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迪 (Antti Toivonen) 很不一样。既是创意人，也是本地电影《中峇鲁俱乐部》的编剧。他是芬兰人，来到生活节奏快、宛如压力锅的新加坡，一住就是13年，没想要离开。
在2022年全球快乐指数榜上，芬兰蝉联五年第一，是全球最快乐的国家，新加坡排名第27。是什么让他来了又留下？在这弹丸小国会更快乐吗？
▲芬兰属北欧五国之一，人口约556万人，地大人稀，75%的面积为森林覆蓋着。红色小屋是安迪的邻居家，附近就有这片望海看日落的角落，临时架起的烤炉上正是安迪最回味的家乡香肠。
“我在新加坡，不会比在芬兰笑得少！”置身小小狮岛，安迪很快乐。两个多小时的访问，安迪笑容满满。
“对芬兰人来说，快乐，是对生活的满足和喜悦。”
44岁的安迪，来自芬兰第二大城市坦佩雷市 (Tampere)。2009年10月来新后，辗转为三家美国创意公司的新加坡办事处担任广告创意职务，2019年在新创业，与友人成立 Superson 创意公司，主要协助企业定位、市场促销及广告宣传，在新加坡和芬兰都有业务，安迪负责本地业务。
电话约他在中峇鲁见面。1.8米高的老外，中等身材，很容易认出来。尤其是一身绘著许多猫的上衣，色彩斑斓、亮眼。没踏进咖啡馆前，他递给兜售纸巾的老伯两元，拿了两包纸巾，频说“two, enough”。
上午10点未到，正午的热却早到。啜著一天的第三杯咖啡，安迪很快地就和笔者及摄影师熟络起来，侃侃而谈，满足众人对他这个“来自快乐国在这里还快乐吗？”的好奇。
“嗯，的确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在新加坡，我很快乐！因为我能从事全新事务，像接触不一样的文化、创办不一样的公司、写剧本拍电影，按自己的梦想，过自己向往的生活！”
越说越兴奋的语气，安迪的快乐，就这样简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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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热也OK！
2009年2月，安迪在老家，“那年的冬天，实在太冷了，就想去一个不用穿这么多冬衣的地方。”芬兰夏季的平均20摄氏度，冬季最低零下30度。
安迪告诉朋友，芬兰太小太冷，自己要去看世界。想到就做，开始把履历表投寄世界各隅，纽约、柏林、伦敦、雪梨、上海、新加坡等，只要比芬兰暖和都行。一个月后，一家美国广告创意公司有了回音，问他有没有兴趣到新加坡的分行工作。
“我没多想就答应了。”为了对自己“出走”负责，他要自己许诺，不能投诉岛国的热。
“当年就是为了避寒而来，所以我告诉自己，绝不能抱怨天气很热。”
忍了一年半，某个正午，他脱口而出：“哇塞！这天气怎么这般鬼热！”才说完，他边擦汗边笑说：“能忍这么久，算是不错了！这里的确很热！怎么可能不抱怨呢！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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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本地生活圈
旅居海外者初入异乡，常会选择加入同乡会。可是安迪却刻意选择不加入本地的芬兰人俱乐部，执意踏出舒适圈，想认识同事或工作以外的本地人，“这样才能真正地融入其中，了解当地文化，体验当地生活。”
新加坡人的拘谨羞涩，让他的这一步，走得不太容易。幸好，一位马来朋友打破了隔阂。
“那时我刚到新加坡几个星期，下班后到餐馆独饮，忽然有个马来年轻人走来问我，想不想和他的朋友们一起聊，就这样，他伸出的友谊之手，帮我开启了一扇朋友圈的门。”
两人至今已成好友，一个月总会聚上几次，天南地北，分享梦想。而安迪也找到了一群工作以外的本地朋友。
或许得益于此，安迪相当抗拒搞小圈子。对于那些不愿放下身段去理解当地人的外国人，“我想对他们喊话，不要自以为是，不要以自己的认知，来价值判断异地的风土人情，也不要以为自己过去的生活经验就一定正确。我们应该从当地人的角度去思考当地人的行为。”
新加坡作为国际大都会，外国人随处可见，而且从外观和城市化发展来看，甚至比一些西方国家还先进。因此外国人来新后，会觉得很熟悉，会以为自己理解新加坡。
但住上一段时间，就会发现西方的处事做法和对事物的认知，并不能准确地拿捏新加坡人的心态和本区域的动脉。以文化为例，新加坡常被喻为“文化沙漠”，安迪却有不同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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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中发现创意
“世界所有地方都蕴藏着丰富文化，只是展现途径或媒介不同。西方人把丰富的艺术活动如音乐会、艺廊等有形的展现，当成文化的表述。在新加坡，文化是隐藏在食物和家庭中，渗透在日常里。而这些地方，恰恰让创意发挥得淋漓尽致。”
狮岛的美食文化更是让他叹为观止。不论是平民的三餐或高档饮食，创意的餐馆和食物随处可见，从布置装潢到食品摆设，从食材配搭到呈现手法，无不流露浓浓创意。即便是家里烹煮的食物，也别有特色，蕴藏着其习俗和文化含义。
“新加坡人对这方面的创意非常支持，大家都精致细腻地对待每口进入嘴里的食物。我来到新加坡后，才知道自己过去的吃法太原始了！在芬兰，吃只是为了生存。”
创意是打破固有框架，跳出刻板模式，勇于挑战突破。
安迪认为，近年来借助社交媒体，他看到新加坡和本区域许多极富创意广告和动画等作品，“我一直相信世上所有人都拥有好的创意点子，只是呈现途径不同或是还没有被发掘出来。”
然而，或许是新加坡人过于在乎成败，对公开自己的失败持有负面的看法，间接影响了创意的发挥。
“创意，必须要尝试，接受无可掌控的未知，要愿意公开坦然地接受失败，甚至偶尔体验崩溃或燃烧自己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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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探索
安迪坦言，撇开个人性格不谈，国情不同确实影响创意的发挥。芬兰的社会福利制度为失业者提供一定保障，解除生活上的担忧和顾虑，自能鼓励多些人去探索未知，不视失败为丢人羞耻之事。
但在新加坡，财务上的后果是现实真切的，看两国人的储蓄观就能窥知一二。芬兰人是没有储蓄的传统的。
安迪说，“像我说要拍电影，芬兰的朋友祝我好运，不当一回事；但新加坡的朋友，却会问我是真的吗，有种担心又告诫我的意味。”
两地不同的环境，也自然影响心态。
“芬兰75%被森林覆蓋，最高建筑在首都赫尔辛基，高134米，全国楼高超过百米的大厦不超过五栋。新加坡最高楼是284米高的国浩大厦，楼高超过200米的目前就有32栋。
▲安迪芬兰家乡附近的湖景
芬兰北部，温驯的驯鹿自由地在树林里活动，开车穿过这些树林时，常得鸣车笛提醒驯鹿让路。每只驯鹿都有自己的主人，季节一到，主人就四处找回自己的驯鹿。”在这之前，难道没人会把驯鹿偷走吗？
安迪解释，“理论上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我没听说过。在芬兰，大家都重视大自然，是比较原始、朴实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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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如鱼得水
2009年来新的第一个创意项目就负责新航的国际广告，之后两年半也陆续参与新航其他的市场宣传项目，对新航怀有份特殊感情。
不过安迪觉得，虽然服务的国际公司不同，但很多决策最终由海外高层决定。10年下来，他更想为自己的创意作品带入更多属于这个区域的独特之处。
2019年创业不到半年，恰逢冠病疫情爆发，生意颇受冲击。所幸阻断期间还能陆续找到新客户，维持经营。
是不是金发白肤，让他在亚洲市场较能如鱼得水？
安迪不温不火地说，“不可否认的，这种现象是存在的。但芬兰在欧洲的边缘，我虽然是白种人，可如果是在英国，我不会享有半点好处，因为我的英语说得不够好。在新加坡，可能是我的成长背景，想做就做、不太顾虑职衔尊卑、不太理会规矩，所以有点优势吧。”
他接着又补充一句，“我成长的文化背景有点古怪吧！哈哈！”然后又一脸严肃地说，“受薪和创业是全然不同的挑战，创业者必须是筑梦逐梦的人，需要努力、持之以恒。坚持去做，不断重复去做。”
就算是创意事业，也非一蹴而就，他身边许多做出成绩的画家、作家朋友，都历经至少10年的磨砺与坚持。
岁月改变人的看法和心态。来新六年后，他决定以此为家，完全打消了跳板的想法。“我认真思考过，既已花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建立联系网，努力去了解新加坡和周边区域的文化，这里也可建立自己的事业，做我爱做的事，留下是再明显不过的选择。”
“而且新加坡朝气蓬勃，是充满机会和活力的国际大都会，我有机会认识许多志同道合的伙伴，能热烈地讨论具前瞻性的未来计划和想法，像垂直农场、未来蛋白质源等！”
眼前的安迪散发异彩，他喝了口咖啡，满足地笑了。
旅居新加坡的芬兰人约有800人，安迪在这里的几个芬兰好友都住了10年，都是永久居民，也建立了本地的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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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心中的快乐岛
常听新加坡人投诉生活压力大，节奏太快。但安迪却不认为如此，或者和他懂得平衡工作与生活不无关系。
每个星期，他会闭关一个上午，留给自己的最爱——编剧和写小说。写着写着，就完成了《中峇鲁俱乐部》 (Tiong Bahru Social Club) 这个处女作。
这部2020年在新加坡上映的本地电影，由陈美添所导，编剧是陈美添和安迪。影片刻画年过30的妈宝搬离与母亲同住的老家，到“中巴鲁俱乐部”担任照护员，而这个主打着“最快乐”的社区，是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来监测居民的幸福指数，是一部具嘲讽意味的黑色喜剧艺术电影。
现在，安迪的第二部编剧作品近乎告成，正拟提交申请拍摄赞助经费，一切顺利的话，将由芬兰导演拍摄。
拜拍电影所赐，安迪三年多前在房租不菲的中峇鲁组屋区住下，之前曾住过巴西班让、小印度、芽笼等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