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3日，新加坡外長維文在聯大會議上呼籲各國多向積極的一面看，多對國家內部進行投入，這樣才能更好地解決內部問題，緩和緊張局勢，迎來新的發展機遇。對於中美關係，維文認為，中美之間的對立源自於戰略互信的缺乏，因此他呼籲中美斬斷「猜疑鏈」，重新建立戰略互信。然而解決信任危機的重點正是台灣問題，維文對美國發出警告，稱台海問題是中方的底線所在，想要重建戰略互信，這條紅線是萬萬碰不得的。
維文對中美關係惡化的癥結十分清楚，在佩洛西竄訪後，中方因為不滿於美方的出爾反爾關閉了中美兩軍高層的交流渠道。畢竟在佩洛西竄訪前，不僅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曾多次提及要為中美關係「設護欄」，拜登本人也曾公開表示支持一個中國原則。作為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身份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因為她不僅是華盛頓國會上資深政客，而且是美國總統、副總統（兼任參議院議長）之後的第三號政治人物，其影響力橫跨立法機構、行政機構及其他系統，在目前美國政壇搞不好她說的話比拜登還管用一些。
其實除了佩洛西的竄訪外，美軍在東亞的動向也與拜登和布林肯的表態相左。只是美方十分清楚軍事挑釁不能占到什麼便宜，所以一直保持著謹慎的態度。拜登上台後打「台灣牌」的頻率也創造了歷史紀錄。佩洛西的竄訪其實更像是導火索，她的行為引爆了中方的不滿，讓中美關係突然墜落幾乎到達了懸崖邊緣。
對於台海問題，有兩點是美方必須要明確的。
首先，台海局勢發展到如今地步，美方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中方一切行為都只是對美國損害中方主權行為的反擊。
其次，中方在台海問題上沒有退路，因為事關領土完整和主權，美國不應該也不能夠低估中國保衛領土完整，捍衛主權不受侵犯的決心與能力。美方自己也清楚，與中國在台海地區發生衝突時並沒有勝算的把握，而且將損失慘重，因此繼續在這一地區挑釁生事並不是什麼好主意。
如今中美之間的戰略互信幾乎清零，兩國若是想要重建戰略互信，不僅需要相對較長的時間，更需要雙方的互相配合。中方雖然關閉了兩軍高層的對話渠道，暫停了部分合作，但是在軍事之外，合作之門一直保持著開放。中國對中美合作的誠意一直非常充足，現在就看美方願不願意促成台海局勢降溫，克制在敏感地區的活動，與中方重建戰略互信了。鑒於美國國內政客們時不時地出格言行和不友好表現，這一過程註定會比較漫長而且會充滿波折，但只要中美雙方還有合作的誠意，或許兩國關係還能得到較好的恢復。
其實作為新加坡外長，維文在他的講話中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觀點，那就是各國對外強硬態度來自於相應國家的內部矛盾，如果能夠解決各自國家的內部問題，那麼就不需要通過對外強硬轉移矛盾了。這也是為什麼他在講話時呼籲各國增加對本國內部的投入，因為政府的主動干涉能夠增加解決內部問題的效率，國家內部治理能力的提升也能讓國力恢復。在維文看來，美國強硬的對華態度正是源於其內部日益深重的社會矛盾，因為暫時無法解決多年以來累積沉澱的諸多問題，所以只能選擇利用對華強硬來轉移矛盾。
維文的這個猜測與美國國內的情況幾乎不謀而合。佩洛西為什麼能夠不顧拜登和軍方的勸阻，執意進行竄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國三權分立體系已經無法有效運轉。美國的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門代表的原本都是大部分美國人的利益，因此立場一致。到了現在，隨著社交媒體的發展和身份政治的興起，美國行政、立法與司法部門代表的利益團體發生了顯著分裂，三權分立既互相制衡又互相合作的機制開始加速走向撕裂衝突的一面，甚至因為趨於嚴重對立而瀕於失效。
在權力制衡機制失衡後，分管立法權的國會就開始成立各種外交小組，以此來為國會獲取海外利益。事實證明，這樣做只會讓美國逐漸失去外交事務的統一主導權，並直接造成美國外交戰略的混亂，進而方便國會以自身態度影響美國外交部門的外交口徑。此前佩洛西的竄訪就是美國國會繞開美國外交部門，自行進行外事活動，然後反過來又在竄訪後綁架了美國政府與軍方在涉台問題上的立場。可以說，拜登本人並不願意被佩洛西的粗暴之舉綁架掣肘，但其自身影響力有限能力不足，只能被裹挾前進。
佩洛西的竄訪與台灣島內民進黨當局的賄賂有關，更與美國保守派的興起有關，而美國保守派勢力之所以有能擴大影響力的環境，也是因為當前的美國內部矛盾愈演愈烈。除了因為身份政治帶來的更加嚴重的對立外，美國民主共和兩黨的內鬥更加深了美國社會的割裂。此時美國正經受著多種流行病的襲擊，還有嚴重的通貨膨脹，再加上原有矛盾的積累，如果不設法解決部分迫在眉睫的內部問題，一旦導致美國社會秩序坍塌崩盤，後果將非常嚴重。
其實不只是美國，全世界其他國家或多或少因為新冠疫情和俄烏衝突危機外溢等因素都面臨著較為嚴重的內部問題。如果所有國家都想著向外轉移矛盾，那麼世界各地的局勢只會變得更加混亂，對於新加坡來說，世界海運貿易的萎縮，一定會對其自身經濟發展造成困難和障礙。
如果各國能夠在這一危急時刻加強對內部問題的整治力度，那麼等到全球性通脹、戰爭危機外溢和新冠疫情過去後，全世界將迎來新的發展期。只有在內部問題得到了一定解決的情況下，各國合作的意願才將會不斷增強，因而在外交中也會更容易達成新的合作，更願意以互利互惠的原則處理與其他國家的關係，屆時全世界都將迎來新的發展機遇。唯有如此，新加坡外長所期待那樣一個「新黃金時代」才可能早日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