\].南风窗，2009（11）：46-48.

\[2\] 李路曲.新加坡治理制度设计的一个特色\[N\].北京日报，2016-01-25（021）.

\[3\] 吕元礼.鱼尾狮智慧：新加坡政治与治理\[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0.

\[4\] 王夏青.新加坡社区管理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科技经济导刊，2017（07）：249.

\[5\] 庞鹏.新加坡社会基层组织发展经验及启示\[J\].中共太原市委党校学报，2016（02）：7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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