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加坡与海上丝绸之路

URL: https://www.shicheng.news/v/xBmry
Published: 2023-01-31
Source: 狮城新闻

**如**果说印度洋、南海和爪哇海是亚洲海上贸易的动脉，那么马六甲海峡就是心脏。两千多年来，商贸活动在这些动脉中源源不断地进行。导论部分将展示古代东南亚海上贸易网络是如何逐渐形成，又如何逐渐向西延伸至印度，向东延伸至中国，最终形成一张巨大的网络，将生活在绵延上万公里海岸线上的数百万人口联系起来。而这条海上通道已经存在两千年之久。

这个海上网络有几个不同的名称，本书使用的是“海上丝绸之 路”。长久以来，人们一直使用“丝绸之路”指代始于地中海，跨越中亚，最终到达中国的陆上贸易之路。听到这个名字，人们脑海里便 会显现这样一幅画面：满载货物的长长驼队、荒无人烟的沙漠、孤零零的客栈旅舍、神出鬼没的劫匪，还有勇敢执著的商人。这些商人即便历尽千辛万苦，也要到达拥有灿烂文明的中国，然后满载珍宝踏上归途，从此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这种贸易的标志性商品就是丝绸：轻薄、柔软、耐用。在西方世界，丝绸与同等重量的黄金等值(Warmington, 1928: 175 ) 。

历史资料告诉我们，公元1世纪，丝绸也曾经由海路运往西方(Warmington, 1928 )。古代丝绸在陆地上的运输痕迹很少能保留下来，在海上的甚至根本找不到。在亚洲南部沿海地区，丝绸并不是最早被贩运的商品之一。然而，人们对丝绸的渴望却是推动7世纪贸易网络大规模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将人们熟知的“丝绸之路”一词与“海上” 连用，说明尽管陆上丝绸之路声名远播，古代东西方之间的交通和贸易很多还是通过海路进行的。

本书将带读者领略另一条路的重要意义。这条路虽然是传说中的路线，但从贸易和文化角度来讲，它比陆路更重要。在这条路上，骆驼被船只取代，黄沙漫漫的荒漠变成了浩瀚无际的大海。在这条路上，不再有荒郊野岭里的商旅客栈，有的是一串点缀在巨大亚洲大陆边缘的港口城市。不再有四处流浪的劫匪，取而代之的是出没风浪的海盗。最重要的是，贩运的货物不再是布匹这种轻量物品，而是一条船就可以运载的五万件瓷碗、玻璃香水瓶以及数百名乘客。如此想像一番，你就会开始明白，为什么人们更应该关注海上丝绸之路。

穿越中亚的著名丝绸之路尽人皆知。相比之下，海上丝绸之路却少有人问津。这也说明，直到最近一段时期，人们对早期亚洲海上贸易还是几近一无所知。作为漫长演化过程的一部分，古代新加坡在整个亚洲海上贸易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读者只有在了解早期东南亚地区海运及港口的发展历史之后，才能明白这个贸易网是多么复杂。而正是这个网络，在1300年前后，促成了新加坡兴起。

很多人相信，新加坡的历史始于1819年托马斯·史丹福·莱佛士(momas Stamford RaHes ) 爵士到达之时。但莱佛士本人对此不以为然，他的目标是要让一个曾经具有辉煌历史的古老港口城市重现于世。

一登上这个岛屿，他就立刻发现了一些古老遗迹，这让他确信新加坡早期历史的意义。甚至在到达这个岛之前，他就已经向朋友们详细讲述新加坡古代的辉煌。也许，这个话题是莱佛士搭乘印第安纳号(插图 0.01)时从餐桌上听来的。这艘船第一次将他带到这个岛上。

![新加坡与海上丝绸之路](https://www.shicheng.news/images/image/1714/17148832.avif?1675076282)





插图 0.01 印第安纳号。船长为詹姆斯·珀尔(James Pearl)。1818 年，莱佛士让这艘船从加尔各答驶往槟城，在那里以政府名义租赁了这艘船；珀尔船长用砖石作为压舱物，并进行贸易。这实际上是一个障眼法，使莱佛士借机溜进新加坡，而未引起荷兰人的察觉。1819年，莱佛士 进入新加坡后，继续使用此船一段时间。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新加坡国家文物局藏品

莱佛士的同船水手对新加坡曾是个古城的说法将信将疑。约翰 · 克劳福德 (John Crawford) 是 1819 年 1月莱佛士随行船队的一位船长， 他环视如今叫作大草场 (Padang) 的地方，写道：

我们搭建账篷的地方是一块一英里 ( 1.6 公里) 见方的平地， 其中一部分从丛林中平整出来。清澈透明的淡水小溪 (或者说小河) 穿过这里。……这块地是新加坡一个非常古老的城区和要塞 的所在地。……这里看不到一丝昔日辉煌的痕迹，也没有被人发 掘过的蛛丝马迹。至于说这里曾经有过坚固的防御工事，更是见 不到一点儿踪影， 只有那些想像力丰富的人才能看出土坡上残 存的部分土堡或土堡地基。土堡沿小溪蜿蜒而建，顺着海滩延 伸 ……。 关于土城墙的记录是史丹福爵士从一本古老的马来书中 看到的 (Moore, 1969: 20 ) 。

据莱佛士第二任妻子索菲亚说，他在 1817 年离开英国之前就认定 新加坡可以成为英国船只航行于印度和中国之间最有利的的据点。为 什么选择新加坡？在这一地区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威廉 · 法夸尔 ( William Farquhar) 上校更青睐吉里汶岛 ( Karimun Island)。该岛位于马六甲海峡南端 入口的中央。不过，据一位莱佛士传记作者所写，“莱佛士的特点就 是，在制定政治规划时，总要为自己的行动找到历史依据”(Wurtzburg, 1984: 454)。当时，马六甲掌握在荷兰人手中，这段历史可以追溯到15世纪，在东南亚尽人皆知，对此深信不疑。莱佛士很可能想压过荷兰人，将马来人的贸易吸引到马六甲前身—新加坡。1818 年 12 月 12日，莱佛士给他的老朋友，在苏门答腊岛明古连 ( Bencoolen ) 生活多年的 威廉 · 马斯登 ( William Marsden) 写信：“如果我给你的下一封信是发自新加普拉古城遗址，请你一定不要感到吃惊。”

莱佛士不断学习东南亚历史和文化。在这一过程中，他收集了 各种手稿，其中最著名的是《莱佛士第 18 号手稿》 ( Raffles Manuscript 18 ) ， 这就是已知的《马来纪年》 (Sejarah Melayu 或Malay Annals) 的最早版本 (插图 0.03 )。《莱佛士第 18 号手稿》讲述了起源于巴邻旁 (Palembang) 的马来王 室家族，以及他们移居新加坡、马六甲、柔佛和廖内的经过。在《马来纪年》的叙述中，新加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被描述为马来人 的第一贸易大港。在最早的五位马来国王统治期间，影响马来文化 形成的多个重大历史发展事件都围绕这个城市发生。据《马来纪年》 记载，后来爪哇人进攻新加普拉，马来人才不得不将都城迁移到马六甲。

莱佛士为找到关于新加坡古迹的证据感到非常满意。他写信给自己的赞助人萨默塞特公爵夫人夏洛特公主：

您可以从马斯登绘制的苏门答腊岛地图上看到，海峡北边有一个叫作新加普拉的岛，这里就是古代马来人的港口都城。在 六个多世纪前修建的要塞城墙内，我竖起了英国国旗 (Moore, 1969: 31 ) 。

![新加坡与海上丝绸之路](https://www.shicheng.news/images/image/1714/17148833.avif?1679317565)





插图 0.02 1811 年苏丹谢里夫 · 卡西姆( Sharif Kasim )写给莱佛士的信。西加里曼丹岛坤甸的苏丹谢里夫 · 卡西姆请求莱佛士，帮忙抵抗来自另一个西加里曼丹岛王国三发王国( Sambas )的海盗。三发王国联手伊拉农海盗( Ilanun pirates )袭击商人，也威胁到了英国 的利益。在这封信中，苏丹谢里夫感谢莱佛士送给他的礼物：布匹和一双金鞋。作为回赠，他 送给莱佛士两本马来文手稿：一本是律法，一本是历史传奇小说《伊斯干达苏丹传》( Hikayat Sultan Iskandar )(Gallop and Arps, 1991: 43 )。经大英图书馆允许复制。

![新加坡与海上丝绸之路](https://www.shicheng.news/images/image/1714/17148834.avif?1675076282)





插图 0.03 《莱佛士第18 号手稿》，最早的《马来纪年》版本，该版本可追溯到1612 年。考古 研究发现其与《马来纪年》中叙述的新加坡部分有众多相似之处。新加坡国家博物馆藏品

**莱佛士与考古**

莱佛士兴趣广泛，爱好文物古迹便是其中之一。虽然当时还没有 考古学这门学科，但莱佛士比他同时代的人更独具慧眼—那些人有 时会收集一些古物，但也只是出于好奇而已，而莱佛士却具有真正的 人类学头脑。他将东南亚古代各民族的艺术与文化遗存视为了解其后 代的一种手段。

1811—1816 年，莱佛士在出任爪哇总督期间，鼓励人们到丛林中 搜罗自然样品，并把古代遗物交给他。他组织绘图小组，画出古迹草图。他还努力破译碑文和手稿。这些研究工作的成果成为 1817 年《爪哇史》中的大部分内容。由此看来，他选择新加坡作为新港口也就很 好理解了。

![新加坡与海上丝绸之路](https://www.shicheng.news/images/image/1714/17148835.avif?1679317565)





插图 0.04 婆罗浮屠( Borobudur)。经佩里普拉斯出版社(香港)允许复制。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的发现**

约翰 · 克劳福在新加坡进行了有史以来最接近现代考古发掘的 活动。此约翰 · 克劳福与之前提到的、对莱佛士的观点将信将疑的约翰 · 克劳福德 (John Crawford) 船长名字相似，容易混淆。1821 年 2 月3 日， 克劳福在出使暹罗和交趾支那(越南南部)的途中到访新加坡，并来 了一次清晨闲游。1828 年，他对此次闲游的描述在伦敦发表。

克劳福误以为福康宁山 ( Fort Canning Hill ) 是东西走向，但事实上是 西北偏北到东南偏南走向。克劳福描述山坡的北面和西面大部分被砖 瓦遗址覆蓋。他的描述中唯一能确定位置的遗址是伊斯干达王 ( Iskandar Shah ) 圣墓，位于山坡东面。所以，更合理的做法是将方向“西”换成 方向“北”，以此类推。对克劳福的闲游，我将进行如下概述：

克劳福闲游的起点是这个早期英国飞地的中心，位于新加坡河北 面(如今叫作大草场)的一块平地上。在大草场的东北边缘(如今的 史丹福路)有一面坚固的土墙，墙基处16 英尺(5米)宽，8—9 英尺 (约 2.5米)高，一条小溪从旁边流过。这种特征被莱佛士和克劳福德 船长称为“要塞”或“堡垒”，在一幅 1822 年绘制的地图中，此处被清晰地标示出来，名为“新加坡古防线”(Old Linesof Singapore)，而那条小溪被称为淡水溪 ( Freshwater Stream，插图 0.05 ) 。

位于新加坡体育俱乐部对面的史丹福路以北，有一块黑漆小铁牌，是为了纪念这里曾经横跨淡水溪的一座桥。看到这块牌子的行人一定会纳闷，因为这里既没有桥，也不见小溪。淡水溪其实还在，只 是如今它的下游沿着一条名为梧槽运河的人工地下水道流走了，其上 游仍可以在史丹福路和勿拉士峇沙路(Bras Basah Road) 交汇处的索菲娅山(Mount Sophia) 附近看到，距以前的国泰大厦 (Cathay Building) 不远。

![新加坡与海上丝绸之路](https://www.shicheng.news/images/image/1714/17148836.avif?1679317565)





插图 0.05 淡水溪，如今是史丹福槽河的一部分。摄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

1918 年，荷兰学者洛菲尔 ( G. P. Rou任aer) 对新加坡古代史进行过推 测。他显然知道有这么一幅 1822 年的地图。地理学家保罗 · 惠特利虽然没有提及，但他很可能也知道这幅地图，因为他在《黄金半岛》一书中，展示了与1822 年地图中相同地点的那段城墙 (Wheatley, 1961: Fig.15 ) 。1985 年，我在撰写第一部新加坡古代史时还没见过这幅地图， 并且推测城墙是与福康宁山东南山脚相连，而不是东北山脚。现在我知道我这个推测是错误的。不过，我依然相信，“王宫和庙宇区”并不像惠特利的地图所显示，或克劳福所描述的，位于西面山坡上，而是在北面和东面的山坡上，靠近今天的圣墓位置。朝向里峇峇利路( River Valley Road) 的西南坡相当陡峭，与东北坡相比，在那里进行的考察和勘探发掘几乎没什么收获，而东北坡考古堆积非常密集，包括古代砖头建筑遗迹。

中国旅行者汪大渊提到1330年暹罗人进攻时，淡马锡人“关上大 门”。《马来纪年》也提到古代新加坡一堵城墙上会开一扇门。而克劳福的报告则称，土城墙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堤坝，上面没有任何缺口。确实可能没有必要修建城门，因为这面城墙只围绕城市的一面而不是 四面，而其他三面都拥有天然屏障—要么是水，要么是山坡。在勿 拉士峇沙公园(现新加坡管理大学所在地) 的发掘工作并没有找到证据证明古时城墙北面有人居住，所以说没有修建城门的必要。也许，福康宁山上的王宫居所由栅栏围护，围栏上开了一扇门。

克劳福在平原地带没有看到什么遗迹。除了新加坡古防线，新加坡的其他古迹主要在山上和新加坡河口处：在山上，有一块“墓地” 和一处应该是庙宇的地方；在河口处，有一块人工劈开、刻有铭文的大圆石。

1819 年，新加坡居民称这座山为“禁山”(Bukit Larangan)。莱佛士的 马来老师在自己撰写的《阿都拉传》 (Hikayat Abdullah) 中记载了法夸尔上 校与东姑 · 阿卜杜勒 · 拉赫曼 ( Tengku Abdul Rachman ) 的对话。阿卜杜勒是代表廖内苏丹国管理新加坡的地方官，又称天猛公。阿都拉记录的这 次对话也印证了《马来纪年》中记录的另一次对话。那次对话的一方 是代表岛上原有居民的因陀罗 · 博帕尔 (Indra Bopal)，另一方是代表新来 居民的首领室利帝利般那( Sri Tri Buana ) 。东姑说，普通百姓是不能上那座古代王宫山坡的。“禁山”之所以令人敬畏，还因为那里会发出奇怪的声响。即使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当地人仍相信山上有鬼魂出没。

克劳福发现山坡两侧的“绝大部分地方”被砖头地基覆蓋。他 在地基周围发现了“大量”中国陶器和当地陶器的碎片，还有中国钱 币，其年代可追溯到967年。但这些物品并不能证明早在那个年代新加坡就已经存在一个聚落了，因为这样的钱币在东南亚已经流通长达几个世纪。在苏门答腊岛东北海岸，就有宋元时期的贸易港口“中国 城”，12 世纪和 13 世纪都在使用隋、唐、五代和宋时期的钱币 ( Edwards McKinnon, 1977 )。元朝时很少铸造铜币，因为在中国已经开始大量使用 纸币 ( Kuwabara, 1928 ) 。

最大的遗迹是一处方形结构，每边长12 米，位于靠近山坡顶端 的一块阶地上。在新加坡电信大厦附近，也就是今天的福康宁山东南端，克劳福看到一些方形砂岩石块，酷似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遗址中发现的柱础。这些石块很可能是用木柱支撑屋顶的凉亭遗迹。他还发现了一个圆形石堆，石堆外有一圈低矮的方形围墙。

14 世纪的汪大渊，以及 1515 年驻马六甲的葡萄牙官员多默 · 皮列士 ( Tomé Pires ) 都曾写道，马来人的王宫一般都坐落在阶地丘陵上。因此，福康宁公园的遗迹很可能是一个古代宫殿的所在地。马来人的宫殿中常常会有一个面向百姓居住区的听众凉亭，在印尼语中叫“pendopo”，这个有柱子的建筑也许就是这种凉亭。

克劳福得知还有另外一处阶地，与这处大小相似，是一个“君 王”的陵墓。他未对这一地点做进一步的详细记录。那里有一处匆忙建造的“简陋建筑”，今天我们得知那是伊斯干达王圣墓 (插图0.10 ) 。1909 年，洛菲尔到访此地时，发现这是一处穹顶墓地，与南苏 拉威西岛上的墓地相似，而且修建时间不会早于 17 世纪。墓地没有发现可以确认墓主身份的碑文 ( Rou任aer, 1921: 64, 380 ) 。20 世纪初，罗兰 · 布 拉德尔爵士发表了一张图片，其文字说明是“新加坡伊斯干达王墓 地”(Braddell, 1982:opposite p. 57 )。图片上一座木桥跨过一条壕沟，壕沟对面 的一排柱子形成了院子的入口，院子里有一个方形屋顶的低矮建筑。一本 1892 年的旅游指南称，“经木桥跨过新加普拉老城壕沟，游客即 可进入该景点(圣墓)”( Reith, 1892: 60 ) 。

据《阿都拉传》记载，1819 年，有泉水从山坡西侧流出 ( Hill, 1962: 42 )。这泉水被称为“禁泉”( Pancur Larangan)。传说古时王室女眷都在这里洗浴。根据印尼考古发现，古代浴场非常流行。有些浴场砌砖墙或石墙，还装饰了雕像、雕刻的出水口和浮雕等艺术作品。没有人记载 过“禁泉”遗址的情况。但英国人发现泉水后，他们修建了一条水渠，将泉水引到河边的一个贮水池里，就位于今天里峇峇利路与禧街( Hill Street ) 路口附近。19 世纪 20 年代，这泓泉水为过往船只提供了全部所需淡水。这些船不必上岸，只需派小船载着木桶，逆新加坡河而上，在贮水池装满淡水即可。

**伊斯干达王圣墓**

![新加坡与海上丝绸之路](https://www.shicheng.news/images/image/1714/17148837.avif?1675076282)





插图 0.10 摄于 2010 年

![新加坡与海上丝绸之路](https://www.shicheng.news/images/image/1714/17148838.avif?1675076282)





插图 0.11 新加坡“保留地”( Reserved Plain )地图，1827 年由爱德华 · 雷克( Edward Lake ) 绘制。地图显示此地左上角为船只取水处。这一地点位于今天禧街和里峇峇利路路口。经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允许而复制。

19 世纪 30 年代，淡水需求量超过了泉水的供应能力，于是人们到山脚下打井。打井的做法显然切断了泉水的水脉。

1857 年，政府已经在山坡的西面建起两处贮水池，用来供应淡水。正因如此，北面山 脚下的一条街被称为“登路”( Tank Road ，贮水池路)，即今天的克列孟梭大道 (Clemenceau Avenue)。新加坡独立后，这里成为一个大型市政游泳池，也因此使这个有着七百年历史的遗迹保持了生机。后来，游泳池由新加坡国家公园局的福康宁办事处接手，今天叫山麓 (me Foothills ) 。

克劳福在山坡南面发现了一片生长著古老果树的小树林。这是东 南亚王宫的一大特点——王宫都建有种植了果树和花木的王家花园。这样的园子有很多，比如在井里汶、日惹、梭罗、巴厘岛和龙目岛(插图 0.12 、0.13 )。据《马来纪年》记载，新加坡的统治者家族来自巴邻旁，而在巴邻旁附近发现的 7 世纪碑铭显示，这个统治者修建了一处人间天堂似的花园。

![新加坡与海上丝绸之路](https://www.shicheng.news/images/image/1714/17148839.avif?1679317564)





插图 0.12 西爪哇岛井里汶的桑尼亚拉奇公园( Sunyaragi Garden )，建于 17 世纪，是保存最好的古代东南亚王家花园，它让我们领略到印尼园林设计师是如何将水运用到园林规划中的。

《阿都拉传》也提到在福康宁山(禁山)的山腰下有一处古老的果园，里面有形形色色的古老树木，包括杜古、酸橙、柚子、兰撒、 臭豆和耶林( Hill, 1960: 168 )。在 19 世纪初的新加坡，这些树木一定非常抢眼，因为根据现代资料所述，那时山坡上很少有高大树木。新加坡 河河口堤岸上的桃金娘属树木和野牡丹都是低矮灌木，大量生长在被 废弃的空地上。因此，这处古代遗址上生长的不是原生丛林，而是二 次生长的植物。

![新加坡与海上丝绸之路](https://www.shicheng.news/images/image/1714/17148840.avif?1679317564)





插图 0.13 龙目岛上的马悠拉花园( Mayura Garden )建于 19 世纪。位于印尼东部的王家花园 精美绝伦，令 19 世纪 90 年代最早发现这里的欧洲人叹为观止。

《马来纪年》里讲述了一个名叫巴当 (Badang) 的大力士将一块巨石 抛出王宫(很可能从福康宁山抛出)，扔到新加坡河口的故事。正是 在河口这里，克劳福看到一块砂岩巨石。孟加拉亚洲学会副秘书莱德雷 (J. W. Laidlay) 描述过 1819 年 6 月发现这块巨石的经过：“1819 年，新加坡河入海口南面的岩石地带还覆蓋着茂密的丛林和灌木，英国海 军雇佣的一些孟加拉水手发现了这块石头。”(Laidlay, 1848: 70 ) 根据阿都 拉 · 文西 (Abdullah Munshi) 所述，那块巨石是在取石填沼泽时被发现的。那片沼泽就是今天的莱佛士坊 ( RaHes Place ) 所在地。不远处的另一块石 头被“海人”(orang laut) —生活在船上的移动部落，第一章将介绍更 多关于他们的信息—称为“剑鱼头”( Batu Kepala Todak)。他们将此石视 为宗教神物。阿都拉说：“他们的习俗是，重大协议都要在此地(石 头处)达成，因为他们认为此石具有神力。他们还会祭拜这块石头， 用长幡加以装饰。”( Hill, 1960: 145, 165– 166 )。洛菲尔则误将新加坡古石碑( Singapore Stone ) 与“剑鱼头”混为一谈，认为两块石头是同一块( Rou任aer, 1921: 33 ) 。

这块巨石被一分为二。开成两块的完整巨石一般会顺着直线裂开，这样就能得到两块对称的、表面相对平滑的石块。人们开石很可能是需要平滑的表面来刻字。这块石头高3 米，宽 3 米，一面已经凿刻，留下一圈凸起的边缘。石头内侧宽2.1 米、高 1.5 米的面积上刻有 50—52 行不明文字。住在加尔各答的东方学学者普林西普 (J. Prinsep) 研究了这块石头的拓印图，发现其中 40 行文字可以辨认，但开头的 12 行文字被抹掉了。他没有解释为什么会这样，或者怎么变成这样的。

1843 年，这块巨石被炸毁，因为军方征用此处来修建浮尔顿堡垒( Fort Fullerton) 司令部。后来这里陆续使用过不同名称：炮兵连、浮尔顿堡垒，以及船务总管办公室。新加坡独立后，又在原址上竖立新的鱼尾狮纪念碑。不过，21世纪初，这个碑被向南挪动了100米。

英国军官詹姆斯 · 洛 (James Low) 上校对古迹情有独钟。他在古石被炸毁后不久才来到这里，设法抢救出几块残片。他聘请了一位华人工 匠，将这些残片修成小块的石板。洛写道：“不过，这些小块石头上的 铭文恰好是整个铭文中最清晰的(如果‘清晰’一词在这里真的适用 的话)。”他将三块石板寄往加尔各答。石板于 1848 年 6 月到达目的地(Low, 1848: 65–66 ) 。

另一位官员巴特沃斯上校( W. J. Butterworth ，1843—1855 年任新加坡海峡殖民地总督)在河对岸找到巨石的另一块残片，地点是新加坡财 政部(也就是今天的皇后坊 \[Empress Place\])的游廊上。卫兵将这块残片 当作凳子使用。巴特沃斯命人将残片送到他位于政府山(后来的福康 宁山)的办公室，后来又送到加尔各答。似乎还有人找到一些残片， 但随后又下落不明。举例来说，里德 ( W. H. Read) 曾“在政府官邸(今 天的福康宁)的角落里见到一大块碑铭残片。但是，有一次总督去槟 城出差，在他离开新加坡期间，一些犯人因为需要石料翻修公路，擅 自撬走了这件珍贵的文物”( Rou任aer, 1921: 54)。就这样，这块古石的残片 如今散落在从新加坡河到福康宁山的大范围地区内。

1918 年，莱佛士博物馆及图书馆管理委员会要求将古石残片归 还新加坡。加尔各答博物馆同意将它们作为长期租借文物送回新加 坡。《1919 年莱佛士博物馆及图书馆年度报告》称，新加坡古石碑的 一块残片已经以无限期租借的方式由印度博物馆受托人送回。2013 年， 在我撰写本书期间，这块古石残片正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展出 (插图0.14 ) ，其他残片很可能仍留在加尔各答。

1989 年，时任新加坡国家博物馆馆长的柯宗源先生和我一起，访 问了加尔各答博物馆的接替机构印度博物馆，并向馆长询问另外两 块残片现存何处。他们告知，那些残片很可能在博物馆储藏区的某个 地方。至于残片的具体下落，他们也说不清楚。大家不妨回想一下电影《夺宝奇兵》中的最后场景，再联想一下藏在印度博物馆储藏区的 古石残片。那可是一座巨大的仓库。但愿这些残片有朝一日能够重见天日。

![新加坡与海上丝绸之路](https://www.shicheng.news/images/image/1714/17148841.avif?1675076282)





插图 0.14 新加坡古石碑上刻有很长的文字，但被军事工程师爆破炸碎，只能估算其年代有 700— 1000 年之久。石头上的文字与那个时期苏门答腊岛上使用的文字相近，里面至少有一部 分梵文。新加坡国家文物局属下国家博物馆提供

在之后的 85 年里，新加坡考古并未增添新的重要发现。山坡的顶 部原本呈锥形，19 世纪 50 年代后期修建福康宁要塞时被推平。虽然山顶地带可能藏有大量遗物，但一直没有发现文物的报告。1928 年，要塞被拆除，人们修建了一个占地7 英亩(3 公顷)的水库。在施工过程中，发现了一批金首饰，其中包括一个臂环、一批耳饰，以及一枚设计独特的指环。这批遗物被发现的深度为10 英尺(3 米)，在原有的地表下(即山顶被推平之前的深度，见第五章)。

指环上剔刻了一只鹅、一个梭罗(位于中爪哇)王室标志，以及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梵天的坐骑标志。发现的臂环有两只，但保存 下来的只有一只，另一只在20 世纪 40 年代与指环一同丢失。臂环上 刻着伽罗的面孔。在印度神话中，伽罗偷了长生不老药，想自己喝下 去。毗湿奴用剑割下他的头颅。但伽罗头颅的上半部已经触到长生不 老药，所以不会死去。正因如此，伽罗的头像象征着永生不灭。伽罗 头像是8— 15 世纪爪哇庙宇中普遍的浮雕主题，也常被用作雕像的装 饰。在西苏门答腊岛发现的一幅 14 世纪大型浮雕就有非常相似的装饰 (插图 0.15)。荷兰考古学家卡伦菲尔 ( P. V. van Stein Callenfels ) 具有丰富的爪哇 生活经历。他指出，在福康宁发现的金首饰让他想起 14 世纪那些工艺 精湛的爪哇岛文物 (Winstedt, 1969) 。

宝琳 · 舒雷尔 ( Pauline Scheurleer) 是一位专门研究古代爪哇金属工艺 的当代学者。她在 2001 年 8 月22 日的一封信中告诉我，她不太相信对 伽罗头像 (插图 0.16)的考证。至于那批文物，她写道：

那些饰品属于我非常熟悉的爪哇类型，但有一件例外：那对有克提穆卡 ( kirttimukha ，伽罗装饰品的别名 ) 形状扣环的臂镯。我很肯定，这对臂镯来自南印度，而且我认为其年代也比较“晚”。我不知道具体有多晚，大概 18 世纪吧。不过，也许是 我搞错了。可以将克提穆卡比对克丽媞娜和库玛(Usha R. Bala Krishnan and Meera Sushil Kumar)所著《孔雀之舞》(Dance of the Peacock ，1999 年出版于德里 )第 152 号插图，以及尼甘姆 ( M. L. Nigam) 所著《印度首饰》( Indian Jewellery ，1999 年出版于新德里) 第36 页。手镯类型可以比对尼甘姆 著《印度首饰》 第85 页提到的 18 世纪拉贾斯坦邦 (Rajasthan) 莫卧儿王朝风格。

![新加坡与海上丝绸之路](https://www.shicheng.news/images/image/1714/17148842.avif?1675076282)





插图 0.15 在西苏门答腊岛巴当洛克( Padang Roco )发现的 14 世纪派 勒瓦( Bhairawa )雕像上的伽罗头饰

![新加坡与海上丝绸之路](https://www.shicheng.news/images/image/1714/17148843.avif?1675076282)





插图 0.16 1926 年在福康宁发现的金伽罗头饰。新加坡国家博物馆藏品

的确，伽罗头像臂环看起来非常具有印度风格—繁复的图案设 计、脸部周围凸起的瘤状、面孔形状等，都并非爪哇风格。臂环还有 精巧的环扣装置，可以打开和关闭，便于戴上和取下。另一方面，报告称这些文物都在同一地点被发现，所以它们的年代应该非常接近。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人指出指环和耳饰是较晚时期的文物。

文物的风格差异也许说明，这件伽罗头饰与“爪哇风格”金首饰是在不同地方打造的。人们对苏门答腊岛 14 世纪金器制造技艺一无所知。在西苏门答腊岛曾发现一个印度语(泰米尔语)碑文。那里距 14 世纪的阿迭多跋摩 (Adityawarman) 宫殿不远，而阿迭多跋摩自称“金岛 之王”(Kanakamedinindra)。印度首饰也许在 14 世纪已经传入新加坡，或者说，苏门答腊 – 新加坡地区的金器与印度金器具有相同的风格特征。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苏门答腊 – 马来金器制作技艺影响了印度工艺。印度民间流传，至少有一位苏门答腊金匠去过印度。

发现这些遗物的地点距圣墓只有几米之遥。1928 年，在福康宁山顶发现遗物的地点如今被围在山顶蓄水池的栅栏里，用一个小型混凝土建筑标记出确切地点(插图 0.17) ，并禁止考古研究工作。

1928 年这批金器被发现后，再没有新的发现引起公众的关注。在接下来几十年里，新加坡古防线、新加坡古石碑，甚至是这批金首饰都被人们遗忘了。新加坡公众已经习惯性地认为，新加坡是由史丹福 · 莱佛士爵士于 1819 年 1月“建立”的。讽刺的是，莱佛士本人并未如此自诩。他一直把自己在新加坡建立英国定居点的工作描述成振兴一座古代贸易港口。

![新加坡与海上丝绸之路](https://www.shicheng.news/images/image/1714/17148844.avif?1675076283)





插图 0.17 伽罗头像就是在图中人物身后的小型建筑中被发现的

1984—2012年，这 28 年是一段特别有意思的时期，新加坡考古工作对14—16 世纪该岛中南部居民的生活状况有了新的发现。这些考古遗址让我们确认了古代文献的内容，即新加坡在 1300 年后不久，已经成为一个重要港口。这项研究证实，沿新加坡河可以很快发展起一个城镇，并达到相当高的繁荣程度。这种繁荣状况在 14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持续。沿着河岸曾出现过几种制造业活动。当时的新加坡居民从中国和印度进口种类繁多的物品，有些舶来品质地精良。这个聚居地在 15 世纪马六甲苏丹国统治时期逐渐萎缩，但直到17 世纪初，这里一直是马六甲及其后继者柔佛 – 廖内国的重要贸易基地。

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已经改变了我们对古代 新加坡的认识。如今，我们已经知道，新加坡是14 世纪东南亚最著名 的城市，这里也是被确认的最古老的华人社区所在地。今后，人们可 以在新加坡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研究早期华人移民对整个东南 亚社会的影响。考古数据显示，华人移民、当地官员以及来自东南亚 各地的商人相互合作，最终使这个位于亚洲海上贸易交汇处、地理位 置具有战略意义的港口迅速发展。

古代新加坡与马六甲海峡的其他早期港口城市具有一些大致相同的特点，但是，它也有独特之处。这些独特之处也许就在于与中国的密切关系，以及华人社区的发展壮大。这些华人处于我们今天所称的马来人统治之下。当时居住在新加坡的很可能还有来自亚洲其他地区的商人，包括印尼人、印度人和斯里兰卡人。他们组成的多族群社会，与莱佛士振兴这个古代港口后的情形非常相似。没有证据显示这里曾经发生过文化冲突。古代新加坡的各族群似乎建立起一种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他们都明白，携手合作能够带来利益。

新加坡的黄金时代在 1400 年前戛然而止。不过，考古遗迹证明，该岛并未被人遗弃。它沿着新加坡河建起的居民区继续与外部世界保持贸易联系，直到1600 年前后。随之而来的是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真空期，一直延续到 1800 年左右。

1811 年前后，又有居民生活在新加坡河沿岸，他们是一小群附属于民丹岛 ( Bintan Island) 廖内苏丹国的居民。

莱佛士到达新加坡时的情况就是这样。他的目的并不是建立一个新港口，而是恢复新加坡昔日的辉煌，因为他相信新加坡曾经是盛极一时的马来贸易中心。他的观点虽然有一部分是错误的(南苏门答腊的进出口贸易城市比新加坡早几个世纪)，但也并非完全错误。只是人们又花了近两个世纪才证明他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

![新加坡与海上丝绸之路](https://www.shicheng.news/images/image/1714/17148845.avif?1679317564)





受权刊发，选自《新加坡与海上丝绸之路：1300—1800》约翰·N.密西 著，潘一宁/戴宁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1月。

本书第一章将描述东南亚最早的主要港口。介绍这个背景非常有必要，这为解读古代新加坡提供了历史视角。古代新加坡从未成为一个主要的政治中心，但东南亚各大帝国为了控制新加坡却不断斗争。也许正是因为新加坡在地理、政治上的边缘地位，它吸引了早期华人来此定居。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各大港口对外国人都实施各种限制措施，相比之下，在小一些的港口，商人会有更多的自由和更大的活动空间。

南海作为一个文化摇篮，一直与地中海相提并论。这种对比也 许有些道理，却没能体现出东南亚特有的复杂性。新加坡周边的城市化发展与欧洲或者亚洲其他主要地区的情况有所不同。东南亚人口稀 少，具有高度的生态多样性，有利于形成不同的发展轨迹。

学者们如今仍在努力解决如何有创意地思考东南亚聚落问题，也就是人们现在所说的城市的形成和演化过程问题。新加坡就是东南亚最早的城市遗址之一。关于这一大片地区的人口分布、文物和人们从事的活动，我们已经找到详细信息。通过讲述封存在这些文物中的故事，我们可以描绘出古代新加坡的生活场景。读者可以自行判断这里 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俗是否与现在截然不同，或者似曾相识。古代新加坡在亚洲海上贸易发展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它在 14 世纪的兴起是一个长期发展的结果。本书第一章到第三章概述了一些涉及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新重要发现，而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为新加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奠定了基础。

第四章概述了有关古代新加坡的历史资料。如今，考古发现让人们对 14 世纪的新加坡有了新的认识。第五章到第十一章提供了新加坡第一个 25 年的考古研究历程，并对主要考古发现进行了描述。研究工作还在进行中，未来的发现将揭示这一古老城市更多的生活侧面。目前我们已经拥有 50 万件古代新加坡文物，足够让我们对这个城市作出 详细的总结。

为了便于专业人士阅读，本书对考古研究的方式、信息采集的方法，以及由一个证据引发的多种推论进行了大量技术性描述。有些读者可能会觉得这种描述枯燥无味，但这个过程将阐明为什么关于新加 坡历史的诸多论断在今天都被认为是谬误。我也在努力使这种讨论能够被更多的大众读者所接受，同时涵盖充足的科学的资料，以便考古 学家能够判断此书的结论是否站得住脚。毫无疑问，未来的研究将会 纠正其中一些结论。

28 年间逐渐积累起来的数万件小残件使古代新加坡复杂的社会经济状况慢慢露出真容。发现的文物很少有完好无损的，而且至今尚未发现墓葬。所有这些文物都曾被视为无用之物而丢弃。如果不具备专业眼光，是很难辨认出这些文物的。也正因如此，古代新加坡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躲过了人们的搜寻。

比起 14 世纪的新加坡，15 世纪以后的古代新加坡信息反而不那么全面、详细，但我们仍可以利用这些少量的数据描绘出 15 世纪以后新加坡的大致生活场景。这一时期是马六甲苏丹国及其后继者柔佛 – 廖内王国统治的时期，一直持续到1600 年前后。在沉寂了近两百年之 后，新加坡又恢复了生机。1811 年，新加坡河口一带又开始有人居住， 随后在 1819 年开始了殖民地时期。虽然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的新加坡考古是另一个话题，但将殖民地前的新加坡与殖民地时期的新加坡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个有着大量华人居住的港口，500 年前后两个时期里的生活是多么不同。殖民地时期的考古是本书第十二章的主题。

新加坡考古有三个重要启示。第一，新加坡拥有重要的考古资料供人们探索。这一点在 1984 年之前很少有人想到。即便是今天，也很少有新加坡人认为这个国家有潜力，可以为广泛研究人类历史提供重要数据。第二，古代新加坡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这里建有防御工事。这在当时的东南亚地区实属罕见。而且这里的居民拥有不同种类的手工制品，这些手工制品在别的地方尚未被发现。第三，新加坡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小城市，不同种族汇聚于此，各行各业兴旺发达，进口商品琳琅满目。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里确实可以与地中海沿岸同时代的贸易港口相媲美。

也许在新加坡开埠之前，华人“移民群体”早已开始形成。但是，我们对其历史和稳定性，甚至早期定居点几乎一无所知。新加坡 的考古数据让我们第一次可靠地了解到最早的华人移民定居东南亚的大致情况。新加坡还让我们清晰地了解到，欧洲人到来之前的东南亚贸易制度是如何运作的。虽然这方面的文章已有不少，但史料相当缺 乏。28 年的新加坡考古发掘积累了大量数据，可以让学者探讨各种问题，如贸易货物的类别，远程贸易与当地贸易制度间的相互作用，等等。

新加坡是被彻底发掘过的东南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所收集的数据可以用来研究前殖民地时期的东南亚城市化问题，以及更广泛的热带地区城市化问题。这些问题的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

我希望本书的出版可以提升新加坡人的意识，让他们认识到这个小岛国的兴起并非现代历史上的偶然现象，它拥有悠久的历史，值得更广泛的重视。新加坡是东南亚最古老的都城之一：比雅加达古老，比阿瑜陀耶(Ayutthaya) 古老，也比马尼拉或仰光古老。尽管在 1600 年 到 1800 年这里一度无人居住，出现了200 年的历史空白，多数社会还是会因为了解到自己曾经拥有一段厚重的历史而感到欣慰。新加坡的古代历史可以成为奇迹和灵感的源泉，理解这一点会让很多人受到启迪。希望对新加坡考古的描述能使更多人放飞想像，获得乐趣。他们可以想像，在不同的时代生活在同一个地方，将会是怎样一幅景象。



 







**![新加坡与海上丝绸之路](https://www.shicheng.news/images/image/1714/17148850.avif?16793175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