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在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代表大會上，新加坡副總理王瑞傑宣布，未來將在2021至2025年，將消費稅（GST）從7%提升至9%，並表示將在2020年的財政預算案中提出更多消費援助的配套詳情。早在2018年2月，財政部長在2018財政年度預算案中宣布計劃上調消費稅，在2019年的財政預算案中又重申了此項計劃。由此可見，新加坡增加消費稅似乎是勢在必行。
2018年7月4日，新加坡副總理兼國家安全統籌部長張志賢在重慶市長唐良智陪同下參觀重慶果園港。 新加坡消費稅始征於1994年，最初的消費稅為3%，經兩次上調至7%。如今，新加坡十餘年未變的消費稅又將面臨上調，是哪些因素使得新加坡政府做出這樣的決策？隨著世界經濟下行壓力加劇，中美貿易摩擦愈演愈烈，新加坡在2019年前三個季度的國民生產總值（GDP）增長不足0.6%，創歷史新低。在這樣的背景下，新加坡政府提高消費稅又將給新加坡的國內社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來探討。 為何提高消費稅 稅收是新加坡政府最直接的財政收入來源，長期以來，消費稅與企業稅、個人所得稅共同構成了政府稅收的重要組成部分。首先，調高消費稅可以確保政府獲得穩定的額外收入。相較於其他稅種，消費稅具有「收入穩定」的特點。消費稅屬於價內稅，是價格的組成部分。國內消費者無論收入高低，在購買相同的商品或服務時需繳納等同的消費稅。 其次，政府要保障新加坡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新加坡國內土地與人力資源成本高，為了抵消這些吸引外資的不利因素，新加坡的企業稅就必須保持一個較低的水平，才能在與日本、瑞士、中國香港等低企業稅國家與地區的競爭中處於有利環境，以鞏固自身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最後，在東南亞區域內國家中，新加坡的消費稅還處於較低水平。印尼、菲律賓與越南的消費稅分別為10%、12%、10%，都高於新加坡；泰國與汶萊的消費稅水平與新加坡持平；馬來西亞的消費稅為6%，略低於新加坡。出於這種情況，新加坡政府認為國內的消費稅依然具有上調的空間。 彌補社會領域的財政支出 出於以上考量，新加坡政府最終決定通過提高消費稅來增加財政收入，從而彌補日益增長的財政支出。近年來，新加坡政府財政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正在逐年增加，並且這種趨勢還將繼續上升。財政支出應用於國內社會的各個領域。 其一，教育領域。新加坡政府向來重視全民教育，當前更是在諸多方面加大了對教育的投入，擴大並強化小學的「應用學習」。教育部將在未來每年投入約1900萬新元支持小學發展包括應用學習在內的各項專長。政府還承諾將加大對學生的財政支持，以確保沒有新加坡兒童因貧困而輟學。從2018年4月起，教育部每年都投入近1億新元來增強一系列的援助計劃。同時，政府正在大力投資學前教育，為當地父母提供高質量、可負擔的學前班選擇。學前教育的費用預計將在2022年提升一倍多，增至17億新元。 其二，社保領域。近年來，隨著新加坡人均壽命的增長以及出生率的持續走低，人口老齡化問題愈發嚴重。據2018年最新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新加坡65歲以上的人口占人口總數的比率高達13.7%，這一比率預計將在2050年達到50%。新加坡已經成為全球老齡化程度第二高的國家。未來，新加坡的國民年金制度與社保體系將因繳納者的遞減與領取者的遞增遭受嚴重衝擊。政府不得不提高財政支出來彌補國民年金的收支缺口。
其三，基建領域。基礎設施建設近年來一直都是政府支出的「大頭」，已經從2011財年的85億新元劇增到2018年的200億新元，並將持續走高。在未來的十年內，還將有一大批基建項目落地。包括持續建造樟宜機場第五航站樓、大士港口和新隆高鐵等項目；此外，新加坡推出的「智慧國家2025」計劃以及與中國合作的「互聯互通」項目——「陸海新通道」的建設也在穩步推進中。 其四，安保領域。新加坡地處的東南亞地區長期以來都是恐怖主義的高發地帶。近年來隨著科技的不斷發展，新加坡所面臨的恐怖主義威脅正在加劇。為了更好地應對威脅，政府將持續加大對社會安保的投入，以確保更好地利用新科技與社區合作來有效應對突發事件。 由此可見，新加坡政府通過增加消費稅來提高政府收入可謂是「理由充分、名正言順」。但是，增加消費稅對於國內社會的影響同樣是複雜且深刻的，尤其是對於國民經濟以及即將到來的新一輪大選。 複雜而深刻的社會影響 據相關部門預估，將消費稅上調2個百分點可為新加坡帶來相當於GDP0.7%的收入。然而消費稅增加最終的負擔將無一例外地落在國內消費者身上。國內物價的上漲意味著消費者實際可支配收入減少，進而導致經濟增長率下降。縱觀新加坡歷次上調消費稅的歷史，國家的經濟增長率都經歷了不同程度的下滑。新加坡首征消費稅的第二年（1995年），經濟增長率從1994年的11.098%降至1995年的7.201%；2003〜2004年新加坡將消費稅從3%上調至5%時，由於是分階段上調，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經濟增長率的下滑，2005年的經濟增長率同比僅下降了2.5個百分點；2007年，新加坡第二次上調消費稅一次性完成，使2008年的經濟增長率同比銳減了7.2個百分點。 消費稅的增加對於國家經濟增長率的影響程度還需要綜合國家所處的經濟環境來看。開放與自由的貿易環境可以增強國家經濟活力，有效減緩消費稅上調給國家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反之亦然。此前，正是由於2007年的次貸危機惡化了全球的經貿環境，導致2008年新加坡經濟增長率的下滑程度要明顯高於往年。如今，美國再次掀起了貿易保護主義的浪潮，導致全球貿易環境不容樂觀。如前所述，2019年新加坡前三個季度的經濟增長率已經跌破歷史最低水平，在這樣的時間節點下，如若增加消費稅，對於國家經濟無疑是雪上加霜。當然，如果「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可以如期達成，將會在一定程度上沖抵消費稅增加給新加坡經濟增長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此外，消費稅的增加還可能會通過影響新加坡國民的情緒而間接地影響到新一輪大選的結果。消費稅具有逆累進的特點，中低收入者所上繳的消費稅相較於高收入者所占他們收入的比重要更高。隨著生活成本的進一步增加，將激發民眾的憤怒情緒，造成對於政府的信任危機，從而影響選舉。新加坡的鄰國馬來西亞就因增加消費稅而引發了「全民海嘯」，導致執政黨在2018年的大選中落敗。雖然新加坡的政治生態與馬來西亞有著明顯的差異，但是，隨著新加坡民主化進程的推進，選民權利意識和參與觀念的逐漸增強，人民行動黨若想繼續保持執政的穩定性，就必須重視增加消費稅給國民生活所帶來的不良影響。 總之，新加坡政府一向的「廉潔性」與「自律性」讓我們有理由相信此次增加消費稅依舊是「取之民而用於民」。新加坡總理李顯龍2019年11月在人民行動黨代表大會上宣布，新一屆選舉最遲也將在2021年4月舉行。政府需要向民眾更好地宣傳與普及增加消費稅的深層原因，並積極採取行之有效的相關配套措施來緩解其對人民生活的影響，謹防民意不斷發酵，莫讓此事屆時成為大選中反對黨攻擊人民行動黨的利器。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大學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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