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资政纠纷调解联盟2017年正式投入运作的，为索偿人提供纠纷调解以及其他援助。（互联网）
作者 李国豪
根据政府今年7月公布的最新数据，随着疫情趋缓，新加坡去年拖欠员工薪资的相关投诉已较前年减少不少。
另外，根据《联合早报》本月稍早报道，绝大部分雇主都是因为面对财务困难，而无法按时缴付工资。
尽管如此，社会上仍有不少顽劣雇主是摆明“欺负打工人”，明明有能力，却拒绝支付工资。
亚洲新闻台前天（27日）一则专访劳资政纠纷调解联盟（简称TADM）调解员的内容，就揭露了几起类似个案。对弱势员工来说，这些调解员无疑就是雪中送炭的“天使”。
个案1： 一名年长女清洁工因被老板积欠五个月工资，导致自己以积蓄度日，甚至为了勒紧腰带，每天只能吃上一餐。
拖欠薪资的老板声称，他会在和新客户签订新的清洁服务合约后归还相关款项，但最终他没能签下新合约，该女清洁工也因此被转调至接受清洁服务的新公司。
拖欠薪资的老板据悉借此想让女清洁工被拖欠的五个月薪资不了了之。幸好后者的侄女发现女清洁工被迫做了五个月白工，让她向人力部寻求帮助，案子最终被送到TADM。
该名积欠工资的老板在调解后，最终同意悉数奉还欠薪。
个案2： 一名81岁的洗碗工被拖欠三个月薪资，外加两天公共假期的工作收入。
更令人愤慨的是，欠薪不还的雇主还拒接她电话。
洗碗工最终在儿子的帮助下向TADM求助。
雇主在调解开始前曾“意思意思”付了1600新元，但这远远少于积欠薪资总额的4700新元。
该雇主也没有提供洗碗工薪水单，调解员Jean只能透过洗碗工的银行存折来核对她在哪些月份被拖欠薪资。
雇主最终让步，分两期全额归还拖欠该洗碗工的薪资。
调解员Jean Lee Yong指出，上述两起个案中，两位女长者在应得收入失而复得后，都忍不住大哭，释放了长期以来积压的情绪。
她说，事主一开始都对取回欠薪不抱太大希望，因为她们“真的相信公司没钱还她们”。
因此，调解员此时的职责就是为她们挺身而出，告诉雇主若他们不出席调解，事主就会向雇佣纠纷索偿庭（Employment Claims Tribunals，简称ECT）提出索偿申请。
“你想要闹上法庭吗？我会做我该做的事。”
个案3 冠病疫情高峰期间，新加坡一度实行严格的封锁措施，也让部分无良雇主有机可乘，借机克扣雇员薪资。
一名在病毒阻断措施期间居家工作的销售经理申诉，其公司在措施实施期间的两个月并未支付他的工资。
公司给予的理由是，病毒阻断措施影响了公司的营运状况，该时段“没有任何业绩”，所以该销售经理不该领取薪水。
但该员工提供了通话记录，证明自己居家办公期间，还是有与客户联系。
经过调查后，调解员核实了销售经理大多数的说法。
销售经理最终在减少声索交通津贴的部分后，成功获得了全额款项。
调解员指出，在类似情况下，她会告知雇主劳资政三方在疫情期间针对薪资和休假安排的相关建议，即任何雇佣条件的改变都应经由协议，且不能未经员工的同意，尤其不能事后才添加相关条款。
“我们总是会问雇主，员工有达到关键绩效指标（KPI）吗？身为雇主，你有责任给他分配工作，你不能说他在家里睡觉，因为是你允许他这么做的。”
有公司以病毒阻断措施期间没有业绩为由，克扣员工薪资。（商业时报）
去年拖欠薪资的投诉已有减少趋势
总体而言，经济向好时代，有关拖欠薪资的争议也会相对减少。
人力部与TADM今年7月发布的《2021年雇佣标准报告》显示，包括本地与外籍员工在内，去年一共有5882起投诉事件。
从比例上来看，去年每1000名员工有1.73人投诉雇主，比前年的2.59人显著减少。
其中，本地员工投诉雇主拖欠薪金的比例，从前年每1000名本地员工有1.61人投诉，减至1.16人，是2018年有记录以来新低。
无论如何，前述几项个案都是事主应有权利和应得工资最终获得伸张的例子。但在这以外是否仍有基本工作权利无法伸张的弱势群体，仍不得而知。
2017年成立的TADM作为劳资调解方，是否真的为双方，尤其是劳工守住应得的权利，也曾遭受质疑。
去年，妇女行动及研究协会（AWARE，简称妇协）和非营利组织“客工亦重”（TWC2）曾投书《海峡时报》，质疑TADM处理部分不当解雇个案时，以证据不足为由，不予以调解的做法。
妇协当时提到，一些涉及歧视孕妇的不当解雇，非常微妙且难以透过书面方式证明，而这会导致许多遭遇类似情况的雇员裹足不前，不敢向TADM作出申诉。
“客工亦重”则直指，TADM在处理不当解雇个案时扮演的角色，不像是调解者，反而更像是仲裁者，认为不该由TADM担当评估事件真相的角色。
人力部当时则反驳说，TADM对相关个案的评估，是调解过程中重要的一个面向。
人力部高级政务部长许宝琨今年3月进一步在国会指出，每年约有130起，或所有不当解雇个案的12%，因员工所提供的证据不足，而交由雇佣纠纷索偿庭处理。
他强调，大多数转介到雇佣纠纷索偿庭的个案，最终裁决都与TADM的评估一致，足以佐证该制度行之有效。
劳资政纠纷调解联盟成立于2017年。（联合早报）
调解员Jean说，调解员的另一工作目标就是提高新加坡人力资源的标准，确保雇主们清楚法律上的相关规定。
早前接受《联合早报》专访的另一名调解员拉妮（Rani Kaur）则透露，部分新加坡公司尤其是中小企业并不熟悉雇佣法令，例如他们可能不清楚员工在休息日上班须享双倍工资。
因此，所有调解员必须熟悉相关法令，必要时建议或教育雇主有关内容，以免他们触犯条款。
TADM制度的设立，是否改善了本地的雇佣环境，外界有必要以上述准绳予以紧密监督，确保“恶老板”无所遁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