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加坡華族文化的耕耘與賡續——「新華文化」專題完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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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2025-10-17
Source: 獅城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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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鄉總會

要回溯新加坡華族文化最初的源頭，我們有必要先來了解華人移民在新加坡劇增的原因。林金枝主編的《華僑華人與中國革命和建設》一書指出：「隨著19世紀後期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過渡，他們把大量資本輸出到落後國家，更加緊了對殖民地的原料掠奪和商品傾銷，也開始了他們『開發』殖民地的黃金時代。這一時期，東南亞錫礦的開採，橡膠園的開闢，煙草的種植，香料的栽培，還有城市、碼頭、港口、道路的大量建設，對中國勞動力的需求都成倍、成十倍地增加，因此東南亞的華僑居民人數劇增。」可見華人移民之所以在新加坡乃至東南亞劇增，主要是出於經濟與建設基礎設施的考量。

根據此書的圖表，1821年，新加坡總人口為4727人，華僑1159人；1901年，新加坡總人口22萬8804人，華僑16萬4681人。換句話說，經過80年的歲月變遷，新加坡總人口增長47餘倍，華僑人口激增141餘倍，從原來占總人口約24.5%到後來的約72%。我們有理由推斷，新加坡華族人口後來持續高居新加坡總人口七成以上，應是始於123年前。既然是如此高比例的族群，其族群文化的衍生與演化成為關注的焦點，也就不足為奇了。

**概念的衍生**

「新加坡華族文化」的概念，最早可追溯至1990年初為慶祝建國25周年而舉辦的「華族文化月」。當時的23個聯辦機構，除社會發展部、新加坡旅遊促進局、人民協會和國家劇場信託局是官方組織外，其餘19個組織皆為民間團體。1991年開始，華族文化月改名為「華族文化節」。

1995年12月，時任新加坡副總理李顯龍在為華族文化節主持開幕儀式時，讚揚新加坡報業控股、華族文化教育團體和宗鄉會館積極籌備常年華族文化節：「在殖民地時代，儘管沒有得到英國殖民地政府的支持，這些團體還是能夠在新加坡保存華族文化和語言。獨立之後，這些團體繼續在新加坡的社會裡扮演重要的角色。沒有這些團體的努力，華族文化節是不可能舉辦的。」

2004年10月，剛接過國家領導棒子的李顯龍總理在一場華社晚宴上重申：「華族的傳統文化和價值觀，是新加坡整體文化遺產重要的一部分。我們本質上是個亞洲社會，不是西方社會。新加坡能夠繁榮昌盛，是因為人民保留了勤儉節約和刻苦耐勞的傳統美德。」

李顯龍在兩篇演講稿中，一方面肯定了華社對於保存華族文化所做的貢獻，一方面也顯示了新加坡華族文化的形塑是來自民間的文化自覺與自信，政府在這個過程中只是扮演橋樑和引導的角色。

**確定性與未確定性**

《源》雜誌從2023年12月的第166期開始，至2024年10月的第171期，推出了「新華文化」專題，連續發表了六篇關於新加坡華族文化的論述。其順序為：郭振羽教授《尋找獨特的新加坡華族文化？》、劉太格博士《塑造新加坡華族文化》、拙文《新加坡華族文化的四個關鍵詞》、蔡志禮博士《從時代語境多模態演化測新加坡華族文化風向》、紀贇副教授《在地化與全球化：新加坡華族文化的雙重視角》、蔡曙鵬博士《從新華舞台看新華文化》。

在這些論述中，作者從不同視角探索新加坡華族文化的形塑、建構、性質、形態與價值。郭振羽的《尋找獨特的新加坡華族文化？》環繞著「中心」與「新土」的角度展開論述。他認為：「新加坡的華族文化離不開大中華文化圈，繼續受到中華文化軟實力的影響。……出現於『新土』的文化創新，也已成為文化中華的一部分，可以豐富其文化內涵。」此外，郭文以南洋畫派與七月歌台為例，闡述現階段新加坡華族文化的兩面：一面是未確定性，一面是確定性。

在未確定性的層面上，郭文提及：「新加坡不能以1950年代的『峇厘之旅作品展』衍生出的『南洋畫派』或『南洋風』視為專有。馬六甲方面強勢爭取以『南洋畫派傳承人』自居，看來南洋畫派『身世』之謎，一時還難釐清。當年新馬一家，同屬馬來亞；如今新馬分家，各自為政，也只能和馬來西亞共戴『南洋』一冠了。」

關於南洋畫派新馬不分這一點，我認為與新加坡建國之前的「馬華文學」也是新馬不分有幾分相像。很多學者認為，從1919年到1965年，馬華文學與新華文學是以「連體嬰」的方式存在著的，任何企圖把「連體嬰」強行分開的做法，都可能遭到詬病。

然而，詬病歸詬病，如果新華文學的源頭不與馬華文學切割，那麼，這前46年的新華文學史將繼續「被涵蓋」在馬華文學的論述之下。新加坡社科大學中文系將從2025年開始，把開辦已十年的《戰前新馬華文文學專題》和《戰後新馬華文文學專題》這兩門課改成《新加坡現代華文文學》和《馬來西亞現代華文文學》，顯見這方面的切割需要破釜沉舟的論述決心與文化自信。

在確定性的層面上，郭振羽引述了2023年6月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學院曾玲教授應新社科大之邀，發表題為《從七月普渡到慶贊中元：新加坡華人的文化創造》的專題演講。郭振羽認為，曾玲分析新加坡華社盛大舉辦「慶贊中元」的節慶背景和文化意義，可作為新加坡獨特華族文化的實例。

曾玲分析中元節在新土的文化創造為原鄉所無，而在獨立後的新加坡社會提供重要功能。此創造集中在三個特色：一是中元會成為常年主辦慶贊中元活動的非正式組織；二是酬神方式從傳統的酬神戲逐漸轉換為娛樂大眾的中元歌台；三是標福物。

然而，曾玲對新加坡華社的近距離觀察與研究成果，卻與曾在2014年於南洋理工大學訪學的另一中國學者彭慧博士的觀察結果大相逕庭。彭慧在發表於《世界民族》2015年第五期一篇題為《新加坡華族文化的建構與彷徨——以新謠運動與七月歌台為例》的論文中，表達了她對新加坡華族文化建構的質疑。

此外，2018年，在彭慧的指導下，華中師範大學碩士生楊亞紅完成畢業論文《新加坡建國後華族文化發展的困境——以國家和社會二重視角的考察》的書寫。楊亞紅在此文中展現了她與彭慧「師徒同論」的特點：「建國後政府以國族建構的需要運用行政手段對華族文化進行指導，包括華文教育等對華社發展的具有決定性作用的因素，讓華族在一定程度上有些許文化『迷失感』；另一方面，華社對國家的文化政策作出自己的應對，民眾態度從頗多爭議到積極調適，呈現出華族順應國族建構、國家發展的大局意識。」

國際友人對於新加坡華族文化與價值觀的正面觀察、研究與解讀，可激勵我們往正確的方向前進；反之，國際友人對此的誤讀與不甚理解，只要立論中肯，理據充分，也可作為砥礪我們前行的磨刀石。

**建立文化自信**

劉太格在《塑造新加坡華族文化》一文中，強調了建立文化自信與族群融合的重要性：「新加坡華人須要重視我們的傳統文化，知道我們在世界上的文化價值，以確保和確立我們的自信心與自尊心。同時，華人也必須認真維護和加深認知其他種族的傳統文化。這不但能保證各族之間和諧相處，也能提升新加坡人民的價值觀、思維方式及文化的多元性、豐富性和明確性。」

與此同時，劉太格也擔心，以新加坡年輕一代的華文水平而言，我們是否能真正擔當得起「新加坡華族文化」之重：「新加坡華族文化的確應該要以中華文化為主軸，而同時融入新加坡本地的有特色的文化。要做好這件事，我擔心兩個問題：其一，我們華人的語言水平，以及對中華文化歷史的認知不夠；其二，新加坡華人的價值觀，其傾向還是以西方文化為主。雖然我們已經獨立自主了59年，我經常自問，新加坡要到什麼時候才能真正走出殖民時代的思維和價值觀念？」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塑造新加坡華族文化？劉太格認為是一個頗具挑戰性的課題。

在閱讀劉文時，我聯想到新華詩人鄭景祥一首極具嘲諷意味的詩《殖民地現象》最後三行所要表達的意思：時序已經來到21世紀，而我們的潛意識始終沒有獨立，還在重複扮演忠誠的殖民地！沒錯，國人的心智首先需要「去殖民化」，才能擺脫殖民主義框架下的歷史敘述，把曾被顛覆的歷史加以還原。

**以國家利益為導向**

根據文化學者杜南發為2016年1月的「活力華彩——新加坡華族文化光影展」所寫的《新加坡華族文化的構成》一文的論述框架，以及我在2023年2月所寫的《新加坡華族文化的梳理與建構》一文的補充論述，如果說新加坡華族文化包含了中華文化、移民文化與國家文化三根支柱，相信沒人會質疑。

拙文《新加坡華族文化的四個關鍵詞》嘗試從文化承襲、歷史賡續、母語教育、新華文學這四個面向，建構新加坡華族文化的部分內涵。除此之外，新加坡華族文化還有其他許多面向，例如：語文探索、美學建設、戲劇影視、媒體生態、民間研究等。無論是哪一個面向，繼承、承襲與賡續，始終是重中之重。

拙文強調：「新加坡華族文化是衍生自這片土地，以中華文化作為參照但不全盤照收的一種帶有本土特質的文化。這種文化的形塑是新加坡軟實力的象徵，也必然要以新加坡的整體國族利益為導向和依歸。」既然如此，跨族交融就顯得越發重要。

談到跨族文化交融，蔡曙鵬在《翻譯與雙語話劇：以南洋女中的〈茉莉公主〉和〈馬蘭花〉為例》一文中的論述，或許可為註腳：「翻譯是一座橋樑，連接著不同的文化與思想，而雙語話劇則是這座橋樑上的靈動舞者。在舞台的光影交織中，語言如絲線般交錯，將兩種文化的精髓編織成一幅生動的畫卷。」

**保留文化之根**

前述劉太格所擔心的，以新加坡年輕一代的華文水平而言，是否能真正擔當得起「新加坡華族文化」之重，與郭振羽結語中所指出的：「目前我們更關心的應該是當今華語華文水平的低落，當務之急是如何推動保留文化之根」，兩者對新加坡的華語文水平恐難堪重任的思考，不謀而合。

蔡志禮的《從時代語境多模態演化測新加坡華族文化風向》，全文以華語文的學習與文化的關係之討論為基調，也對新加坡華語文水平低落表示擔憂：「雖經官方與民間不斷努力搶救，但過去近半個世紀以來，華語文水平始終提不上來的困境，令關心中華語言文化盛衰的人士坐困愁城，憂心忡忡。過去隨著華語文水平和使用率的下滑，中華文化在島國式微成了無可倖免的下場，惡性循環的結果加上西風的吹襲和日韓雨水的澆淋，中華語言文化在新加坡的頹勢，任誰也無力挽狂瀾於既倒。」

蔡志禮認為，華語文水平、講祖籍方言能力、文化認同取向、教育源流背景、宗教派別信仰、籍貫習俗和文化價值觀的奉行等，是探測新加坡華族文化基因的要素。「只因為在赤道邊緣長期曝露在歐美雨水、日光和韓風的結果，部分遺傳基因產生突變，思想行為自然也有所變異。」

**兩種視角的不同映射**

身為一名新移民，紀贇的《在地化與全球化：新加坡華族文化的雙重視角》經由「在地視角」與「國際視角」探討形塑新加坡華族文化的歷史成因，具有恢弘的歷史觀；其對新加坡這個島國的縱深認識與層次分明的歷史論述，遠在許多國人之上。

經過長期的近距離觀察，紀贇了解到，新加坡華族文化的形塑得力於華人有意識「非華化」與「華化」兩股相反力量的相互抗衡：

「第一，是為了適應本土的馬來、印度、歐亞以及其他外來因素而不斷改變的華人性。無論是從穿衣、吃飯等日常生活，還是到經濟、政治與其他更深層面，新加坡的華族文化都是不斷在地化與『非華化』的產物。

第二，自我有意識的『華化』。這個要素的推動力，除了民族自豪、幫群與各種社團有意推動之外，最近數十年中又受到了東亞地區經濟崛起的外在吸引。而新加坡政府在運用傳統文化來對抗西方『不良傾向』的文化侵蝕方面，也同樣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基於此，紀贇歸納出新加坡華族文化的兩個重要特點：「在長期的在地化過程之中，新加坡華族文化已然與中華文化乃至華南沿海文化有著不少差異。……另一方面，新加坡華族文化深受全球化的長期影響。新加坡無論是經濟、政治與文化都具有其他大中華地區所未必具備的開放性（香港、澳門除外），因此外在世界的全球化運動，就會首先影響本地華族文化的生態。」

整體而言，在紀贇的認知中，相對於中華文化，新加坡華族文化中的移民文化與國家文化特色更為顯著。

**藝術求索是漫漫長路**

蔡曙鵬的《從新華舞台看新華文化》以新華舞台表演藝術為視角，從母體文化資源轉化為本土藝術創造力、官辦節慶加強國家認同與文化自信、會館和人民協會為舞台藝術添彩、新移民為新加坡華族文化注入動力等層面，涵蓋其對新加坡華族文化的觀察。這幾個剖析層面離不開三個關鍵詞：母體與本土、官辦與民辦、新移民。

此文帶領讀者回溯至1940年代新加坡舞台表演藝術的歲月，由於是作者結合親身經歷和體會寫成，其涵蓋面之廣，實踐性之深，資料性之豐富，具有極高的參考價值。在閱讀此文的同時，我不期然地聯想到《典妻》。2024年5月8日，在出席「華彩2024」開幕禮時，我觀賞了南華潮劇社呈獻的潮劇《典妻》。對於地方戲曲，原本抱著「不妨一看」的心態，但經過兩個多小時的劇場震撼之後，《典妻》顛覆了我對地方戲的陳舊看法。

該劇將舞美設計、燈光、多媒體與圓形轉台有機糅合，給觀眾視覺上的震撼。此外，呂岩導演在編曲配器上加入以管弦樂器為主的現代音樂元素，突破了傳統潮劇從頭到尾敲鑼打鼓、鑼鼓喧天的刺耳與轟鳴感覺，讓觀眾得以享受融匯潮劇音韻之美與西洋樂器旋律之美的聽覺饗宴。

《典妻》的成功現代化，是新加坡傳統戲曲改革與轉型漫漫長路上的里程碑，其啟示有四：第一、通過藝術革新，大膽地去蕪存菁，加入現代化元素，傳統潮劇的這種改革方向是正確的。第二、結合新加坡與中國優秀演職人員的資源，能碰撞出效果甚佳的潮劇表演。這兩點可資其他劇種或劇團酌情借鑑。第三、通過陳緯恬的擔綱演出，以及金話筒學習中心4歲至14歲的更年輕演員的表現，宣示了新加坡華族文化後繼有人的事實。第四、由於需要閱讀華文唱本，不同方言劇種的傳統戲曲是學習華語文的有效途徑。

**華語文研究與文物保存**

正當新加坡華族文化的內涵漸漸形塑之際，我嘗試從耕耘與賡續的角度，結合一些華文教學研究與文物保存的實例，對當下華族文化的情況做一簡略討論與報告。

華文教育是新加坡華族文化的內核部分，根據統計，二戰前後，新加坡的華校有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在1950年代的頂峰時期，主要由宗鄉會館和教會開辦的華校超過280所。有華文教學就會有華語文研究的需要，1960年代初周淑遜編的《華語注音符號》，1969年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簡體字總表》，1977年謝世涯的《簡體字應用文論集》等書，均在此例。

成立於1951年的新加坡中學華文教師會，從1975年至2015年，40年內出版了40期以華文教學為主要探討對象的《中教學報》。第40期主編杜珠成在告別讀者的《編後話》中說，40期有超過百位作者參與耕耘，他們多數從事教學工作和研究，包括中小學老師、大學講師等，論文所涵蓋的內容有教學法、教材、作業、文學、翻譯等。

成立於1986年的新加坡華文研究會，從1994年至2020年的26年間，出版了十集《新加坡華文教學論文集》，編輯人員從資深的謝澤文、盧紹昌、梁春芳，過渡到較為年輕的胡月寶博士、鍾國榮博士、陳家駿博士等；作者都是從事語文行政、研究與教學的學者和教育工作者，所收錄的論文分為語言教學理論、教學與教學法、語文測試等類。

無論是《中教學報》還是《新加坡華文教學論文集》，都是新加坡華族文化在華文教育領域所凝聚的寶貴資產。可惜的是，由於出版經費不足，《中教學報》在2015年出版第40期後停刊。

1990年代初期，胡月寶創作了微型小說《我把貴妃給了日本人》，通過一位不諳中華文化的華族子弟糊裡糊塗地把家中價值不菲的畫作《貴妃醉酒圖》送給日本客戶作為商場人情的故事，揭示年輕一代對中華文化藝術的一無所知。

胡月寶筆下的虛構故事，不久後就出現在現實生活中。1990年代中期，某宗鄉會館由於在書畫保存方面不夠用心，年輕座辦差一點就誤把收藏三四十年的40餘幅書畫當成垃圾扔掉，幸好被一位「識貨」的會館理事及時發現，把那些書畫——其中一幅是中國國畫大師贈予該會館的價值連城的畫作——從垃圾堆中撿回來，避免了重大的經濟損失。

文物是華人移民史的重要見證，有關這一點，文史研究者符懋濂博士在其《新加坡何時開始有華人「住番」》一文（2023年6月《源》雜誌第163期）中，已有詳細說明。對文物的縝密鑑定、還原修復與完善保存，也是新加坡華族文化在這個領域漸趨成熟的表征。2012年，作為新加坡福建會館主辦「藍海福建」文物大展的策展人，杜南髮指出，希望通過這項巨大投入且具開拓性文化意義的展覽，能加強傳統社團保護和善用文物的教育意識，也讓年輕一代對傳統文化中的智慧與精神有新的體認。

例如，始建於1828年或更早、坐落在惹蘭紅山石叻路的福建人古寺廟恆山亭，1992年遭遇火災，兩年後，其遺址因土地徵用而拆除。一副擁有近200年歷史的恆山亭古廟楹聯，經歷了三四十年的流失後，在2022年從美國被送回新加坡。失而復得，福建會館負責人如獲至寶。

再如，始建於1835年或更早、1880年重建於勞明達街與加冷路交界處的廣肇人古寺廟廣福古廟，1979年因土地徵用而拆除，包括古廟一面百年牌匾在內的諸多文物移交到廣惠肇碧山亭地庫存放30多年後，2023年年中，在廣惠肇碧山亭文物館副主任庾濰誠博士的整理與鑑定下，重見天日。

文物與垃圾僅一線之差。在庾濰誠那次所拯救的文物中，以廣福學校的《學籍總冊》和數本廣福校刊最為珍貴。他在2023年接受《聯合早報》記者陳愛薇專訪時表示：「這不僅是一所學校或一座廟的歷史，更是華社的珍貴資產，一個時代的印證，反映廣東社群辦學育人的精神。」

因著這個發現，在2023年11月中旬由馬來西亞新紀元大學學院主辦的第一屆吉隆坡世界華文教育論壇上，庾濰誠以新社科大中文系客座講師的身份，發表題為《新加坡廣福學校（1916-1982）〈學籍總冊〉等一批珍貴檔案發現始末及其意義》的研究報告，從廣福古廟所遺留的文物談到其所興建的廣福學校。

唯拯救文物的道路崎嶇難行。庾濰誠在上述訪談中表示，自己年近半百，恐力有不逮，呼籲有共識的年輕人站出來，一起接續新加坡文物鑑定的未竟使命。

早自2023年2月中旬開始，庾濰誠便把廣惠肇碧山亭所收藏的百年墓葬文物，通過在《新明日報》刊登的一系列《墓葬筆記》，呈現在世人面前。文物對華人移民史的價值，由此可見一斑。

廣義的文物包括建築物。竣工於1950年代中期的前南洋大學校園，其校園規劃與建築設計的負責人是英年早逝的黃慶祥。目前任教於新加坡國立大學建築系的陳煜博士，曾在2010年世界海外華人研究學會第七屆國際會議上，以《南洋大學校園規劃與建築設計》為題，探討鮮為人知的南大校園規劃和建築設計，解讀籌建委員會所代表的新馬華人社會對於建設海外華文大學的理念，以及其對華族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理解等。

陳煜當年在國大執教時的研究助理是建築系本科生陸國豪。後者除協助陳煜收集南大校園規劃與建築設計的資料外，也協助陳煜收集黃慶祥在新加坡的早期建築設計和進行相關的文字翻譯等。

2001年至2004年，陸國豪在中正中學總校念初中；2009年至2014年，他在國大建築繫念本科和碩士學位。出於對古建築修復工作的興趣，陸國豪以中正總校的建築歷史作為研究對象，撰寫本科畢業論文。2013年，在賴啟健博士的指導以及諸多新華文史學者作家的協助下，其畢業論文《一所萬人學生的中學的願景：中正中學的歷史發展（1939-1977）》（The Vision Of A Middle School For 10,000 Studen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hung Cheng High School（1939-1977））順利完成，並獲評為優等。

據知，在撰寫論文的過程中，八零後的陸國豪需從以繁體字書寫的卷帙浩繁歷史文獻中尋找所要的資料，然後轉換成簡體字，最後翻譯成英文，工序繁雜。

2013年，中正總校為竹林樓和「中正中學」牌坊申請國家古蹟，時任校長彭俊豪曾參考陸國豪的論文。後來，國家文物局人員找到陸國豪，參考其畢業論文以編寫這兩座建築對人文歷史的重要性。2014年，這兩座建築正式列為國家古蹟。

新加坡華族文化的耕耘與賡續，端賴華族子弟的使命感。從新加坡幾代人在構建華族文化過程中所做的努力與堅持，我強烈地感受到這種前赴後繼的使命感的重要性。

（作者簡介：張森林，1961年生於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碩士，南洋理工大學博士，新加坡社科大學中文系客座講師。著有文學評論集《至性的移情》、專題研究《砥礪前行：新加坡作家協會的發展之路》、學術論著《朝向環境倫理：新馬華文詩文中的生態書寫（1976-2016）》等。編有《新華文學大系·短篇小說集》《新華文學大系·詩歌集》《情系獅城：五十年新華詩文選》《新國風：新加坡華文現代詩選》《新加坡文化獎華文作家選集》等。）

本文首發於《源》172期，文章版權歸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源》雜誌所有，未經授權請勿轉載使用，歡迎朋友圈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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