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上，人口外移數量與方向主要以輸出地和吸納地的經濟條件和政治安全為依歸，較富裕地區自然會吸引較貧窮地區勞動力進入，但先決條件是輸出國和輸入國雙方都必須具備開放移民的政策。根據新加坡人力部2020年6月的數據顯示，在新加坡的585萬人口中，其中450萬為公民和永久居民，其餘135萬為外國勞動力，約占23.1%。由於無法取得外國勞動力的個別國籍數據，中國新移民在新加坡的數目和所持行業，詳細情況不得而知，一般研究者只能靠估計和個別觀察加於評述。
新加坡的所謂新移民，指的是19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正式允許向外移民之後來到新加坡的中國公民。跟二戰之前移入馬來亞包括新加坡的中國移民不同的是，早期移民絕大部分來自福建和廣東省（包括海南島），其文化水平普遍低下，基本屬於無技術的農民，來到就加入當地的苦力或小商民隊伍，稀有的小知識分子，就當起民辦華校的教師和商鋪的文書等。
在英殖民地時代，政府和基督教會辦有英校，以培植華人中低級公務員和教師為主。1959年英國和平移交新加坡自治後，這些英校背景的精英，成為高級公務員和政府企業的高管。新移民可不一樣，他們到來時新加坡剛開始脫離勞力密集工業、進入資本和科技密集型階段，人才需求多樣化，從高科技和知識密集到一般勞工與服務業的需求都有。由於資訊和勞務中介的普及化，知情移居新加坡的中國人來自五湖四海，各省籍貫都有。
今天到底新加坡的中國新移民有多少？眾說不一，根據亞洲太平洋移民網絡（Asia Pacific Migration Network）2012年的估計，人數約20萬。但謝美華2010年在《華僑華人歷史悠久》學報論文中推測，新移民的總數可能達50到60萬人。筆者認為劉宏教授2009年在《中山大學學報》第6期的一篇論文提及的35萬人會比較接近事實。至於中國移民從事的行業，由估計中約70%的外國勞動力乾的的是低薪、低技術行業，可以想像大部分中國移民的行業也歸屬於此類。新加坡各行業中，外勞約占建築業的四分之三，製造業的一半，一般服務業約占30%。日常生活中，常見中國新移民的是餐飲界、銷售、建築工、企業界技術管理人員和文書、中小學教師、司機等。在大專領域，新加坡也吸收了不少在歐美各地取得博士學位的中國人才。這些在海外英語環境浸濡過多年的學者，一般都能適應新加坡以英語為教學媒介語的需求。
新加坡吸引中國新移民的考量顯然有兩個重要因素。一是為應對本土華人人口生殖率下降以及增加全國人口的規劃大計。2013年的人口白皮書就曾提出要在2030年，人口由約500萬增添到690萬的目標。如按當時每名婦女的平均生殖率為1.2人，而維持現有人口卻需要2.1人計算，沒有外來人口遷入，新加坡人口不但不能增加，反而會逐年下降。二是外來人口不但能豐富資源、擴大內需市場，還能經過挑選提升人口素質。近20多年來，新加坡就通過招徠外國留學生以追求高素質移民的目標，而其主要生源來自中國大陸。最膾炙人口的現象就是陪讀媽媽，而陪讀媽媽如有一定學歷，在新加坡教補習華文不成問題。最引人注目還是大學的研究生，特別是理工科，估計有一半博士生是中國人，其中絕大部分領新加坡各大學發給的全額獎學金就讀，在競爭激烈的新加坡社會，勤勉的中國留學生都能找到他們的一席之地。
中國新移民的文化層次的確較高，高學歷者已非常普遍，而且年輕人占的比例也很大，他們多數思想和視野較老一輩中國人開闊，在移居地的適應能力、拼搏和獨立精神都相對的強。但也正因為這種精神，他們在融入新加坡社會方面曾經出現一些小問題。
在新加坡的華人社會，中國新移民得面對和適應兩個群體。其一是早期的英校生家庭，他們由於教育背景和對中國認知上的偏差，長期來帶有英殖民政府遺留下來對中國大陸的歧見。他們之中很多既不了解中國，也不想多了解中國。由於他們家庭用語是英語，對不諳英語的較低文化新移民及其不一樣的生活方式有不屑之感。其二是新移民的高度競爭力對本土弱勢群體的衝擊。缺乏福利的本土弱勢群體，得面對更強的外來競爭而造成跟新移民存有疏離感。
自然，任何新移民群體融入當地社會都得循序漸進。政府扮演的和諧中介角色也很關鍵，就比如10年前因政府沒在新移民人數大增下做好建屋準備，造成供房高度緊張，大幅度推高了房產價格，而引起社會不滿。如要公平地對新移民加於評論，他們可說是默默耕耘的一群人，他們提升了本土的整體人文素質。他們的到來，正好延續了華族早期移民的拼搏精神，而這種精神卻正在本土華人諸多年輕人中消失。本土華人和新移民之間的差異，也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漸漸消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