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加坡的生存之道，有哪些數千年恆久不變的特質 URL: https://www.shicheng.news/zh-hant/v/6xyo6 Published: 2023-01-08 Source: 獅城新聞 作者｜**約翰·N. 密西**（John N. Miksic） 新加坡國立大學考古系兼東南亞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東南亞古代貿易、新加坡歷史與考古等 **對**許多人來說，「古代新加坡」一詞始終具有矛盾性。考古研究顯示，到1350年，新加坡已經是一座繁榮的城市。這個地方似乎是從一個從未有人踏足的蠻荒之地突然出現的，並且在此後五十年里成長為一個先進且結構複雜的社會：擁有禦敵入侵的防線；錢幣是這裡日常生活的必備品；匠人術有專攻，業有所長；外來賓客稱這裡的官府和百姓品行質樸；不同種族、不同國度的人在此和睦相處，服從當地首領的領導。 建城伊始，新加坡就不得不自我保護，防範來敵，並小心翼翼地與爪哇和暹羅這樣強大的鄰居保持平衡關係。15世紀，新加坡很多人遷往馬六甲，但新加坡並沒有被遺棄。15世紀30年代，航行於海上絲綢之路各處的船隻仍然把新加坡當作船隻匯聚的地方。17世紀初，新加坡也還有自己的本地首領。此後，新加坡捲入了諸多國家的爭鬥中，各方都在爭奪馬六甲海峽南端入口的控制權。因此，新加坡所有居民紛紛離開，只有生活在船上的人留了下來。荷蘭人制定政策，迫使所有商人停靠西爪哇巴達維亞，這可能是導致新加坡古代歷史走到盡頭的部分原因。不過，17世紀，整個亞洲的貿易都出現嚴重萎縮。也許在這一地區，城市人口都有所減少。更多人無法再靠相互依賴的商業網生存，而必須自謀生路、自給自足，因此不得不返回農村地區，從事維持溫飽的生產活動。 ![新加坡的生存之道，有哪些數千年恆久不變的特質](https://www.shicheng.news/images/image/1713/17133654.avif?1679320786) 《新加坡與海上絲綢之路：1300—1800》 \[新加坡\] 約翰·N. 密西 著 潘一寧 / 戴寧 譯 新民說 出品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23年1月 在沉寂了200年之後，新加坡於1819年突然甦醒。這種甦醒是由一個人引發的，他堅信有可能重振這個馬來文化中心和商業中心(後來證明這一信念無比正確)。假如新加坡不具備某些特質，振興大業也是不可能實現的。這些特質包括：具有戰略位置；政府公平開明；更重要的是，這裡的人勤勞肯干，眼界開闊，雖然擁有不同文化、語言和宗教背景，但都能和諧相處。 繁榮時期的新加坡以提供服務為基礎，而不是依靠製造產品，或使用政治力量控制領土。現代新加坡社會恰恰反映出700年前這個海島的生活形態。技術水平和地緣政治環境會出現變化，但一個港口城市要想生存下來，必須具備某些數千年恆久不變的特質。 **古代新加坡的城市生活** 生活在14世紀的新加坡是什麼樣的體驗？城市生活有多種形態，在不同文化中，城市空間的分配方式各不相同：有些注重宗教活動，有些強調政治體制、商業活動、生產製造、聚居區、防禦工事、娛樂設施，甚至還有農業。要想徹底了解古代城市的生活狀態，就必須詳細研究這座城市。對空間利用的不同側重，與生活在這個城市的人們的許多極重要的生活特徵相關聯。 要想獲得一個古代城市利用空間的完整場景非常困難。達到這一目的，需要開展系統的取樣計劃，需要保存相對完整的、能夠反映不同生活活動類型的遺址，還需要進行艱巨繁重的考古遺物處理工作。這些遺物單獨看起來可能普普通通、微不足道，但大量堆放在一起，即使是毫不起眼的陶片，可能也比任何壯觀、精美的廟宇廢墟或雕塑更能說明問題，更有助於考古學家得出結論。令人驚訝的是，雖然新加坡在20世紀經歷了密集的開發建設，它仍然能夠滿足那些條件。 古代新加坡研究成果之豐碩，超出人們的預想。其中有幾個原因。原因之一是遺物密集分布：這座古代城市的邊界似乎很清晰，其城界為新加坡河、福康寧山、史丹福路和以前的海岸線。在牛車水和勿拉士峇沙公園(現新加坡管理大學所在地)進行的研究項目，沒能找到14世紀城市超過邊界的證據。這很好理解：古時，新加坡河南岸為沼澤地帶(19世紀20年代被填埋造地)，而史丹福路和甘榜格南之間的沼澤地在19世紀20年代令人生畏，沒人敢貿然進入。 這種人口聚集，以及人類在界定清晰的地域內進行活動的情況在古代東南亞並不多見。汪大淵在14世紀30年代所描述的永久性防禦設施在當時實屬罕見，而且到了19世紀20年代仍屹立不倒。許多古代東南亞城市也建有防禦設施，但在大多數情況下，使用的都是易朽材料。面對強敵入侵，他們最擅長的策略不是迎戰抵抗，而是棄城逃跑(Reid,1980)，這正是古代新加坡在早期東南亞歷史上獨樹一幟的幾方面特點之一，也由此引發了一些有趣的歷史問題。 新加坡考古工作之所以成功，還由於這個古代城市的大部分地區正好被19世紀的城市規劃者作為公共空間保留下來。大草場、聖安德烈座堂以及福康寧屬於這類開發利用的例子，而其他地方尚未開發。所以我們非常幸運地探索到這座古老城市的重要部分。假如有機會研究那些已經被破壞的古代新加坡區域，那就最好了。不過，考古學家的工作就是在殘缺不全的歷史標本中進行梳理和推斷。在這一領域，存在一些不確定性也是在所難免的，畢竟文物保護工作不可能面面俱到，天衣無縫。 人們普遍認為新加坡是一個相對年輕的地方，是一個從沉睡的沼澤中剛剛甦醒的現代都市。新加坡缺乏歷史特質，人們慨嘆這是造成新加坡缺乏認同感的原因。但是，我們的考古發現可以證明，新加坡並不是東南亞的一個年輕城市，恰恰相反，它是最古老的城市之一。相比之下，吉隆坡、曼谷、內比都、金邊和馬尼拉都是後來很晚建立的城市。如今，我們已經有了新加坡古老歷史的新證據，但這些證據是否僅令人好奇，是否仍然被視為無足輕重的古董而無助於形成這個國家的現代認同感呢？這是一些有趣的問題，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新加坡14世紀遺址已經發掘出數十萬件遺物，顯然足夠用來對這座古城的空間利用情況做一般性定論提供證據。每處發掘遺址都顯示出獨一無二的特點。 在福康寧山，山坡的上半部似乎曾經是王宮和廟宇區。半山腰是皇家工坊區，在這裡發現的一些遺物極為罕見，有些甚至在可能的製造地(例如中國)都沒有見過。沒有找到古代君王生活的具體地點，也許是在1860年修建要塞，或在1926年修建水庫，又或者在20世紀60年代修建電信塔時被破壞了，也可能在此期間數度遭到破壞。 按說住在王宮裡的是一位富有的國王，但在這個遺址沒有發現錢幣，這似乎有些怪異。但實際上，這並不奇怪。在古代「貿易港口」模式中(Miksic,2004)，國際貿易不會使用錢幣來交易，自然也就不會在王宮裡發現錢幣。沒有在福康寧發現錢幣，說明那些出土的舶來品不是買來的，而是通過邦交活動獲得的。山上也有可能曾經存在一座金庫。如果是這樣，那麼中國錢幣就只會在一處地點被發現，而不是散落在遺址各處。也許有大量錢幣堆在一起，埋在山上某處，也許已經在開發建設中銷毀殆盡。 商人汪大淵描述了新加坡的商業景象，但沒有提到物價和市場。我們可能無法從他的記載反證任何結論。汪大淵省略了很多情況，很可能是因為那些情況都屬於常識，無須贅述。人們可能在市場使用中國錢幣購買日常用品，但在進行國際貿易時，就像15世紀在馬六甲進行貿易一樣，按照約定俗成的兌換率進行易貨交易。 國會大廈所在的地點曾經是一處商業和產業中心。在這裡進行制銅生產。在此發現的大量錢幣證實這裡為商業區。14世紀的皇后坊地區是一處經常被浸泡的河岸，船隻很可能在此裝貨、卸貨。打進泥土的木樁可能用來支撐碼頭、船塢，也可能用來支撐房屋。新加坡板球俱樂部附近的大草場也是一片產業區。有證據顯示，中國錢幣在這裡被熔融後重新鑄造。不過，我們還沒掌握完整證據來確認這個結論，因為我們只找到了熔融的錢幣，而沒有找到鑄造新錢幣的證據。 國會大廈在禧街對面的遺址受到嚴重擾動，而且面積過於狹窄，無法判斷用途。在舊國會大廈，我們的判斷力大打折扣，因為這裡只允許進行有限的發掘。儘管如此，在這裡發現並交給科學家研究的遺物是新加坡獨一無二的。在這裡至少發現了11個完好無損的水銀瓶，以及許多同類器物的碎片。我們無法重建這些瓶罐的用途，或者解釋它們為何如此密集地分布在同一個地點。不過，那裡有可能進行過某種特殊活動。 在聖安德烈座堂進行的研究項目中，最有趣的特徵是，所發現的遺物在分布和特性上都很不規則。這處地點有些地方能發掘到密集的14世紀遺物，而其他地方几乎一無所獲。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我們不得而知。不過，有可能是因為這一地區古時候經常受到洪水侵襲。即使在今天，地下水位也只有1.5米深，而且大雨過後，地面容易積水。人們也許有意避開這些地方，因此沒有發現任何遺物。儘管如此，聖安德烈座堂草場也是新加坡唯一一處幸運地發現完整遺物的地點。 福康寧在古代新加坡享有尊貴的地位，但可能也是最先被遺棄的地方。1822年，約翰·克勞福見到的廢墟也許是15世紀馬來人皈依伊斯蘭教後遺棄的佛教寺廟。位於山坡頂端的王宮也許是在同一時期，也就是新加坡成為馬六甲屬地時被遺棄的。 皇后坊是古代新加坡最後被遺棄的地方。16世紀晚期的陶器確認了葡萄牙人的描述，證明這裡是馬六甲陷落後的一個小型貿易聚居區。加冷盆地出土了16世紀晚期的陶片，但都是在海里發現的。開發建設已經使我們無法確認此地是否曾經存在一個陸地上的聚落。 「加冷」這個名字並沒有出現在早期地圖上，但地圖上有過其他名字，如「丹戎禺」「丹那美拉」和「勿洛河」；也許那裡的地下還藏著早期村莊遺蹟。新加坡東北地區在16世紀也許還有人居住。1987年，在烏敏島發現的土陶殘片，與在舊柔佛時期的近代遺址發現的陶片相似。 因此，可以說，早期新加坡的空間利用是多樣化的，具有專業分工。空間利用模式反映了一個社會的整體面貌。這一特質說明，我們同樣應該認為新加坡人口也具有多樣性，具有專業分工。馬來人和華人並沒有分開居住，而是相伴而居。在此居住的很可能還有來自南亞和東南亞其他地方的族群。尚沒有其他東南亞古代遺址能夠提供如此精確的信息。 14世紀的新加坡到底有多少人居住？這個問題只有通過研究更多遺址才能回答。只有對古老城市區域進行更多的考古發掘，才可能獲得精確度更高的統計數據，進而估算出這裡的古代居民規模。 遺憾的是，很少有東南亞古代遺址像新加坡這樣進行過深入的考古研究。這並不是說我們現在已經對新加坡了如指掌。但比起這一地區同一類型、同一時期的其他遺址來說，新加坡做了更多的記錄歸檔。不過，也許可以將世界其他地方的考古研究的一般性成果，與本地區其他遺址得出的具體數據進行比較。 **從比較角度看新加坡** 古代新加坡與歐洲在同一時期，即文藝復興早期，開始形成商業城市，在這一點上並沒有什麼差異。新加坡並不是一個主要商業城市，它的存在與表現形態是由其所追求的經濟目標決定的。雖然在福康寧山上發現了用精製的磚修建的建築，顯示這裡發揮過重要的禮儀功能，但這裡的紀念性建築似乎要比爪哇或暹羅的規模小。 人們將城市社會分為兩種類型：直向演化型(orthogenetic)和異質型 (heterogenetic)。在直向演化型社會中，謀求穩定是主要任務；而異質型社會更追求發展變化。位於類型分界線一端的直向演化型社會包括柬埔寨的吳哥，這裡的大部分人口可能都屬於農業人口，大部分空間和資源都分配給王宮、盛大場面和宗教活動。而古代新加坡不符合直向演化型城市的衡量標準，它更靠近異質型社會(Miksic,2000)。在這樣的社會裡，人口密集，經濟活動複雜多樣。 學者們對早期東南亞是否擁有城市生活持懷疑態度。一位令人尊敬的歷史學家在幾十年前就指出，印尼早期伊斯蘭教時期的文獻中從來沒有關於城市的描述。他由此得出結論： 說起城市生活，要記住，就是指賦予以王宮為中心的社會環境一種獨立的形態和意義，即便是15世紀的馬六甲，或17世紀的班達亞齊，都不曾存在這樣的形態和意義，直到歐洲征服者到來後，迫使君主們放棄宗主權，才帶來永久性城市和人口……(Day,1983:143) 新加坡考古發掘，以及在其他14世紀遺址如特洛武蘭的考古發掘都表明，東南亞一些早期港口的社會環境並非像保留下來的文獻資料所顯示的那樣，不能與世界其他地方的城市相提並論，而是更適合進行比較。 新加坡並不是東南亞最早演化成型的城市。異質型城市可能早在3世紀就出現在越南。到新加坡出現時，這種聚居模式在馬六甲海峽已經有過幾個先例。也許有朝一日，在蘇門答臘和馬來半島的進一步考古發掘可以讓我們了解馬六甲海峽古代異質型城市的完整體系。 新加坡與14世紀近代歐洲港口城市具有許多相同的特質，都在經歷了相對黑暗的千年之後迎來城鎮和貿易的興旺復甦。商業活動也採用了現代形式。在中世紀，封建王朝權傾一方，一般都盤踞在土地肥沃的農業區域中心地帶；國王通過控制剩餘農產品和勞動力掌握著大權，而勞動力則常常是依附在土地上的農奴。14世紀和15世紀，新的城市以貿易港口的形式出現在地中海沿岸，這些城市處在舊王朝的邊緣，而非中心地帶。 中世紀歐洲的農業社會一般為軍事化社會，等級森嚴；都城築有防禦工事的城堡和巨大宗教建築，如大教堂。新的港口城市(或者叫「貿易港口」)依靠從印度洋進口奢侈品而聚集大量財富，其中包括來自印尼的香料。這些貿易港口由寡頭聯盟統治，他們更喜歡與競爭對手進行談判，而不是武力征服。由於這些貿易港口所管轄的領土面積很小，他們的政府類型與王國不同。有些港口城市「與內地的聯繫少得驚人」(Fox,1971:62)。事實上，「有證據顯示，(商人)根本不覺得有必要歸屬任何政體」(Ibid.:69)。 各個族群在早期新加坡發展中起了什麼作用？汪大淵稱新加坡的首領為「酋長」。這個詞意味著他要向更高政治權威稱藩納貢。顯然，新加坡一直處於馬來人統治之下。這與14世紀末到15世紀初的巴鄰旁不同，那裡的首領為華人移民或華人移民後裔。汪大淵說龍牙門「男女兼中國人居之」，說明在他的想像中，中國人本「不」應該與當地人混居。畢竟在中國港口(中國很少有向外國人開放的港口)，傳統的做法是將外國商人限定在番坊居住，而且不允許他們與當地居民往來。據歐洲人記載，在15世紀的馬六甲、16世紀的爪哇和17世紀的巴鄰旁，外國人被限定居住在特殊區域。 那麼，為什麼新加坡與大多數已知的古代港口不同，外國人在此可以與當地居民混居？這是關於古代新加坡的諸多疑團之一，也許永遠得不到答案。不過，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新加坡是目前已知的最早有海外華人社區的地方，這一點是考古學和歷史學都證實了的。 1500年，馬六甲華人擁有自己的聚居區，也稱甘榜(村)。那麼，是官方限定他們居住在那裡的，還是他們自願聚居以求自保？在淡馬錫沒有「華人村」，這也許說明那裡很安全，華人也就認為沒有必要自己修建防護圍欄。他們似乎很樂意接受當地酋長的統治，因為他們中沒有甲必丹，也沒有實行其他治外管理制度。 周去非(12世紀)和趙汝適(13世紀)為前往東南亞的商人提供了詳盡的指南。1296年，周達觀第一次提及華人已經在東南亞長期居住。汪大淵又再次提到這一現象。15世紀初，數個華人聚居區已經在東南亞應運而生。 此後，東南亞與中國的聯繫被切斷。16世紀初的資料顯示，早期華人「住蕃」者已經融入當地。這種情況使得早期華人「離散社群」 (diaspora)的性質與重要性變得撲朔迷離。王庚武寫道：「如果我們不了解強大的、不可磨滅的華商一族，我們將無法展示華人移民的全部歷史。」(Wang1991:21)因此，研究14世紀新加坡，對多個學科領域，包括早期東南亞城市生活、早期東南亞貿易和中國移民史具有最基本的重要意義。隨著研究進一步開展，無疑會出現新的研究問題。 新加坡到底是典型的，還是與眾不同、別具一格的馬六甲海峽貿易港口？鑒於我們目前的初級認識，要給出確切答案是危險的。不過，根據目前所掌握的信息，我們可以說，14世紀的新加坡具有一些非典型特徵，其中之一是土城牆。1973年，對整個蘇門答臘島進行了一次考察研究，有證據證明，只有一處前殖民地時期的居住區有土城牆包圍(Bronsonetal.,1973:57)。這個遺址為楠榜省的布貢拉哈約(Pugung Raharjo)，但此地不是河畔碼頭。也沒有證據顯示這裡有過任何大規模生產活動。因此，它與14世紀的新加坡不同，更像是一處儀式中心，而非人口密集的城市。 新加坡的舶來品占很大比重，有些屬於珍稀物品，這說明有一部分居民的品味超凡脫俗，而且對許多舶來品非常熟悉。這些舶來品包括來自東南亞以外的、有特定文化內涵的枕頭和錢幣。這種特點也說明，新加坡在那個年代、那個地區都是獨樹一幟、與眾不同的。 對新加坡的進一步研究將澄清並改變前25年考古研究過程中提出的問題。不過，該研究的第一階段已經顯示，此項研究的學術意義非同小可。新加坡考古研究可以讓我們認識到古代重要貿易體制的諸多發展狀況，以及東南亞人和早期華人移民文化互動的性質。 很少有商業夥伴關係能夠持續2500年之久。新加坡地區(包括從巴鄰旁到馬六甲所在地區)，與印度洋和南海的貿易歷史就跨越了這一時期。其間，王朝更迭，興衰沉浮，港口從一處沿岸遷往另一處，但地理因素註定讓這一地區存在一個交通運輸的重要結點。 **海上絲綢之路六階段** 海上絲綢之路在漫長的歷史演進過程中經歷了多個階段。在史前階段，已經連接起來的海上絲綢之路起點為東南亞，經印度延伸至波斯灣。這一時期的證據包括印度珠子、碗器、手鐲和東山銅鼓。 由於第一階段沒有文字記載，所以我們通過第二階段了解海上絲綢之路最初的歷史。第二階段始於中國漢朝開始控制並逐漸漢化中國南方和越南北部之時，此時有中國史料可據。在中國人進入南海及海上絲綢之路的第一個千禧年中，這條路上來往最頻繁的是馬來人和阿拉伯人。一些印度人和斯里蘭卡人在運送貨物過程中也帶去了自己的文化印記。少數敢於冒險的中國人逐漸進入這一地區，但他們總是刻意隱藏自己的行蹤，躲避因與外國人非法交往而招來的嚴厲懲罰，因此我們永遠不確定是否有過這樣一批人。 這一地區最早的貿易大港很可能是泰國半島上的三喬山，之後是越南南部的俄亥。統治俄亥的扶南王國對印度和中國各朝來說，都是重要的經濟和外交夥伴，直到它於公元600年前後滅亡。之後的末羅游、室利佛逝、婆魯斯和吉打王國紛紛脫穎而出，走上歷史舞台。中國史料和考古資料都顯示，到9世紀，馬六甲海峽南北兩端都建立起富庶的商業王國，出現了一個兩極格局，且長盛不衰，直到19世紀。 9世紀，一種新的貨物進入海上絲綢之路：中國瓷器。陸上絲綢之路運送的貨物局限於少量昂貴的奢侈品，如絲綢，而且用動物馱運才有利潤。海上絲綢之路則可以使用大型船舶運送大批量貨物。這些船舶由阿拉伯人和東南亞人建造、駕駛，就連中國人都嘆為觀止。唐代晚期，中國的瓷窯開始大量燒制高質量陶瓷用於外銷。我們無法估計這類商品進入海上絲綢之路對沿線各國經濟的影響，因為沒有留下這一時期貿易情況的文字記錄。不過，對考古學家來說，中國陶瓷的發掘，使此後這一地區的早期貿易以及其他方面的歷史面目變得清晰可見。 海上絲綢之路的第三階段始於12世紀某個時間點。出海經商的中國人數不斷增加，標誌著這一階段的開始。這一階段開始的具體年代無法斷定，因為我們仍然缺乏這方面的文字記錄。出海貿易的商人本身也不願意拋頭露面，引人注目，畢竟中國朝廷禁止這種貿易活動。但隨著中國北方淪陷，1127年南宋建立，朝廷自身和社會大眾對海外貿易的態度發生了轉變，中國人開始接受這種合法的、受人尊敬的行業。中國瓷器在東南亞的分布情況說明，由於中國市場對東南亞出口產品和對印度洋貨物的需求不斷增長，而且許多貨物經由東南亞轉運至中國，許多東南亞港口因此興旺發達起來。 在12世紀，中國人開始大批永久定居東南亞，但由於缺乏文字證據，這一點尚不能確定。直到14世紀，汪大淵提到中國人居住在新加坡，我們才有把握，認為存在海外華人社區(這些華人有別於在不同時期旅居海外的商人，也不同於單獨定居並融入當地社會的華人)。東南亞經濟與中國經濟緊密相連，中國錢幣甚至已經成為一些港口的交換媒介。這些港口包括13世紀的中國城，還有14世紀初的新加坡和滿者伯夷王國。1368年，隨著明朝建立，並實行打擊對外貿易與交流的海禁政策，海上絲綢之路的這一發展階段宣告結束。 明朝的建立標誌著第四階段的開始，從1368年到1567年，大約持續了200年。在這一階段，海外華人逐漸融入馬六甲、蘇門答臘和爪哇的當地社區。皇帝頒布的海禁法令，讓中國瓷器越來越稀缺，泰國和越南的陶瓷於是取而代之。同時，伊斯蘭教經海上絲綢之路傳播，取代了佛教和印度教。 值得注意的是，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並未因為中國商人和商品的消失而衰退。琉球史料引用了馬六甲蘇丹芒速王1468年的書信，信里稱「幾代人都從未像我們今天這般富裕」(Reid,1993a:10)，說明雖然東南亞港口商人渴望中國人參與海上貿易，但他們的參與並不是東南亞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 在海上絲綢之路發展的第五階段，新加坡退出了歷史舞台，直到第六階段才戲劇性地再度現身。這一階段一直發展到今天。在亞洲海上貿易的舞台上，新加坡扮演了一個有趣的角色：略顯神秘，天賦異稟，有些階段光彩奪目，有些階段又黯然失色、無足輕重。今天的新加坡占據著海上絲綢之路的中心舞台。如果我們忽略新加坡從未離開舞台的事實，忽略它早在14世紀就展現出的發展潛力，那麼它的終場表現會令人驚奇。事實上，假如拜里米蘇拉沒有遭受14世紀90年代末那場突然襲擊而倉皇逃離，那麼新加坡的崛起之日就不會這樣姍姍來遲。 本文編選自《新加坡與海上絲綢之路：1300—1800》，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