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加坡怎樣培養下一代領袖? 揭秘「絲滑接班」的特殊機制 URL: https://www.shicheng.news/zh-hant/v/5ngOM Published: 2024-04-23 Source: 獅城新聞 **導語** 4月15日，新加坡總理公署公布消息，總理李顯龍將於5月15日辭職，並正式向總統建議，由副總理兼財政部長黃循財出任新總理。李顯龍交棒黃循財，意味著第四代領導團隊正式掌管新加坡政壇，這雖然是新加坡政壇20年來最大的變化，但實際上在2022年就已確定，因此並不意外。在政治民主化和經濟全球化的持續衝擊下，人民行動黨何以維持長期執政地位及其合法性構建？ 新加坡的政治發展實踐全面詮釋了「有好領袖才會有好政府」的意涵，其精英治國制度化的形成與發展則是觀察與理解新加坡發展道路的重要窗口。自第一任國家領導人李光耀延續至今，人民行動黨在接班人及其團隊的遴選、培養和交接等各個關鍵環節上都形成了較為成熟、系統且獨特的工作機制，包括構建系統主動的遴選機制、生成強競爭性的培養機制、推行公平有序的交接機制。 黃循財在多個崗位上的歷練與團隊的多數支持，確保了新一屆領導團隊的執政根基，而李顯龍出任資政「監國」，則是「扶上馬，再送一程」的過渡性輔助。儘管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在過去發展出強大的適應性特徵，但是，反對黨的崛起、全球性經濟危機以及後疫情時代的公共衛生與地區安全風險等諸多挑戰，正成為以黃循財為領袖的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第四代領導團隊所不得不面臨的重大選舉難題。 短期來看，這次交接讓人們把目光投向了將於明年舉行的新加坡大選。儘管在2020年大選中人民行動黨的得票率相較從前有所下降，但迄今為止人民行動黨並沒有面臨有力的挑戰。加之黃循財務實平和的作風，因此明年的大選似乎並無懸念。 而長期來看，新加坡的精英治國機制能否因應形勢變化而持續推進，仍是觀測其政黨長期執政能力建設的關鍵所在。東南亞學人特編髮此文，供讀者思考。 文章原刊於《和平與發展》，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政黨適應性視角下的精英治國與長期執政** **——基於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經驗分析** **文｜王藝樺、郭劍峰** **來源｜《和平與發展》** ![新加坡怎樣培養下一代領袖? 揭秘「絲滑接班」的特殊機制](https://www.shicheng.news/images/image/1743/17430592.avif?0) **李顯龍在2023年11月的人民行動黨年會上，與接班人黃循財握手。 圖源：網際網路** **01 問題的提出** 在西方式民主政治發展的路徑設定中，以政黨輪替為標誌的競爭性選舉被視為最基本、最重要的價值表征。因此，一黨長期執政往往被標註為「民主的對立面」，並經常成為美國等西方國家挑戰與攻擊的對象。 然而，全球政治發展的實踐表明，周期性的政黨輪替並不必然指向民主，也有可能成為治理赤字、社會動盪及政治衰敗的根源。 究其緣由，即在於西式民主制度並非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解決方案。「政體選擇既是一個內生型的國內政治問題，也是一個外生型的國際政治問題，更是一個內外交織互動的複雜政治難題。它與經濟發展、歷史因素、傳統文化、宗教、地理位置、國際環境、領袖特質、社會屬性等眾多因素密切相關。」脫離了當地的政治文化、人文歷史、地理風貌等情境而言「普世性」的政治發展模式，彰顯的正是一種西式民主的傲慢與偏見。 而要突破西式民主的政治邏輯，就有必要分析並呈現各地區成功的、非西方式的現代化發展樣本，進一步詮釋全球民主政治發展道路的多樣性、豐富性與包容性。 在東南亞地區，新加坡是一黨長期執政的典型代表。人民行動黨從1959年上台執政至今，尤其是1965年新加坡獨立建國以來，不僅取得了優異的國內治理績效，還獲得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可與尊重。 作為後發國家，人民行動黨治下的新加坡並沒有完全複製西式民主發展模式，而是走上了符合自身國情的政治發展道路。新加坡前外交部長楊榮文指出，新加坡的民主模式適合本國情況，是「具有新加坡特色的自由民主」，其目的是為新加坡人民服務，而不是滿足美國的標準。 那麼，**人民行動黨如何在政治民主化與經濟全球化的持續衝擊下維持長期執政地位及其合法性建構，是值得政治與學界深入研究的問題。**對此，已有的解釋包括「經濟績效論」「憂患意識論」和「勤政廉潔論」等。 在此基礎上，本文將重點落在政治精英的制度化建設與傳承這一維度，提出「精英治國制度化」是人民行動黨實現一黨長期執政的內適應基礎。正如新加坡現任總理、人民行動黨秘書長李顯龍所言：「繼任決定對新加坡來說至關重要，它將確保我國領導人的延續性和穩定性，而這些都是我國制度的標誌。」 從政黨適應性的視角來看，人民行動黨通過精英治國制度化，即在政治精英，特別是在繼任領導者的遴選、培養和交接等各個環節上建立健全相應的制度性規範與秩序，從而增強了其應對內外部環境風險的能力。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P.Huntington）認為：「制度就是穩定的、受珍重的和周期性發生的行為模式。」自李光耀開啟「精英治國制度化」建設以來，從吳作棟到李顯龍，再到如今被正式推選為人民行動黨第四代領導團隊領袖的黃循財，制度性路徑依賴的自我強化效應愈加凸顯。 **人民行動黨政治精英自我調適、自我革新的制度化歷程，既是觀察新加坡政治發展模式的重要窗口，也為其他國家政黨擺脫西式「民主制度悖論」提供了可供借鑑的經驗。** 基於此，本文結合歷史路徑、制度調適與環境挑戰三個維度，在揭示人民行動黨「精英治國制度化」的形成與運作過程中探尋新加坡一黨執政下「民主形象」的構建路徑，並在此基礎上觀察新加坡新一代領導團隊將面臨的適應性挑戰，進一步思考精英治國機制下新加坡民主發展的效度。 **02 政黨適應性調適與精英治國制度化** **（一）小國政黨發展中的適應性調適特徵** 政黨是現代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要項，是民主政治發展過程中的先驅。政黨發展的過程存在多種風險與挑戰。**政黨為了生存和獲得發展機會，會根據內外情勢的變化進行自我調適或變革，這就涉及到政黨對內外環境的適應性問題。政黨制度的力量和適應性是政黨應對發展問題的關鍵所在。** 儘管政黨適應性是一個在各國政黨政治發展中普遍存在的共性問題，但國家規模卻決定了不同政黨的自我調適路線與政策的差異。一般而言，相較於更大的政治系統，小國的政治體系「更有可能傾向於突然和戲劇性的崩潰」。 與此同時，因為小而脆弱，小型政體也「易於為一個或幾個邪惡的人所主導或獨裁」。因此，小國政黨的適應性調適重點往往在於解決社會內部潛在的動盪與專制問題。 以新加坡為例，**從建國伊始，它就是一個人口、土地和資源都極其有限的國家，這一天然屬性和物理規模決定了人民行動黨必須持續不斷地做出調適與變革，以保持對外部環境的適應與內在發展的平衡。** 例如在1961年，李光耀等人主動對人民行動黨進行了改革。改革之前，人民行動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執委）是由黨員普選的，而改革之後則只有政黨核心精英黨員幹部才可以在兩年一屆的中執委選舉中投票，從而避免了黨員多元化造成的黨內分裂風險。 1986年，人民行動黨成立了該黨的青年團，作為下屬的黨內組織為人民行動黨培養青年領袖，吸引了更多的新加坡青年參加該黨，實現了人民行動黨組織機體的自我更新。 2004年，人民行動黨設立政策論壇，188名論壇成員由84個支部及其青年團和婦女團派代表組成，他們可以藉此平台就國家政策發表意見，以解決一黨長期執政容易造成的「萬馬齊喑」局面。而在這一系列現代化、民主化導向的適應性舉措中，保證精英治國的基本框架始終是人民行動黨自我調適的核心要義。 **（二）精英治國制度化與人民行動黨一黨執政** 政治精英是推動新加坡政治發展的核心力量。「在新加坡，具有現代性的精英型的行動黨是推進現代化進程的領導核心，精英結構既是行動黨的制度設計，也是治國理政的制度基礎。」美國政治學家羅伯特·達爾（Robert Dahl）很早便意識到政治精英在國家決策中的不可替代性，他曾表示：「主要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決定都是由極少數人做出的，在大型政治系統中要想以其他方式來取代它是困難的，也是不可能的。」 對於新加坡「國父」李光耀而言，他亦深知需要由「最聰明的大腦」來領導新加坡的國家建設。在他看來，「如果庸才和投機主義者在我國掌權，人民就必須付出重大代價……只要由這批人執政五年，大概是組成一個聯合政府，新加坡就要跪地求饒。 幾十年苦心經營，在社會組織、工業、銀行、商業、旅遊業等方面建立起來的成就，在幾年內就會被摧毀」。更為重要的是，李光耀等第一代領導團隊不僅僅是將精英治國停留在理念層面，而是以此為核心開啟了制度化建設與實踐，不斷鞏固人民行動黨的長期執政地位。 **一方面，精英治國制度化是人民行動黨執政合法性的重要來源。**執政合法性是一黨長期執政必然面對的重大命題。一般而言，政黨的執政合法性可以從以下兩個發展維度獲取。 首先是經濟發展的維度，即治理績效的高低是衡量政黨執政合法性的重要指標，當一個政黨在國家經濟社會建設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實現了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也就贏得了執政合法性的基礎。在這一點上，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無疑是成功的。其次是政治發展的維度，隨著政治社會化與世俗化的推進，民眾對於政黨的自身組織建設及其對政治精英選拔任用的程序公正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新加坡「一黨獨大」的政治生態中，人民行動黨以精英治國制度化的方式予以回應，走上了與西方式政黨選舉有所區別的政治民主化道路。 **另一方面，精英治國制度化可有效避免政黨內部出現碎片化的局面。**派系鬥爭是政黨政治發展到一個階段的產物，特別是政黨長期執政下積累了一定的政治資源且在魅力型領袖離任後，黨內政治派別便會推選利益代表，以獲取權力和利益，造成政黨內部分化甚至碎片化，例如日本的自民黨、中國台灣地區的民進黨等都存在這樣的現象。 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精英政黨屬性決定了其長期維持較小的黨員和黨員幹部規模，其黨員總數穩定在1.5萬人左右，其中黨員幹部的比例約為7%，僅1000人，這一小型規模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黨內出現派系林立的問題。 此外，精英治國制度化不僅實現了對權力運行的制約與監督，而且在這一過程中通過制度化機制將觀念、規範、規則等要素固定下來，逐步將政治精英的政治生命與人民行動黨的前途命運綁定在一起。 **03 人民行動黨精英治國的制度化機制** 新加坡的政治發展實踐全面詮釋了「有好領袖才會有好政府」的意涵。自1959年取得自治地位以來，人民行動黨一直在新加坡國會中保持著絕對多數的優勢地位，甚至在1968—1981年期間掌握了國會的所有席位。 即使是在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下，新加坡也沒有出現政府垮台或政黨輪替等政治危機事件。**從李光耀到吳作棟，再到如今的李顯龍，政權和黨權的交接更迭都是在平穩有序中過渡完成的，這種精英治國模式也成為了人民行動黨最為重要的制度特色與優勢。** 通過政治精英之間平穩的權力更迭，既維持了人民行動黨長期且穩固的執政地位，又保證了國家各項大政方針的延續性與穩定性，新加坡也因此成為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國際人才中心以及最受移民歡迎的國家之一。 更為重要的是，在代際交替的過程中，人民行動黨不僅在其內部生成了「自我更新」的政治文化，還在政治精英的遴選、培養與領導人交接等各個關鍵環節均形成了較為成熟的工作機制，推動了精英治國的制度化、規範化和程序化。 **（一）構建系統主動的遴選機制** 作為新加坡與人民行動黨的第一代領導人，李光耀很早便強調：「發掘人才，尊重人才，依靠人才是我們的首要任務。」在1966年巴耶利峇補選的群眾大會上，李光耀提出了「幹練人才推行計劃」，目的正是為了尋找一批有才華的潛在接班人。 在1984年的人民行動黨幹部大會上，李光耀公開表示，尋找領袖接班人不能憑運氣，「行動黨一旦停止羅致人才，就會變得脆弱，而能幹者將會外流或向行動黨的政治權挑戰」。 **首先，在精英治國理念的引導下，新加坡政府建立了一整套系統的人才培養計劃，為將來遴選政治精英做好貯備工作。** 從小學開始，新加坡政府每年都會篩選出成績優秀、品行優異的學生，不論他們的家庭背景、膚色和宗教信仰如何，全程考察他們的成長進展。在大學先修班（高中）考試中脫穎而出的品學兼優的學生將有資格獲得新加坡政府頒發的「總統獎學金」「武裝部隊海外獎學金」等，以資助他們前往全球著名學府進行深造。 包括吳作棟、李顯龍在內的國家領導人都是新加坡政府獎學金獲得者，從而有機會進入美國威廉士學院、哈佛大學以及英國劍橋大學等世界著名高校學習。2008年8月，新加坡經濟發展局與人力部共同成立了「聯繫新加坡」部門。作為國家層面的獵頭公司，「聯繫新加坡」構建起龐大的人才服務網絡，與身在海外的新加坡人建立密切聯繫，為新加坡人才的回流做鋪墊。 **其次，人民行動黨積極地在新加坡的社會精英中延攬有潛質的政治人才，並主動將他們吸納到政治系統之中，形成了「黨找人才」的特殊機制。** 正如李顯龍所言：「在新加坡，你不會自願投身政治——你是被邀請進入政治的。」為了物色最優秀的政治精英組成內閣，人民行動黨不是僅從黨內基層組織的積極分子中選拔合適人選，也不只是消極地等待黨外合適人選主動加盟，而是主動招募和專門邀請遊說各行各業的合適人選從政。 吳作棟就是「黨找人才」的典型案例。在美國學成歸國後，吳作棟選擇就職於「新加坡海皇輪船公司」，在出任董事經理期間展現出了優秀的管理和組織能力，領導了公司業務的「貨櫃化」轉型並且大獲成功，這也使得他被時任財政部長韓瑞生看中並推薦給李光耀。 **（二）生成強競爭性的培養機制** 進入領導團隊的遴選名單僅是得到了踏上政治舞台的「入場券」，在獲得正式提名和職務之前，新一代團隊成員候選人還需要通過茶敘、面試、考試和心理測試等數道程序的考察。然而通過考察也並不意味著選拔的結束，而是磨練的開始，候選人還將面臨嚴苛的競爭淘汰機制。 按照李光耀的觀點，如果能選出每個人都具備成為繼承人潛質的一群人，並讓他們互相競爭，自行決定誰當領袖，這樣成功的機會就比較高，因為這是他們自己的選擇，該繼承人肯定會得到這一群體的支持。基於此，人民行動黨在培養政治精英時表現出兩大顯著特徵。 **一是高強度的競爭及淘汰原則。**李光耀對於政治精英之間的正當競爭一直秉持開放的態度，他表示：「如果你選擇了一群人，那麼成功的機率就會大得多，其中任何一個人都有可能成為繼任者。就讓他們相互競爭，決定誰將成為領導者。」 從1968年開始，人民行動黨就通過推出一定比例的政治新人參選國會議員的方式，對具有潛質的接班人進行考驗和篩選。至20世紀80年代初，人民行動黨推舉了近50名新人參加大選和補選，但他們之中成長為第二代領導團隊成員的不到10人，大部分都在擔任內閣職務後主動或被動引退。 即使是在人民行動黨成立25周年之際確定了新一代領導團隊7人名單之後，至1984年其中仍有2人遭到淘汰。對此，李光耀解釋稱：「政府引進這些優秀的人選，讓他們接受至少兩次大選的考驗，一旦證明經得起考驗才委以重任。」 **二是長周期的多崗輪訓。從吳作棟到李顯龍，再到黃循財，他們都曾在政府和政黨的多個崗位上進行長時間的雙軌輪訓。**吳作棟不僅先後在財政部、貿工部、衛生部和國防部等部門任職，也在黨內相繼擔任第一組織秘書、第二助理秘書長、第一助理秘書長等職務，時間長達13年。 李顯龍同樣經歷了在貿工部、國防部、金融管理局、財政部等多個部門工作的歷練，並曾出任人民行動黨青年委員會主席等職務，僅副總理任期就超過13年。截至目前，黃循財任職的政府部門數量已多達8個，包括貿工部、衛生部、國防部、教育部、國家發展部、文化社區及青年部、通訊及新聞部、財政部，同時他還身兼人民行動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和政策論壇顧問，亦遵循了此前的晉升路徑。 **（三）推行公平有序的交接機制** 在政治精英的遴選和培養方面，人民行動黨無疑是成功的。紐西蘭學者特雷梅萬（Christopher Tremewan）說：「人民行動黨政府利用執政優勢所掌握的豐富的經濟和社會資源，幾乎壟斷了人才培養和遴選的所有渠道，以主動邀請和遊說的方式延攬社會精英，將其納入到自己的陣營之中，通過這種方式為人民行動黨打造了一個強大的治理團隊。」 關鍵問題是，這一做法在大幅擴充了領導團隊候選人基數的同時，也事實上增加了權力交接的難度。 對於任何一國政府或政黨而言，權力的交接從來都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新加坡第一代領導團隊核心成員、副總理拉惹勒南（Sinnathamby Rajaratnam）就曾表示，「奪權最容易，行使權力難一些，但是最困難的是主動放棄權力，那是領導人最偉大的表現」。 **新加坡之所以能夠實現代際之間的平穩更迭，很重要的一點便是選擇了合適的權力交接時間點。**1985年1月，吳作棟升任第一副總理兼國防部長，李光耀也同時宣布第二代團隊將接手國家的日常運作。但李光耀等人並未就此退居幕後，他稱之為「老一輩仍守著崗位，年輕人先汲取經驗」。 同樣，吳作棟在帶領人民行動黨贏得1997年的國會選舉後，便表示將在合適的時間點交棒給新總理。2001年連任後，他再次重申，如果新加坡能夠成功擺脫此輪經濟危機，自己計劃在兩三年內卸任。但在經濟復甦之前，他將不會卸任。2004年8月，隨著新加坡經濟的好轉，吳作棟便信守承諾辭去了總理職務。 **在制度層面，團隊決策以及資政「監國」確保了交接程序的公平性和可靠性。**從李光耀時期開始，由整個團隊而不是領導者個人決定下一代接班人選就成為了慣例。 在最終敲定第四代團隊領袖的過程中，李顯龍委託人民行動黨前主席、前內閣部長許文遠主持該項推選工作。許文遠會見了17名內閣部長、國會議長和全國職工總會秘書長，分別詢問他們對於除自己以外的候選人的看法，並要求他們按照自己的偏好對潛在的候選人進行排序。 結果顯示，19人中有15人首選黃循財作為他們屬意的領導人，超過了此前三分之二的慣例。李顯龍本人並未參與投票過程，而是由新一代政治精英自行抉擇，這有利於促進共識、凝聚團隊。 另一方面，資政是新加坡內閣中的特殊存在，是國家高級別領導人退任後繼續參與政府決策、輔佐現任領導團隊的職位。李光耀和吳作棟在辭任後，分別以「內閣資政」和「國務資政」的身份繼續留在新一屆內閣之中，後來兩人又同時在2011年宣布辭去資政職務。 這種「扶上馬，再送一程」的做法，不僅給予新加坡民眾和外國投資者信心，也有助於政治體系的穩定運行。 **04 新一代領導團隊的適應性挑戰** 現階段的人民行動黨贏得下一屆國會選舉並非難事，但各個選區得票率的高低仍將是考察領導人與接班人「政治生命」延續問題的關鍵性指標。此前被確立為人民行動黨第四代團隊領袖的王瑞傑，在2020年7月的國會選舉期間，領銜人候選團隊在東海岸集選區以微弱的優勢（53.41%）險勝反對黨新加坡工人黨，這不僅未能達到人民行動黨在該地區的應有票數，也成為衝擊王瑞傑領導力和政治聲望的重要事件，直接影響到其後續的政治生涯。 在下一屆的國會選舉（最遲於2025年11月舉行）舉行之前，對於仍處於「試用期」的黃循財及其領導團隊而言，來自政治、經濟和社會等領域的諸多挑戰成為其不得不面對的選舉難題。 **（一）人民行動黨的長期執政地位受反對黨壯大威脅或有所動搖** 自新加坡實現自治以來，其政黨政治呈現出一種典型的「有限競爭」 模式，反對黨的活動空間被人民行動黨長期壓縮。然而，工人黨和前進黨在2020年國會選舉中的亮眼表現使得人民行動黨不得不重新審視自身能否長期保持一黨執政問題。 從選舉結果來看，作為最大反對黨的工人黨贏得了阿裕尼集選區（得票率59.93%）、盛港集選區（52.13%）和後港單選區（61.19%）的勝利，斬獲了國會93個席位中的10席，為歷史最佳。人民行動黨雖然獲得了剩餘的83個席次，但得票率較2015年下滑了8.6個百分點，降至61.24%。 更為關鍵的是，工人黨不僅在盛港集選區擊敗了參與該選區競選的3名人民行動黨部長級候選人（黃志明、藍彬明、安寧阿敏），在落敗的選區也取了不俗的成績，極限逼近人民行動黨候選人的所得票數。 如在東海岸集選區，工人黨得票率達到了46.59%。此外，從人民行動黨出走的陳清木於2019年成立了前進黨，雖然該黨首次推出的候選人並未在任一選區的選舉中獲勝，但由於在西海岸集選區（48.31%）和瑪麗蒙單選區（44.96%）的高得票率，該黨助理秘書長梁文輝以及副主席潘群勤得以出任國會非選區議員，享有與民選議員相同的投票權利。種種數據呈現出反對黨正以逐步壯大的態勢對人民行動黨構成威脅。 **在李光耀看來，兩黨制將會導致新加坡淪為「平庸的城市」。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人民行動黨在加強自身能力建設的同時，也利用國家權力對其他反對黨實施限制與打壓。** 在整個20世紀的後半葉，人民行動黨採取的措施包括六七十年代的公開武力干涉、內部安全法的威懾，以及八九十年代通過非選區議員制度、集選區制度等制度設計限制公平競爭。 **如今，人民行動黨「一黨獨大」的地位正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一是因為在民主化與多元化的政治思潮下，人民行動黨將無法啟用直接的壓制手段；二是受邊際效應遞減的影響，對人民行動黨持續執政所需投入的成本和創造的績效提出了更高要求；三是反對黨對自身角色的認知變化，從過去的「對抗者」「反對者」轉為「建設者」，樹立了專業、理性的政黨形象。 特別是在2020年國會選舉後，新加坡的政黨格局發生了顯著變化。首先，工人黨一舉拿下10個國會席位，成為新加坡獨立以來首個在國會擁有雙位數議席的民選反對黨。 其次，工人黨秘書長畢丹星（Pritam Khaira Singh）成為首任官方反對黨領袖，在新加坡國會中發揮著帶領反對黨議員批評和監督現任政府的功能。 新加坡學者觀察稱：「這反映了工人黨作為國會主要反對黨力量日益增強。展望未來，這可能為兩黨制奠定基礎，就像世界多數議會制最終的走向一樣。」由此可見，新加坡新的政黨博弈版圖正在形成，以工人黨為首的反對黨將會在越來越多的選區對人民行動黨造成擠壓效應，這一趨勢考驗著黃循財團隊的競選策略與布局安排。 **（二）全球性經濟危機引發的諸多問題破壞政黨發展的穩定環境** 新冠疫情在全球範圍的大規模暴發對世界經濟造成了嚴重衝擊，新加坡也未能倖免。根據新加坡貿工部的統計數據，在本土疫情蔓延的2020年，新加坡經濟負增長5.4%，為建國以來的最大萎縮。 2021年，經濟觸底反彈後的新加坡實現了全年7.2%的高增長率。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新加坡走出了經濟低迷的困境。主流媒體普遍認為，新加坡經濟將會持續增長，但各產業的發展卻依然不甚均衡。 隨著新加坡國內防疫限制措施的放寬，製造業、餐飲業、服務業、航空業等此前深受疫情衝擊的產業正在有序復甦，但實際經濟增值預計難以在短時間內恢復到疫情之前的水平。特別是勞動力短缺問題不會在短期內完全解決，這將影響建築業及海事與岸外工程業的復甦。此外，作為一個高度開放式經濟體，新加坡深受外部大環境的影響和制約。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22年4月的預測表明，在新冠疫情有所反覆疊加俄烏衝突的背景之下，全球經濟復甦之路更加艱難。全球經濟增速預計將從2021年6.1%的估值下降至2022年和2023年的3.6%。2023年之後，全球經濟增速預計將進一步放緩，並在中期回落至3.3%左右。 因此，**面對經濟下行壓力進一步加劇，如何實現經濟穩步增長和產業均衡發展，對於身兼財政部長的黃循財的治理能力是一次檢驗。** 俄烏衝突所產生的連鎖效應不僅僅反映在經濟增速層面，而且還引發了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價格壓力不斷增大，全球性通脹預計將維持高位且持續時間將長於先前預期等問題。同樣是來自IMF的預測顯示，2022年全球發達經濟體的通脹率預計為5.7%，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通脹率預計為8.7%。 受此影響，新加坡也正經歷著近10年來最高的通脹率。華僑銀行首席經濟師林秀心預測，新加坡的核心通脹率從2022年6月起可能衝破4%，超過官方預測的2.5%—3.5%上限。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和貿工部也發布聯合文告稱，與2022年4月份相比，5月份的整體通脹率上升0.2%，核心通脹率上升0.3%。這一系列的信號表明，新加坡的通脹壓力在未來一段時間內還將持續。 目前，黃循財已宣布政府推出了總計15億新元的援助配套重點措施，面向個人/家庭、員工/自僱人士以及企業，重點幫扶低收入與弱勢群體。從這個角度看，能否通過有效調控和貨幣政策穩定物價，將決定黃循財團隊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贏得民眾的認可與支持。 **（三）後疫情時代的頻發性危機與風險對政黨適應能力提出高要求** 在後疫情時代，公共衛生危機與區域安全風險頻發將極大地考驗著執政黨的適應能力。能否穩定社會秩序、安定人心成為其長期執政及獲得政治權力的重要觀察指標。 在應對公共衛生危機領域，秉承「同時保障生命和生計」的方針，推動實現「更好的重建」是新一代領導團隊的核心任務。 2021年下半年，新加坡政府宣布將逐步過渡到「與新冠共處」的新常態模式。2022年3—4月，政府跨部門抗疫工作小組先後兩次大幅放寬了疫情防控管理和出入境限制措施，並且同步將「疾病暴發應對系統」級別下調至黃色。 然而在6月底，新加坡出現了第五波疫情，每日新增確診人數峰值再次突破1萬例。雖然7月份的數值有所回落，但每日新增也多在5000例以上。可見，新冠病毒遠未穩定下來，潛在的傳播與變異風險時刻威脅著新加坡的公共衛生安全。 此外，在歐美等地暴發流行的猴痘病毒也開始在新加坡出現，引發了民眾對其是否會在社區傳播的擔憂。因此，如何強化對新冠疫情以及其他傳染疾病的動態監測與漸進治理，對於黃循財團隊而言至關重要。 **亞太地區安全局勢的變化也愈發引起關注，因其直接關係到區域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和新加坡的安全利益。** 2020年，李顯龍在《外交事務》雜誌刊文指出：「中美兩國的緊張關係引發了有關亞洲未來和新興國際秩序形態的深刻問題。包括新加坡在內的東南亞國家尤其擔心的是，位於大國利益的交匯點，必須避免捲入其中或被迫作出不明智的選擇。」而如今拜登政府持續在意識形態、高新技術、地緣政治等層面加大對華遏制、圍堵的力度，這不僅縮小了新加坡在處理大國關係時的政策空間，還給區域和平穩定帶來了更多的不確定性。 特別是在2022年8月2日，時任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率團竄訪台灣，引發中方的嚴厲譴責和強烈抗議，中國當即宣布在台灣島周邊海空域進行三天的實彈演訓行動。 雖然這一事件並未直接觸發「第四次台海危機」，但可以觀測到的是，中美以及兩岸之間在政治和軍事層面的對抗將會持續加劇。其後續效應或將增加新加坡維持大國平衡政策的難度，甚至會導致新加坡因大國博弈而承擔部分風險與代價，這些都需要黃循財團隊在外交事務方面展現出足夠的政治智慧。 **05 總結與啟示** 人民行動黨在新加坡60餘年的執政經驗不僅印證了制度對小國政治道路的推動性，同時也為各國政黨在現代化道路的探索上提供了一些經驗和啟示。 **一是有效的環境適應是遵循本國國情，摸索出適合本土發展的「民主模式」，而非照搬美國模式。** 作為一個後發國家，新加坡並沒有選擇照搬競爭性選舉、輪流執政的西方民主模式，而是走出了一條獨特的新加坡道路，將精英治國的理念貫徹於領導人遴選、培養和交接的各個環節，主動發現社會各界精英並將其培養成為政治領袖，以保持人民行動黨的核心競爭力。 與此同時，新加坡的政治發展允許政治競爭，以「機制化的競爭性選拔+黨內外監督」為主要的實現形式，形成了新加坡特色的「民主模式」。這種競爭力確保了新加坡政治發展機制運行的有效性，規避了亨廷頓所提出的錯誤模式下的「政治衰朽」之象。 **二是在理性的政治文化和有序的制度機制下，一黨長期執政也可以實現國家治理績效的全面提升，帶來穩定的社會秩序與經濟的繁榮發展。** 新加坡的精英治國機制以「換人不換黨」的一黨長期執政確保國內各項組織改革的持續性，保障政策施行的效度。領導幹部通過工作績效和公平的民意競爭來獲取黨和民眾的信任，滿足民眾的需求，為人民行動黨在有限的競爭中實現最大的「民主」提供了可能。 **三是政黨的自適應能力是推進國家現代化進程的重要保證。** 環境的挑戰是每個政黨發展所必須面對的問題，在新加坡的政治生態中，人民行動黨同樣面臨著適應性的問題。這就要求新任領袖黃循財及其團隊對內要繼續強化政治體制的吸納、整合和治理能力，對外也要有效應對來自反對黨派、經濟危機以及風險社會的挑戰，從而維持人民行動黨的執政優勢與地位。從新加坡的現代化發展歷程觀察，只有確保人民行動黨對新加坡國家發展的直接領導地位，才能推進新加坡的現代化進程。 來源：文章原載於《和平與發展》2023年第4期，作者王藝樺為福建社科院現代台灣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郭劍峰為深圳改革開放幹部學院政黨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繫我們刪除 **文章來源：**東南亞學人微信公眾平台稿件，文章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東南亞學人立場。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g4MTY5NjA1Mg==&mid=2247511208&idx=1&sn=246bf8bcb01a4cecf8b04fa41df25490&chksm=cf60e0f3f81769e5451e1ffda675112ef1cf4e47e4453edd66cbce16e0e111b31111fa55634f&scene=21#wechat_redir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