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加坡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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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2024-05-16
Source: 獅城新聞

新加坡文學獎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新加坡反殖民民族主義興起，並於1959年實行自治，在短暫加入馬來西亞聯邦後於1965年完全獨立。1965年新加坡民族現代性和文學現代性開啟，在四種官方語言（中文、英語、馬來語和泰米爾語）中，英語被認定為行政語言，其他三種語言也作為「母語」。新加坡的官方母語政策也造成了筒倉效應，導致中文、馬來語和泰米爾語之間的跨語言交流極少，他們依賴英語作為通用語言。

用英文寫作的新加坡民族文學存在先天缺陷，一方面難以磨滅「大英國協」作家的標籤，另一方面人為經典化的文學作品亟需在短時間內簡單確立。比較代表性的是英文詩人唐愛文（Edwin Thumboo）的詩歌《魚尾獅旁的尤利西斯》（*Ulysses by the Merlion*），成為新加坡國民教育的必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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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愛文《魚尾獅旁的尤利西斯》

新加坡文學獎設立的背景 

**英語作為通用語言的背景。**新加坡剛獨立時，全國200萬人口中，75%以上都是華人，即便到現在，華人在新加坡的占比也很高。新加坡首任總理李光耀和幕僚們商討過後，決定把英文作為新加坡的通用語言。新加坡英語文學逐步獲得世界認可。標誌性事件是2022年《我們如何消失》（How We Disappeared）成為新加坡唯一入選「大禧讀物」（Big Jubilee Read）清單的文學作品，該清單旨在提升閱讀樂趣並慶祝伊莉莎白二世女王登基50周年。

李晶晶（Jing-Jing Lee，1985—）處女作《我們如何消失》講述二戰背景下17歲的主人公被塞進運兵車送往日本軍事妓院，這段經歷困擾了她一生，描繪出新加坡女性受害者在戰爭中沉默和消失的形象。多種現象表明，英語在提高新加坡文學知名度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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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如何消失》

**新加坡國家發展策略的轉變。**1968年，李光耀對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學生說過一句名言：「詩歌是我們買不起的奢侈品。」因為新加坡人應該優先考慮科學技術來實現國家現代化，所以造成了官方支持文學創作的起步晚。1997年，新加坡教育部推動國民教育舉措，對新加坡的文學教育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國民教育的目的是培養國民的民族本能，並且提出文學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

新加坡教育部關於新加坡文學的發展確立了兩個原則，一是新加坡文學的人文主義原則，文學使國民跨越性別、種族和階級的障礙，助推「審美和想像力的增長」，「探索人類關注的領域，從而加深對文學的理解」；二是新加坡文學的過程化原則，民族文學使得英語文學占有一席之地，但不優先，兼顧中文、馬來語、泰米爾語等語種的靈活性，注重時代和地區的變化。新加坡政府著力定義、構建、分享新加坡文學這一公共領域。

**各類文學活動的興起。**許多與新加坡文學相關的文學出版物和材料可以在網上找到，如《新加坡文學季刊》、網站Singapore Poetry和資料庫Poetry.sg。各種非營利組織也在努力通過新加坡詩歌寫作月、移民工人詩歌比賽、新加坡作家節和全國詩歌節等活動在臉書上分享，提高公眾對文學的認識。閱讀活動的興起促進了新加坡的文學出版。2011年，新加坡出版社Epigram Books重新出版了幾部已經絕版的英語小說，如Lloyd Fernando的《蠍子蘭花》（1976年首次出版）、Goh Poh Seng的《自焚》（1977年首次出版）。Epigram Books還將其電子書在亞馬遜的Kindle閱讀器上架，從而面向全球讀者展現新加坡文學。新加坡出版社Epigram Books、Math Paper Press、Ethos Books等在獲獎作品翻譯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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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詩歌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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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Poetry.sg

**新加坡文學獎（Singapore Literature Prize）**設立於1992年，是新加坡最高榮譽的文學獎項，迄今已有150多名作家獲獎。新加坡文學獎由新加坡國家書籍理事會主辦，面向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開放，其作品在新加坡或國外指定時間內出版。設立新加坡文學獎目標：一是通過對新加坡作家在四種官方語言（中文、英語、馬來語和泰米爾語）出版的傑出作品給予應有的認可，促進新加坡文學人才的發展；二是激發新加坡公眾對創意寫作的興趣和支持。新加坡文學獎的設立，促進了新加坡文學文化生態的多樣性，承載了新加坡的文化記憶。

新加坡文學獎的三個時期 

**1992—1999年，新加坡文學獎的摸索時期。**1992年，林蘇辰（Suchen Christine Lim，1948—）的第三部小說《色彩繽紛》（Fistful Of Colours）榮獲首屆新加坡文學獎，也是新加坡文學經典中的一部開創性小說。該書主人公蘇文（Ong Suwen）在深入探尋繼父家族的歷史中，揭示了新加坡第一代移民和居民的希望和奮鬥。評論家將林蘇辰的第一部小說《飯碗》（Rice Bowl）描述為「新加坡獨立後的里程碑式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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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蘇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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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碗》，ISBN 9812040994，Publisher: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Singapore,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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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繽紛》ISBN 9812480129，Publisher: Straits Times Press, Singapore (3rd ed.)

1993年，新加坡文學獎設立詩歌和戲劇兩個獎項。1994年僅設小說獎項，1995年僅設詩歌獎項，此後獎項交替設置延續到1998年。1999年和2002年，由於經濟問題，新加坡文學獎暫停評選兩年。

1993年，德斯蒙德·西姆（Desmond Sim Kim Jin，1961—）憑《我去過的地方》（Where I』ve Been）成為新加坡文學獎詩歌優異獎項的首位得主。該詩集由62首詩組成，講述了詩人的旅程和個人經歷。

哈里斯·沙瑪（Haresh Sharma，1965—）憑《建設中》(Still Building)成為新加坡文學獎戲劇優異獎項的首位得主。在此期間，張科林（Colin Cheong，1965—）三次獲獎，《空甲板和空地方》（Void Deck and Other Empty Places）於1995年榮獲新加坡文學獎詩歌表彰獎項，小說《橘子》（Tangerine）於1996年榮獲得新加坡文學獎，小說《柜子里的人》（The Man in the Cupboard）於1998年榮獲得新加坡文學獎小說優異獎項。可以看出，這一時期的新加坡文學獎在獎項中缺少穩定性，評獎規則也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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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斯·沙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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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中》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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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12年，新加坡文學獎的確立時期。**1999年，新加坡批准實施15年的「文藝復興城市」計劃，旨在通過發展文化推動城市由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跨越。雖然文學創造力不一定與政府舉措同步發展，但不可否認的是，國家藝術委員會發揮著關鍵作用，對於文學藝術提供了大量的財政激勵和基礎設施支持。2000年，新加坡文學獎更名為戴莫克斯新加坡文學獎（The Dymocks Singapore Literature Prize），明確頒獎對象為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2004年起，新加坡文學獎每兩年評選一次。

雷克斯·雪萊（Rex Anthony Shelley，1930—2009）憑《玫瑰河》（A River of Roses）成為2000年度唯一的獲獎者。該小說以二戰後為背景，描述了主人公為英國共產主義地下運動的線人提供情報，隨後捲入了一段激動人心的愛情故事。2004年，新加坡文學獎以四種官方語言的獎項設置回歸。

英培安（Yeng Pway Ngon）的中文長篇小說《騷動》（*Unrest*）成為新加坡文學獎中文獎項的首位獲得者。英培安敢於涉獵新加坡文學「禁忌」的主題——情色愛欲，也使其成為新加坡現代主義文學的先驅和主力之一。此後，英培安於2006年、2008年、2012年榮獲三次新加坡文學獎，2016年榮獲新加坡文學獎優異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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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培安（1947-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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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培安系列作品

穆罕默德·拉蒂夫（Mohamed Latiff Mohamed，1950—2022）於2004年、2006年、2008年榮獲新加坡文學獎馬來語獎項，獲獎作品為詩歌集《我很安靜》（*Bagiku Sepilah Sudah*）、短篇小說集《鄉愁》（*Nostalgia Yang Hilang*）、詩歌集《當蝴蝶折翼時》（*Bila Rama-rama Patah Sayapnya*），增強了馬來語文學的創作與保護。小說家巴拉克里希南（M. Balakrishnan）的《餌料魚》（Thondil Meen）榮獲2004年新加坡文學獎泰米爾語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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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拉蒂夫

**2014年至今，新加坡文學獎的成熟時期。**2014年，新加坡文學獎結合文學體系常見分類，細分為小說、詩歌、非虛構類並對應四種官方語言。此後，湧現了大批的作品和作家，國際影響力日趨增強。2018年，程異（Jeremy Tiang）的英文長篇小說《緊急狀態》（*State of Emergency*）獲得新加坡文學獎英語小說獎項。程異同時專注於中國文學的英語翻譯，尤其是當代作家的作品。翻譯的作品有劉心武的《鐘鼓樓》（*The Wedding Party*）、李洱的《花腔》（*Coloratura*）、雙雪濤的《艷粉街》（*Rouge Street*）、鄒靜之的《九棟》（*Nine Buildings*）、天下霸唱的《鬼吹燈之龍嶺迷窟》（*The Dragon Ridge Tombs*）等。程異主張逐步建立「以紙質書籍為主體，新媒體為補充」的文學譯介的海外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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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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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篇小說《緊急狀態》

個時期，新加坡文學獎評選規則日趨完善，2024年新加坡文學獎主要獎項：非虛構、小說、詩歌、漫畫/圖畫小說、翻譯、最佳首秀，為每個類別的獲獎者提供3000新元的最高獎金。

以2024年新加坡文學獎的規則為例：一是該獎項面向所有申請時年滿18歲的新加坡籍公民或永久居留權作者；二是每件參賽作品必須是原創作品；三是一般參評圖書在2022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之間出版，參加翻譯獎評選的圖書在2021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之間出版；四是兩名以上作者的短篇小說、詩歌、散文或漫畫選集不符合參評資格；五是已出版發行的紙質出版物才符合參評資格，電子書和有聲讀物除外；六是在報紙、雜誌或網絡上發表過的短篇小說、詩歌或散文集都符合資格，只要在規定的時間內出版；七是重印、再版不符合參評資格；八是過去從一種語言翻譯成英語的新加坡文學獎的獲獎作品有資格參加2024新加坡文學獎翻譯類別，前提是翻譯作品在規定的時間內出版。

新加坡文學獎典型獲獎作品分析 

2014年，阿曼達·李·科（Amanda Lee Koe）的《道德恐慌部》（Ministry of Moral Panic）獲得新加坡文學獎英語小說獎項。該書充斥著天馬行空及新奇刺激的故事情節，國家標誌性建築魚尾獅雕塑被重新定義、想像及討論。書中也穿插了基於真實事件改編的故事情節，1950年新加坡種族騷亂的炮灰女孩瑪麗亞·赫爾托赫（Maria Hertogh）在美國太浩湖（Lake Tahoe）做服務員的故事。書中講述了一個扭曲的世界，充滿了名譽焦慮、道德相對主義、性坦率以及人際關係的不可思議。作者探索以散漫、偏離中心的方式理解新加坡，引出了具有啟發性的新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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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陳福財的藝術》（The Art of Charlie Chan Hock Chye）獲得新加坡文學獎英語小說獎項。該書用漫畫講述非官方版本的新加坡建國故事。故事本身圍繞兩個人展開：一個是這個國家的創始人李光耀，他曾長期擔任總理之職，於2015年去世，享年91歲；另一個是左翼工會領袖林清祥，他那引人入勝的演講曾促使很多新加坡人相信，他們可以獨立於英國的統治。

林清祥在新加坡的官方歷史敘事中是不足掛齒的角色，但在書中，他是一個中心人物，本有很大可能當上總理。讀者慢慢才會發現，陳福財是虛構的，甚至也不那麼有名氣，而「呈現」其作品的劉敬賢才是真實存在的藝術家。《陳福財的藝術》是罕見的針對新加坡歷史與政治的諷刺作品，在這個島國之外也獲得了意外的暢銷。「當人們問我關於新加坡和政治方面的問題時，我告訴他們，我只是一個漫畫家，」劉敬賢在接受採訪時說。「我的書旨在為新加坡的歷史提供一個更具包容性的版本，鼓勵讀者用批判性的眼光審視所有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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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謝裕民（Chia Joo Ming）的《建國》（*Kian Kok*）獲得新加坡文學獎中文小說獎項。謝裕民出版11部作品，此前有四部作品獲得新加坡文學獎，包括《世說新語》《重構南洋圖像》《m40》與《放逐與追逐》。

小說通過男主角建國在2015年12月31日，回溯SG50這一年，以及他在這半世紀的生活與國家的發展。建國生於1959年，這一年新加坡成為自治邦，父親便為他取名「建國」。建國是華校生，畢業後當公務員，是一名建築繪圖員。隨著政府部門私營化、電腦化，中年建國被裁，從此以教補習為業，「兼職」玩股票，積極地過自己的被裁生活。教補老師回望的2015年，對建國總理李光耀逝世、大選、煙霾突破100點等都心有戚戚焉，比如作為在建國年代出生的人，他對建國總理的感受等。建國還編寫了一本《SG50辭典》，在小說之外附設詞典，記載這一年發生在新加坡或與新加坡人相關的人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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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裕民（Chia Joo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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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華人歷史學家和教育家王賡武（Wang Gungwu）的《心安即是家》（*Home is Where We Are*）獲得新加坡文學獎英文非虛構獎項。王賡武出生於20世紀30年代的南洋，自小接受古典中文教育和正統英文教育，在東南亞多族群聚居的社會中成長，青少年時期遭逢戰亂和動盪，不得不在中國、南洋和英國等地輾轉求學。這一獨特的生命體驗使王賡武得以站在「多重世界」的交匯處，探討華人在海外安身立命、「尋找家園」歸屬感等複雜命題。學成後，在橫跨三大洲數十年的學術與教育生涯中，他與同時代的史學、漢學界重要學者，幾乎都有交往；林娉婷更是他領悟「愛」與「家園」的人生伴侶——由此構成的個人與時代的畫卷，經由樸素儒雅的筆墨，展現得波瀾壯闊，又發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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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安即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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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王賡武回憶錄》

結語 

1965年，新加坡成立以來，歷經混亂、孤立與焦慮。新加坡通過新加坡文學獎確立文學的重要意義。新加坡文學獎不僅讚揚作家，而且是對他們貢獻與成就的肯定。文學養分既激發了新加坡人的想像力，也激勵著新加坡人的批判性思考，並通過同理之心聯繫多元文化，促進社會進步。

作者：鄒浩，單位：中國書籍出版社有限公司

原文《新加坡文學獎研究》發表於《新閱讀》2024年3月刊

參考文獻

\[1\] Philip Holden. On the Nation’s Margins: The Social Place of Literature in Singapore\[J\].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in Southeast Asia, 15(1): 30-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