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新加坡,很多人可能第一時間想到的是魚尾獅、花園城市、東南亞風情。喜歡美食的人可能會想到海南雞飯、肉骨茶和黑胡椒炒螃蟹。不過這些都是它的表象。新加坡在我心目中最獨特的地方在於它是一個披著西方文明外衣的東方儒家文明國家。它很多外在的特徵都源於這個內核。

新加坡能夠形成這種文化特色的首要原因是它的人口構成。新加坡的主要人口是華人,占了人口的74.2% 。大多數新加坡華人的祖先源自於中國南方,尤其是福建,廣東和海南省,其中4成是閩南人,其次為潮汕人、廣府人、莆田人、海南人、福州人、客家人。我們在新加坡的旅途中見過的所有計程車司機祖籍都是福建。因此可以說新加坡是中國華南傳統社會(中國西南、西北、華東、華南、華北、東北的傳統文化都有細微差別)在海外的一片飛地。了解這一點,是讀懂新加坡的前提。

新加坡的國父是著名的華人巨擘李光耀先生。他為新加坡注入了靈魂。而他打造新加坡的理念與方式則受到了他出生的家庭環境、成長的時代背景、知識結構與教育經歷,以及後來的個人境遇有著非常重要的關係。在著名電視劇《亮劍》當中,李雲龍有一句著名台詞「任何一支部隊都有著它自己的傳統。傳統是什麼?傳統是一種性格、是一種氣質!這種傳統與性格,是由這種部隊組建時首任軍事首長的性格與氣質決定的。他給這支部隊注入了靈魂。」其實,何止部隊如此呢?
李光耀是一個從小接受英式教育並在英國留學的廣東人。在英國留學過程中他又與了共產主義人士有過深入的交流。並最後獲取了經濟與法律的學位。在爭取馬來西亞獨立之後,由於人口占少數的華裔與主體民族馬來裔的矛盾日益惡化,最後不得不在華人為主的新加坡獨立建國。建國後,內憂外患,百廢待興。那麼李光耀如何去建設這個國家呢?
首先他出於對列寧領袖集權式的做法反感,因此他還是搬來了英國議院制的那一套。然而由於深諳中國傳統法儒並舉的治理藝術與華南社會裡宗族社會中的文化傳統,他所建立的「民主」制度更加像是披了一層「洋皮」的中國傳統官僚體系。首先就是他靈活地利用議院選舉體系裡的一些漏洞,長期維持他「人民行動黨」的絕對優勢。具體如何操作,很多學術論文和財經期刊如《亞洲周刊》都有報道,感興趣的人可以查。大體上就是把政府的福利政策尤其是房屋政策與選票相捆綁。人民行動黨在那個區域沒有獲勝,那麼政府就裁減這個區域的福利。

李光耀這麼解釋他的人民行動黨持續獲勝:「因為別的黨沒有我們這麼能吸引選民。」

在這樣一個議院制體系下,新加坡總理基本上就相當於明朝中後期內閣的首輔。而在卸任總理後,李光耀長期擔任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的董事長職務,該公司負責管理新加坡的政府外匯儲備,一直是該國最神秘的公司。因此有人說新加坡的民主是「偽裝的民主」。在美國《Business Inside》雜誌2011年的文章中,把他列為上世紀最成功的獨裁者里第二名。

在上世紀80-90年代,我們國內人還認為新加坡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時,西方社會對於李光耀「獨裁」、「專制」的罵聲長期不絕於耳。下面這個16歲少年因為在李光耀死後批評李光耀獨裁而被捕入獄。隨後迫於輿論壓力被釋放。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獨裁專制的人,卻把一個小漁村建成了世界第一流的國際大都會。在2018年全球一線城市裡,位列世界第5,亞洲第一。同樣是作為一個城市獨立發展,香港在「民主」,「自由」的英國領導下,卻遠不及新加坡。這不單單是指經濟總量,更重要的是在產業結構與國民幸福度上。
無論香港人多麼懷念港英統治者,但是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大鼻子們從來沒有把這個小島當做自己的土地。他們一直所想的是如何在這個殖民地上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們自以為自己擁有的民主,其實從來沒有擁有過。香港之前一直是由女王指派的港督管理的。因此無論在一些基本政策的制定上還是在產業結構的規划上,香港一直沒有被當做「自己的地方」來管理。而同時期在新加坡的李光耀則不同。用他自己的話說,他本來「想當的是馬來西亞的總理,而不是新加坡的國父。」,「是含著眼淚來到新加坡的。」,這是他無論如何都必須堅守的最後一塊陣地。這裡是他要證明自己價值的地方,要打一場漂亮的翻身仗給對面的馬哈蒂爾看。這種在治理態度上本質的差異,決定了新加坡和香港未來發展走向的差異。

(李光耀年輕時,背後是他主持建設的第一代新加坡公共住房)
這種差異首先就體現在住房政策上。新加坡的住房政策之好,恐怕除了一些能源型國家少有能與之匹敵者。由於受共產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下大同」的政治理念共同影響,李光耀在1964年提出了「居者有其屋」計劃。你很難想像一個西方自由經濟主義國家會實施這樣全面、長久而大規模的國民福利住房計劃。這個計劃的實施前提就是政府掌握80%的國土資源,並成立新加坡建屋發展局直屬國家發展部。這是一個獨立的、非營利機構,其財政預算納入國家計劃。1966年,新加坡頒布了《土地徵用法令》,規定政府有權徵用私人土地用於國家建設,並有權調整被徵用土地的價格。根據該項法令,新加坡政府協助建屋發展局以遠低於市場價格的價格獲得開發土地,保證了大規模建設公共房屋所需的土地。
隨後,為了防止炒作投機,一個家庭占有多套公屋的可能,新加坡建立了一系列完整的審核與價格機制確保這些保障性住房能夠真正惠及所有人群。今天,82%的新加坡人都住在這種由政府建設的組屋中。更人驚嘆的是這些組屋的質量絲毫不遜色於其他國家普通的商業住宅。甚至有漂亮的空中花園供民眾使用。新加坡對於房地產泡沫的成功管理,舉世所罕見。

而對比香港,鴉片戰爭之後,港島割讓給英國,於是香港的土地就成了英國皇室財產,與其在英國本土的皇家土地一樣,都是Crownland(「官地」)。它可按年期批租給民間。要注意,不是「斷賣」,而是「批租」。
「官地」是公有土地的一個類別。歐美不少資本主義國家也有的,明確歸政府所有,所以也可以進一步明確為歸聯邦、州或城市政府所有。香港的特別之處,在於全部土地皆為「官地」。這是1843年《英皇制誥》宣布的。
至此為止,我們似乎看到新加坡和香港一樣,土地都是被官方壟斷。但是區別就在於對於港英政府並不把香港人當自己人看。在他們看來把土地批租給私人開發商盈利是比自己去建立公屋好的多的選擇。為了獲得更多一點財政收入,政府特意控制土地的供應數量,旨在『少批多得』。香港政府常常『規劃』出一塊土地,因為市場競價『不理想』而收回,待來日再批。這一政策並沒有隨著香港回歸而改變。因為涉及到的既得利益群體太多。最後導致的惡果就是今天很多香港人居住在像動物籠子一樣的劏屋當中,而香港的土地卻還有70%還在閒置。

香港劏屋
而在產業政策上, 李光耀一手打造的裕廊工業區。在本身就不大的島國上硬生生擠出70平方公里。這個工業區包含了來自各地的跨國公司和本地的高技術製造業公司。新加坡政府也據地理環境的不同,將新加坡東北部劃為新興工業和無污染工業區;沿海的西南部、裕廊島和毛廣島等劃為港口和重工業區;中部地區為輕工業和一般工業區。新加坡的工業主要包括製造業和建築業。2012年產值為1085.5億新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5.1%。製造業產品主要包括電子、化學與化工、生物醫藥、精密機械、交通設備、石油產品、煉油等產品。就在這樣一塊彈丸之地上,新加坡擁有東南亞最大修造船基地之一,以及世界第三大煉油中心。下圖為裕廊工業區。

而作為對比香港一直以來奉行完全的自由主義政策,鼓勵商人們去做著利潤最豐厚的服務、貿易、地產與金融。另一邊由於土地「暗稅」,價格暴漲。實體經濟紛紛出走內地。最後的結果就是香港整體經濟脫實向虛,仿佛玻璃板上的水彩畫一般。在98年、08年兩撥經濟危機衝擊後原形畢露。
新加坡相比香港的成功,離不開李光耀的主人翁精神。另一方面則是他把有限的自由與高效的管制相結合。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幾乎所有的亞洲經濟體在告訴發展階段都脫離不了類似新加坡這種政府導向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發展模式。從韓國的朴正熙、台灣的蔣經國、到長期一黨獨大的日本自民黨,甚至包括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看不見的手和看的見的手共同協作,發揮了極大的效率。因此李光耀一直強調亞洲國家要有「亞洲價值觀。」這方面,新加坡東亞研究所所長,李光耀幕僚鄭永年教授曾經專門寫過一本書《中國崛起——重估亞洲價值觀》

一般來講,以政府主導經濟發展,促進產業創新的首個成功案例是普魯士帝國,後來被日本在民治維新時期成功模仿。而在蘇聯時期,計劃經濟在全球經濟大蕭條時展現出了無與倫比的特殊魅力,進而被羅斯福借鑑而開展了羅斯福新政。近代,把國家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的最成功的是亞洲儒家文化圈。這與亞洲文明以水稻為主要農作物有因果關係。因為水稻種植比小麥種植更需要農民共同協作。

日本農民在進行水稻插秧
種植和收割水稻時,稻農們必須共同協作構建生產隊的灌溉系統,到了農忙季節,常常需要農民們互相幫助。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就形成了要求「協作與共同利益並存」的集體主義心理的大環境。相反,小麥、玉米、土豆等弄作為不同於水稻,他們是生長在旱田的,靠雨水基本可以滿足生長需水量。這時,農戶之間就相對獨立。在李光耀的家鄉廣東,明清時期有上千人聚族而居的大家族,一個家族往往就是一個村落。福建土樓更是這之中的典型。

這樣家族其實很接近日後的人民公社。家族成員個人能支配的財產很少,擁有很多義務卻沒什麼權利。高度密集的居住環境,也讓人很難保留什麼隱私。族長和長老們形成一個村委會一樣的組織,掌握著整個家族的資源調配,運營計劃並制定詳細的生活規章制度。如果做深入討論,這個話題可以挖掘的很深。甚至可以論證出為什麼在辛亥革命後,最終是社會主義在中國獲得了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