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積極推動市場經濟和法治社會建設，這體現了他對現代化和現代國家建設的正確認識。圖為1965年5月前後，時任新加坡自治邦總理李光耀參觀住房項目。同年8月9日，新加坡正式脫離馬來西亞聯邦，成為主權獨立國家。資料圖 來自央廣網，本文轉自澎湃新聞百家號，可猛戳「閱讀原文」。
新加坡的國家構建是在遵循國家構建的基本發展規律的基礎上保持自己特色的構建過程。它在殖民主義時期現代性的積累和民族主義運動造就的國族形成的基礎上構建民族國家的權力機構，在市民社會發展的基礎上培育起較為成熟的民主制度。它在擴展民族國家權力的同時保持著相當的現代性和民主性，在構建國家的民主政治時期則利用國家權力抑制政治參與的過快擴展，同時由政治精英和民眾相互妥協而共同推動民主的有序發展，從而達到了國家權力與民主發展的一種相對平衡。
一、殖民主義時期現代性的積累
19世紀初英國殖民者在新加坡建立殖民地後，逐步瓦解了馬來蘇丹的封建統治，並大量吸收華人移民，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殖民機構進行統治。這雖然是一種民族壓迫，但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具有積累現代性的作用。
馬克思在論述英國在印度（新加坡是由英國的東印度公司開發的，因而最初歸英國的東印度公司管轄）的殖民統治時說道：「英國在印度造成社會革命完全是被極卑鄙的利益驅使的，在謀取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鈍。但是問題不在這裡。問題在於，如果亞洲的社會狀況沒有一個根本的革命，人類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麼，英國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這個革命的時候畢竟是充當了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馬克思在批判民族壓迫的同時，也指出一些殖民者尤其是像英國這樣的早發現代化國家在19世紀以後在殖民地建立了近代化的工業和社會結構，輸入了現代性。
一般來說，殖民主義的統治在早期十分殘酷，到晚期則相對溫和，新加坡是在19世紀才淪為英國殖民地的，因而其殖民統治較為溫和。正因為如此，殖民地時期的新加坡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內積累較多的現代性。
對於後發展國家尤其是曾經淪為殖民地的國家來說，其最初的現代化是由來自於西方的因素驅動的，而自身現代性的形成是在西方現代性的影響下逐漸形成和發展現代政治和文化的過程。在殖民統治建立之初，殖民當局就用現代法律程序排斥蘇丹，力圖建立英國式的現代政治和文化制度。1867年新加坡正式成為英國的殖民地，建立了憲法下的正式的政治制度，規定英國女皇是唯一的合法性來源，總督是當地的最高行政長官，掌握著政治、經濟和軍事大權。哈貝馬斯指出，現代國家制度是政治和社會理性化的產物，這種理性化的國家包括自上而下的、統一而穩定的稅賦體系，統一的軍事權力，統一的立法權力和執法權力，統一的行政系統和行政管理等。由此看來，這一舉措建立了新加坡「國家制度」的基本架構。（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生於1929年，德國社會學家和哲學家。——編注）
這種「國家制度」的非現代性主要表現為英國統治者獨占了所有的政治權力，統治方式不但是集權式的，而且也是一種異族統治，本土人民幾乎沒有掌握任何政治權力，儘管他們在經濟和商業上是基本自由的，但此後民族的政治參與有所發展，雖然非常緩慢，但立法議會中民族議員的數量逐步增加，經濟和社會利益的表達也越發有力，儘管仍然沒有上升到政治層面，但這表明具有現代國家特徵的政治制度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新加坡的國家構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在反對日本侵略者的鬥爭中，新加坡的民族主義意識開始覺醒，並形成了第一批民族主義者，戰後他們都參加到反對英國殖民主義的政治鬥爭中，正是他們建立了新加坡最初的政黨（從1945年第一個政黨馬來亞民主聯盟建立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新加坡先後建立了幾十個民族主義政黨）。在它們的引領下，民族主義運動向英國統治者的合法性及其權威提出了挑戰，使新加坡的政治發展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
1954年，隨著政黨政治的發展，突破政黨基礎狹隘、政黨組織規模小而難以領導民族鬥爭困境的精英型政黨人民行動黨應運而生，它是新加坡第一個發動廣大群眾參與民族鬥爭的政黨，因此建立了廣泛的群眾基礎。在它的領導下，民族運動的形勢得到了很大的改觀，給殖民統治者以很大的壓力。在民族運動的強大衝擊下，英國被迫同意新加坡取得自治地位。1959年人民行動黨上台執政，建立了自治政府，這標誌著新加坡基本取得了民族獨立。
這時在法律上新加坡仍屬於馬來亞，屬大英國協成員，1965年新加坡脫離馬來亞聯邦正式取得獨立地位。此後，新加坡的政治發展進程和現代國家建設進入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即由「殖民國家」進入民族國家構建的新階段。
殖民時期的長時期的現代性積累對新加坡的現代化進程和政治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從很多國家包括後發展國家的政治進程來看，民主的發展需要較長時間的積累，否則難以推動。
「殖民國家」與民族國家的現代性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很大的差異。兩者都在「國家層面」上發展了「國家機構」和「國家權力」，從而推動了「國家構建」和現代化進程，這是它們基本的相同點。但是它們所構建的「國家」的前途和性質也有很大不同。殖民統治雖然推動了現代性的發展，但是也極力阻礙民族主義者獲得政治權力和發展民族經濟，這就決定了殖民統治的前途和現代性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因為現代化在政治上的反映就是民族國家的形成，現代化在很長一個階段是與民族國家的構建相重合的。也就是說，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內，民族國家對於現代化有著不可替代的保護和推動作用，而現代化的持續發展則有賴於民族經濟的發展和民族市場環境的建立。
當然，現實往往是，最初的民族主義精英具有濃重的傳統意識，因此在他們取得政權後可能一度遲滯甚至中斷現代化進程。但是已經滲入其體內的現代性因素遲早會在政治體制內部發揮作用，會通過內部的權力更新發展出現代性。
從政治參與上可以進一步看到這種差異。在殖民政治下，民眾享有的政治權利十分有限，其政治參與受到限制。而在民族主義運動之中，下層群眾與上層領導在追求民族獨立這一政治目標上是一致的，這使他們在運動中可以平等相待；在民族的威權主義統治建立後，儘管民眾所獲得的政治權力也很有限，政治意識也是激情多於理性，也是在追隨的意義上被動員參與體制，但其前途是在民族國家體制內不斷地發展自己的政治權利。而這一點在異族統治下是難以做到的，因為民族之間的隔閡很難消除，異族統治者不能作為當地人民的代表獲得合法性。
當然更好的情況是，民族主義領導在取代殖民主義之時能夠吸收其已有的現代性因素，使之為民族的現代化進程和國家構建所用。新加坡在這方面做得比較成功。
二、強民族國家的構建及其現代性特質
早發現代化國家的現代化是從地方啟動的，很長一個時期內，它只是一個局部因素，而對於後發現代化國家來說，現代化一開始就是一個全國性的問題，因為任何局部的現代化隨時都有可能受到其他部分或上層的干擾而夭折，儘管現代化最初一定是產生於局部和少數人之中。因此，國家在現代化初期就成為後發現代化的最主要推動力，因而現代國家的構建也就成為一個關鍵因素。這可以從四個基本方面來看：
（一）國家政治精英現代化意識的發展
由於後發展國家的現代化因素是從外部輸入的，因而相對於早發現代化國家來說，主觀推動在現代化的初期就很重要，這樣，具有現代化導向的政治精英掌握國家政權就成了這類國家推動現代化進程和進行現代國家建設的核心問題。
從世界各國尤其是東亞的情況來看，伴隨著戰後的不同發展階段，其新興國家的領導人也可以被劃分為幾種不同的類型，我們可以在這種框架下來對新加坡的領導人及政治精英進行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東亞各國的第一代政治精英一般是職業革命家，他們主要的政治生涯是爭取和鞏固國家獨立，並以此為自己的事業和目標。他們通過長期的革命鬥爭或民族鬥爭取得了民族國家的領導權，但是此後在進行經濟建設、法治建設和社會發展方面並不是很成功。這雖然與當時國內的鬥爭形勢和整個國際環境的矛盾有關，但主要與他們自己和革命力量的革命慣性及其在鬥爭中形成的意識形態的轉型非常困難有關，當然也與既得利益有關。
第二代領袖主要是技術官僚。最初擔任國家領袖的技術官僚也是從較為年輕的革命家轉型而來的，因為他們當政的年代已經不再有革命和鬥爭的環境，國家要進行和平與發展的建設，而第一代國家領導人也因年事已高等各種原因淡出政治舞台，他們自己選擇了自己的追隨者。此後，技術官僚成為這一時期國家領導人的首選和主要特質。從根本上來看，技術官僚成為國家領導人是時代的選擇，因為這時國家的主要目標是發展經濟和通過強化政府權力以及進行行政改革來進行國家構建，這同時要求在政治制度層面上保持相對的穩定。
第三代領袖是新型的政治家。一般來說，這類政治家的出現要有民主競爭的環境，因此，很多國家是在發生了政治轉型和民主化後形成這樣一批政治精英的。這種新型政治家會逐步取代技術官僚成為國家的領導。他們的特點是，不再有理工科或軍人背景，而是專門從事政治活動的職業政治家或政黨領袖，越來越多的人有學習法律、政治等文科的背景。一般來說，這種新型政治家的主要事業和目標是構建現代國家尤其是進行民主政治建設。
新加坡的第一代政治精英的雙重特質非常明顯，他們大都具有長期留學英國或長期受英語教育的背景。與其他國家的領導人有所不同，李光耀的主要事業可以分為兩個層面，一是作為職業革命家的事業，二是作為技術官僚的事業。應該說，作為職業革命家他缺乏其他人領導大規模民族運動或革命戰爭的經歷和鍛鍊，因而也缺少革命的品質和宏韜大略；但是，作為技術官僚，他身上體現著更多的現代性，這與他留學英國、以律師這種專業人士的身份和「合法」身份領導民族鬥爭、通過選舉擔任總理並使新加坡一直在一定程度上允許反對黨存在有很大關係。尤其是他積極推動市場經濟和法治社會建設，這體現了他對現代化和現代國家建設的正確認識。
與此相適應的是，新加坡的幹部選拔方式隨著經濟建設和國家建設的推進而適時地進行了調整。很多國家在獨立後都經歷了一個由狹隘的選官基礎向較寬泛的選官基礎轉變的過程，但多數國家這一轉變的過程很長或是在政治轉型後才完成這一轉變的，新加坡在較短的時間內尤其是在一黨執政時期就基本完成了這一轉變。
新興民族國家的執政黨在獨立後的很長一個時期都執行了從較為狹隘的階級內部，或是只從黨組織中選拔黨幹部的路線。這種選官方式難以選拔到專業人士和在市場經濟中的成功人士進入國家的領導層。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在執政後不到10年的時間就實現了轉變，20世紀70至90年代，為了適應經濟的發展，大量從市場經濟的成功人士中選拔國家領導人，而主要不是從黨的基層組織中選拔，致使黨的成分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們知道，技術官僚取代職業革命家進行領導，是後發展國家的執政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並領導國家建設的必要步驟，這適應了經濟發展和國家建設的需要。
由於人民行動黨有嚴格的選拔程序，新加坡一直保持著有限度的競選。所以黨的選官基礎的擴大並沒有削弱黨組織的凝聚力和組織力。同時，由於政治體制的程序得到嚴格遵守以及整個體制的制度化水平較高，所以這些候選人在進入政治體制後，帶來了現代性和對市場化和民主化的適應性，即通過改變而強化了政治體制。隨著人民行動黨的組織和路線更加開放，其黨員也越來越具有現代意識，能夠應對領導職務的挑戰，因而自21世紀初以來它注重從黨員中來選擇政府官員，以保持黨的吸引力和凝聚力。這一次它也沒有削弱而是增強了自己的競爭力。現在看來，這種適應形勢變化而進行的黨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的調整是有效的。
（二）政治體制具有較高的現代性和制度化水平
我們知道，建立起具有明確現代化導向和中央集權的有效現代國家制度及其權力運行機制，是現代化起飛階段後發現代化國家推進現代化進程的政治條件，也是進行現代國家構建的前提條件，新加坡較早地做到了這一點。
英國在新加坡建立的行政系統，無論是官員的素養還是體制的運作都較為專業化和現代化，相比許多傳統國家的行政系統甚至新興民族國家建立初期的行政系統都更具有現代性。但是這種由殖民者建立的統治很難與當地的民族有機地結合併形成政治共同體，而在全民族及全國範圍內形成有機的政治共同體是進一步推動現代化進程和構建現代民族國家的根本前提，這是一個無法超越的歷史及政治建設過程。因而，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時期，推翻無法融和的異族的統治並代之以民族主義的統治，建立本民族的政權，有基本的合理性。新加坡的政治精英有遠見地把這種基本的合理性與英國殖民統治所留下的文官系統的現代性結合了起來，為打造自己的具有現代性和高制度化水平的政治體制奠定了基礎。
新加坡之所以能夠較早地確立了現代國家制度，有一個特點值得關注。我們知道，從世界範圍內來看，早發現代化國家的政黨是在現代國家「體制內」建立的，其主要任務是進行民主政治建設；而後發現代化國家的政黨是在「體制外」建立的，當時面臨的主要任務是通過社會革命或民族主義運動建立現代民族國家，因而它們在革命或民族運動成功後大都推翻了舊政權或殖民政權而建立了全新的民族政權。而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民族主義政黨在取代殖民統治後並沒有推翻原有的國家機器，而是「進入」原有的國家體制，因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