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加坡华人：33%说英语，48%说普通话，19%说汉语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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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2020-04-23
Source: 狮城新闻

新加坡华人人口将近280万，占全国总人口74%以上，是大中华地区外唯一的华人主体国家。

181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打开了新加坡市场，港口全面开放，新的商机浮现。

而从19世纪开始，中国逐渐处于内忧外患中，人民深受贫困、饥饿和战争之苦，部分东南沿海的汉人不断漂洋过海来到新加坡谋生。华人们将中国的丝绸和茶叶通过新加坡，转售给欧洲商人，然后将印度的商品带回中国。

在资讯不发达的年代，大部分人来新加坡的中国人都是通过宗亲关系相互推荐，他们的文化程度都不算高，没有一技之长，且还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他们只能通过宗亲力量抱团取暖，逐步形成了各种小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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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内政局波动、战乱频繁，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新加坡经历了两波华人移民浪潮。说粤语的广府人、说闽南语的福建人、说潮汕话的潮州人成为了新加坡三支最具有影响力的社群。

除此之外，还有客家人、海南人、上海人等的社群，新加坡拥有大大小小的汉族民系（按方言）大概20个。

尽管华人占据绝对优势，但新加坡人的凝聚力还不算特别强。华人的祖籍十分复杂，由于已经身处一个华人为主的社会，在没有种族纷争的前提下，华人统一的身份认同并不突出。

在大英帝国的“庇护”下，新加坡当时的内外环境良好，不用担心外敌入侵，各种族和睦相处，华人依旧会根据所属的民系、方言而形成“小团体”。

用新加坡语言学者的话说，当年的新加坡语言环境就像一片热带雨林，杂草丛生，很乱但又欣欣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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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四种官方语言

一、重塑身份认同、凝聚华人力量

到了二战，国际形势急剧变化，华人统一意识的由来。1942年2月15日（农历新年），新加坡英军向日军投降，新加坡开始了3年的日据时期。

由于新加坡是华人主体社会，且华人积极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为报复新加坡对中国抗战的支援，日本对新加坡进行了统治，将近2万新加坡华人被进行了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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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华人汇款回国、义捐之数达50亿元，而1939年中国政府的战费才不过18亿

日军的暴行激起了华人们共同的身份认同。日本战败后，英军重返新加坡，但威信已大打折扣，大英帝国不再战无不胜，也间接的增强华人的“独立自主”的政治意识。

“去殖民化”浪潮下，英国逐渐让殖民地自治和独立，新加坡要资源没资源，要土地没土地，选择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或许在当时是一个最佳选择。但由于马来西亚方面执意要建立“马来人的马来西亚”，华人主体的新加坡最终被踢出联邦。1965年，新加坡被迫走向独立。

在这段时期，新加坡华人估计是最不好受的，面对来自马来西亚、印尼频繁的排华暴动，夹缝生存的新加坡担忧未来该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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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赞成、0票反对，大马国会将新加坡驱逐，图为1965年李光耀在国家电视台节目上哭泣

从日据时期到新加坡建国，新加坡的华人摆脱了以往“小团体”单打独斗的状态，逐步建立了统一的身份认同。

在建国初期，面对险恶的地缘环境，新加坡领导人更要凝聚国人的力量，统一的思想和意识基础已经建立起来，提高华人身份认同还需完成最后一步—语言的统一。

二、“普通话”该怎么选？

由于被印尼、马来西亚这两个伊斯兰文化国家包围，且新加坡国内仍有部分马来人和印度人，因此，领导人李光耀强调“种族平等”的意识，淡化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的差异，强调统一的“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

虽然英国人从1819年开始就到了这里开埠通商，但英语仅是新加坡上层精英通用的语言，对于平民百姓而言，无论是当时中国的普通话、还是更具有国际化的英语，都离他们很远，也与他们没有太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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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两个伊斯兰大国包围，新加坡很多事情都身不由己

为了找到各个种族的平衡点，新加坡决定把英语作为国家最通行的语言和各民族共同语。但经历了日本侵略、被驱逐大马联邦后，新加坡华人的身份认同也越来越明显。

脱离联邦后的一年（1966年），李光耀实施“双语计划”，即新加坡国民需掌握英语和本民族语。但华人籍贯复杂，如何选择一个共同的华语成为了当前需要讨论的问题。

由于祖籍福建的人占最多（40%），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福建话（闽南话）成为了所有华人的共同语。但最终，李光耀决定把中国的北京官话作为华人共同语。

然而，新加坡的华人构成里，来自北方的汉人少之又少，说北方官话的人更是微乎其微（2%左右），但为何新加坡依旧选择把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普通话（国语）作为官方的汉语，而不是福建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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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福宫—闽南人在新加坡最早的寺庙，福建话在新加坡长期为共同汉语

首先，新加坡在建国初期就急需发展经济，作为一个没有战略纵深的弹丸小国，新加坡人的生存意识十分强烈，做事讲究“实用性”。

放眼世界的华人圈，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均把北京官话作为官方汉语，从实用性来说，北方方言更具有竞争力。李光耀当时就意识到中国的未来潜力无限，推行与中国一样的普通话有更大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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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领导人非常讲究高效、实用，1969年设计出了一套自己的简体字表，1976年后完全采用了中国大陆的简体字

其次，新加坡最具有代表性的三支华人群体—福建人、潮州人、广府人，在华人人数中的占比均不超过50%，三个群体势力彼此较为平衡。

如果执意选择福建话作为统一的华语，并在教育系统中使用，也许会招致其他华人民系的不满，而选择较为“中立”的北方官话就没有这方面的顾虑。

尽管新加坡已经选定了与中国一样的普通话，并称之为“华语”，但当时提倡更多的是华人三语能力（英语、华语、汉语方言）。李光耀觉得，基于新加坡弹丸小国的国情，如果过分在这语言问题上耗功夫而不去考虑经济民生等问题，新加坡连立国之本都没有。

华人使用不同方言这个根深蒂固的习惯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国民交流并没有优先使用华语，且三语能力不符合领导人讲究实用性的初衷，领导人认为这对大多数人来说负担过重。

出于政治经济的顾虑，为了有效推广国家政策，1979年，新加坡设立推广华语理事会，从官方层面进行“讲华语运动”。

三、限制方言，强力推英推普

李光耀认为，国民的华语能力之所以不强，是因为方言的大范围使用。政府决定“净化”新加坡的中文环境，限制各种汉语方言的使用。

“讲华语运动”的初衷是让所有年轻华人在5年内停止讲方言，10年内在公共场合掌握流利的华语。为了打破方言群的隔阂，创造一个纯净的华语环境，1979年开始，“讲华语运动”每一年都制定年度目标，并设计一个口号。

从1981年开始，电视和广播的汉语方言节目几乎停播，只允许少量播放。传统媒介中的方言不再被鼓励，方言逐步收窄成为家庭用语。在学校里，学生讲方言被罚款，有些甚至还得把“我不再讲方言”写几百遍。

没想到，推广华语运动开始几年后，就连华语也要为英语让路了。在建国的头20年，以英语为国家通用语的政策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通过发展转口贸易和承接西方产业转移，新加坡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英语牢牢占据主导位置。

即便官方层面依旧推广华语，但英语带来的经济效益是新加坡领导人不能拒绝的，新加坡推广英语的力度要明显大于推广华语。

为了进一步方便学习和掌握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吸引西方国家投资，拉近华裔、印度裔、马来裔的团结，政府鼓励华人读英校，而早期的华校毕业生常遭遇就业问题。

新加坡唯一的中文大学—南洋大学也并入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后来，新加坡对以华语为媒介的华校关停并转，所有中学以英语为教学语言，华语逐渐成为外语课。

四、华语推广效果好，但也饱受质疑

讲华语运动开展将近40多年，基于北方方言的新加坡“华语”掌握人数大增，成为了华人共同的通用语，形成了具有新加坡特色、有别于中国普通话的一种当地文化符号。

但新加坡对英语的偏重，让推广华语的效果大打折扣，部分原本以方言为家庭语言的华人并没有改说华语，而改说了英语，以英语为家庭语言的华人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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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说方言的家庭直接改为说英语，而不是华语

因为实行英语为第一语言的政策，华人的中文水平参差不齐，虽然普通的华语交流不成问题，但华人普遍的中文能力远不如马来西亚，更不及大中华地区。

在英语、华语的双重“威胁”下，新加坡的汉语方言更是逐渐式微，尤其是新加坡的华裔90后，华语能力不行，方言又不会说，而最终索性把英语当成母语的现象比比皆是。

建国50多年来，凭借着华人的勤奋与智慧，新加坡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富有活力的华人社会之一。新加坡的成功固然与它的地理位置有关，但政府的语言政策也在幕后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然，新加坡政府并非没有后顾之忧，一方面，新加坡意识到英语带来的巨大效益，英语为国家通用语的地位不会改变。

另一方面，随着国家富裕起来，加上中国经济在21世纪步入快车道，越来越多华人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重寻中华文化之根，不愿国家全盘西化。

近年来，新加坡试图调整和扭转这状况，想搭上中国经济腾飞顺风车的新加坡政府不惜拿出巨资聘请中国老师，本地兴起了中国文化通识课、中文课。

此外，政府对汉语方言的态度也有所改变，逐步放开对于汉语方言的限制，福建话、粤语、客家话方言节目重新回到电视频道，越来越多华人愿意学习祖先的语言。

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看，新加坡无疑是成功的，但碍于国土有限，地缘文化环境不友好，国际关系的变化莫测，新加坡的文化政策也时常在东西方中摇摆。

但国父李光耀曾告诫新加坡国民，华人不属于西方文明，不了解本民族文化，就会在两种文化中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