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總理黃循財明明是叫Huang Xuncai嘛，為什麼現在要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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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2024-05-22
Source: 獅城新聞

前兩天，有眼尖的讀者發現，新加坡新科總理黃循財，初中年代的英文姓名是Huang Xuncai，與中國大陸拼法一樣，那麼，為什麼現在英文姓名是Lawrence Wong Shyun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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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了一些讀者的好奇和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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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讀者留言說，「為了顯得更獨立，更與眾不同嘛」。

當然不是。

出道13年就當上新加坡總理，黃循財一路開掛‍

（黃循財從小是英校生，華語很差；獲推舉為總理之後，突擊學習，效果還可以）

沒錯，不同時代的新加坡華人，英文姓名的拼法是不一樣的。

我舉個例子。本月25日，新加坡天府會有個電影招待會和座談會，參與座談的四個人，姓名的英文拼法就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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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掃碼報名，出席座談會暨電影招待會）

新加坡教育部兼財政部高級政務次長黃偉中，英文姓名是Shawn Huang Wei Zhong，是洋名加上漢語拼音。

著名導演梁志強，是Jack Neo Chee Keong，是洋名加上方言拼音。

許振義，是Koh Chin Yee，方言拼音。

彭世新，是Jack Peng Shixin，也是洋名加上漢語拼音。

我們來看看另一個例子——黃偉中工作的財政部和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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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第二部長徐芳達，Chee Hong Tat，是方言拼音。

教育部長陳振聲，Chan Chun Sing，也是方言拼音。

教育部政務部長顏曉芳，Gan Siow Huang，還是方言拼音。

到了黃偉中，就用漢語拼音了。

同是華人，為什麼英文姓名拼法有這些差異？

這就得從新加坡華人社會和華語的演變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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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好前幾天汪老師學園讓我辦了個講座，正是這個課題。**

且聽我細細道來。

**唐山與番邦**

這個講座題目是：從「唐山」到南洋——新加坡華社、華語面面觀。

有朋友問我，同樣是地名，為何唐山要打引號，南洋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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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樣的，出席這場講座的觀眾絕大多數是來自中國的新移民，對大家來說，看到「唐山」二字，第一時間想起的是河北省唐山市。

但是，我這個講題中的「唐山」，卻是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海外華人對中國的代稱。例如李小龍1971年出演的功夫電影《唐山大兄》，還有費翔《月琴》的「唱一段唐山謠」，這裡「唐山」都是指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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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的例子還很多。例如，在新馬一帶經常見到的財神爺牌位，上聯是「五方五土龍神」，下聯是「唐番地主財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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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就是，在海外的這些華人，不但希望有「唐土」（也就是東土大唐）財神的庇護，也希望有「番邦」（也就是南洋、東南亞）財神的保佑，中外通吃，大殺四方。

十九、二十世紀，閩南人下南洋的時候，經常吟唱《落番歌》。歌名為「落番」，說一千，道一萬，皆是被迫離鄉背井，從有高度優越感的「唐山」，到充滿著貶義的「番邦」落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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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福建移民在新加坡設立恆山亭，廣府人和客家人設立海唇福德祠。這兩座廟宇大門掛著的楹聯，上聯說的是「異域」，下聯說的是與之對應的「中華」「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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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是「唐」 「番」之別。

2023年，新加坡廈門公會創作會歌《心安所在是阮兜》（閩南語，意即「心安所在是吾家），歌詞有「阮的祖先為著生活，離開唐山南洋靠岸」兩句，也是使用了「唐山」這個詞。

所以，為了避免大家誤以為我講座題目指的是河北省唐山市，所以，必須把「唐山」二字加上引號。

**歷史上的第一次躺贏**

提起新加坡的歷史，不少人馬上會想到1819年英國人開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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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世紀，歐洲文藝復興帶來天文、地理等發展，之後帶來工業革命。十九世紀，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等海事大國崛起，派出艦隊四處建立殖民地。

當時，為了與荷蘭在東印度群島（今印度尼西亞）經營的港口競爭，英國東印度公司派萊佛士到馬來亞一帶，尋找合適的地點，設立自由港。

1819年2月6日，萊佛士與蘇丹、天猛公簽署開埠協議，把新加坡闢為自由港。

五年後，1824年8月2日，英國人給蘇丹、天猛公送去白花花的銀元，他們就把新加坡割讓了。自此，新加坡成了「海峽殖民地」的一部分。

又過了六年，1832年12月，海峽殖民地把首府遷至新加坡。由於政治中心轉移，許多馬六甲富商選擇南下，跟著海峽殖民地總督，潤到了新加坡。殖民地的經濟中心從馬六甲轉移到新加坡。

這可是件大事，直接影響了新加坡的命運。

這是新加坡歷史上的第一次躺贏。

**峇峇富商南下新加坡**

在這個時代，潤來新加坡的這一批華人，都是峇峇娘惹。他們許多人在南洋已經歷了幾代人，因此也稱為「老客」。

雖然在飲食、建築和禮俗上，老客一定程度仍維持著華人傳統，但是語言上大多數已經入鄉隨俗，使用受閩南語影響很深的峇峇馬來語，或者是英語。

以福建峇峇為例，最有名的，一個是薛佛記，一個是陳篤生。

薛佛記1793年出生於馬六甲。新加坡開埠之後，薛佛記南下經商，並開闢「恆山亭」義山，以辦理旅居新加坡鄉僑的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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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華人落番，百年之後無法回歸唐土，只能在地安葬。處理後事成了最重要的移民事務之一，因此，義山逐漸演變成了最早的社團組織。

在新加坡，華人移民在直落亞逸（Telok Ayer）港灣登陸，之後在附近落腳，生活、工作。在那一帶附近自然就形成了墳山，包括福建人的恆山亭、廣府人、客家人的青山亭和綠野亭，以及潮汕人的泰山亭。這些墳山後來成為新加坡最繁華的地帶，例如泰山亭的位置，就是今天的義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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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篤生，祖籍福建漳州海澄縣。1798年生於馬六甲。家族早年以種植業為生。陳篤生20歲遷居新加坡，初以販蔬菜、水果、雞鴨為業，後來經營土產和建築材料貿易，大獲成功，成為巨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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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作者向副總理黃循財介紹天福宮。圖源：黃循財臉書）

1840年，陳篤生帶頭在直落亞逸街興建天福宮，是新加坡福建會館的前身；1844年，他捐資興建貧民醫院，後改為陳篤生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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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直落亞逸附近的，除了福建人的天福宮之外，也設立了潮汕人的粵海清廟，崇祀海神媽祖，以及廣府和客家人的海唇福德祠，崇祀大伯公。

**大批「新客」走線南洋**

新加坡1819年開埠之後，儘管清朝仍實施海禁，但東南沿海民不聊生，於是開始有人冒險「走線」，偷偷出洋。

**我們的祖先，闖關東，走西口，下南洋**

到了1860年之後，清英簽署《北京條約》，開放華工合法出洋，於是，下南洋的人就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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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峇峇娘惹這些早已融入當地的「老客」，這批移民初來乍到，所以，稱為「新客」。

有些新客說出來，那是大名鼎鼎。比如陳嘉庚、李光前、黃祖耀。是的，黃祖耀是在福建省金門縣出生，之後才輾轉來到新加坡的。

**來自福建省金門縣的銀行界大亨黃祖耀‍**

在那個年代，新客都是使用自己的方言，很少懂得講官話的。到了南洋之後，自然而然形成了一個個以漢語方言為劃分的社群。

這就出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由於人們按方言而非按中國的行政地域劃分社群，於是，便出現了「潮州獨立於廣東」「福州獨立於福建」等有趣的現象。

在新馬，講閩南語的漳州、泉州人氏，統稱為「福建人」；講福州、莆田（興化）、福清等方言的，各自稱「福州人」「興化人」「福清人」。無論是按照殖民地政府的分類，或者是自發的分類，都不把自己視為「福建人」，因為「福建人」等同於「講閩南語的人」。

同屬於廣東，但是，講粵語的稱為「廣府人」，講潮汕方言的稱為「潮州人」。實際上，新加坡早年有少數一些來自廣西的移民，但由於他們講粵語，所以也歸為「廣府人」。

在福建永定和廣東大埔、梅縣、豐順等地，都講客家話，這些人在新馬稱為「客家人」，既不歸福建，也不歸廣東，自成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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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比較1881年和2010年的人口統計，還會看到兩個現象。

第一個現象是，峇峇娘惹在1881年占華人社群的11%，比海南人、客家人還多。但是，到了2010年，峇峇娘惹的比例已經小到可以忽略不計。

原因很簡單，此時的峇峇娘惹已經充分融入華人社群。

 **新加坡華人更加多元化了**

第二個現象是，在1881年的時候，來自福建、廣東、海南以外的，比如上海、浙江的寧波、溫州等很少，只有0.3%，所以無法單獨歸類，只能歸到「其他」。

但是，到了2010年，這個「其他」竟然猛漲到6%，比土生土長的「福州人」「興化人」「福清人」還要多得多。

為何忽然出現這麼多「其他」？原因很簡單，就是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的中國移民潮，來自東南西北、五湖四海。

30年前，我們在新加坡請客吃中餐，不是粵菜就是潮州菜，再不然就是福建菜、客家菜、海南菜。

現在呢？好像除了沒見到西藏菜和青海菜，其他什麼地方的菜沒有？

實際上，「其他」占6%，這還只是2010年的數據。14年後的今天，如果說「其他」的比例已提高的雙位數，我一點兒也不感到驚奇。

**一粒西瓜**

當時，社會上的通行用語，既不是官話/普通話/華語，也不是英語。

而是俗稱「福建話」的閩南語。

原來李光耀張口結舌時，竟如此率真可愛

正因為閩南語是通行用語，所以，在新加坡到處可以見到閩南語的影子，尤其是人名、地名、俚語。

很多人都在笑，新加坡人的普通話很糟糕，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把「一個西瓜」說成「一粒西瓜」。

此話有理，但忽略了一點。那就是，「一粒西瓜」這類表述是受了閩南語的影響。在新加坡，上年紀的人，大概都說「一粒西瓜」。但是，中年以下的，就慢慢改過來了，開始按漢語量詞的標準用法，也說「一個西瓜」了。

**大家來猜猜這些是什麼**

說到這裡，我給大家舉一些例子，看看當年盛行一時、很有新加坡特色的華語詞彙。

1. 「大狗」，意思是警長

2. 「暗牌」，意思是便衣警探

3. 「吃風」，意思是兜風、旅遊

4. 「吃蛇」，意思是偷懶

5. 「公司」，意思是分享

6. 「好彩」，意思是幸運

7. 「山龜」，意思是土包子

8. 「水草」，意思是吸管

9. 「頭家」，意思是老闆

10. 「補水」，意思是加班；「水」就是錢，加班有加班費，因此是「補水」

11. 「做工」，意思是工作、上班；當然，既然有「做工」，就有「放工」

閩南語不但影響新加坡華語，甚至也影響「新加坡英語」。「新加坡英語」當中許多獨特詞彙，其實都來自閩南語。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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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aypoh，意思是「多管閒事」，源自三姑六婆的牙婆。《金瓶梅》里的王婆的職業就是牙婆

2. bojio，意思是「沒約」，例句：昨晚喝酒你怎麼bojio

3. jialat，意思是「吃力」「糟糕」

4. chiong，字面意思是「沖」，引申義為「玩個痛快」，例句：今晚上哪裡chiong？

5. bochap，意思是「不管不問」「不理會」

6. cheem或chim，意思是「深奧」

7. catch no ball，意思是「不得要領」「不懂」，源自「掠無球」，就像守門員抓不到球

8. kiasu，意思是怕輸

9. kiasi，意思是怕死

10. kiabor，意思是怕老婆

**從Huang Xuncai到Lawrence Wong**

鋪墊了這麼多，現在可以說說為何黃循財的中學校刊把他的姓名印成漢語拼音Huang Xuncai了。

得從1979年「講華語運動」說起。

當時李光耀認為，每個人學習能力是有限的，孩子在學校要學英文，如果在家裡、在社會上用方言，那麼就不可能有餘力學好華語。

於是，他啟動了「講華語運行」，停止在公共場所使用方言，比如電視、電台。

不僅如此，政府還規定，學生必須在英文名字後面加上漢語拼音。

在80年代之前，新馬本地華人都是用自己的方言音來拼寫英文姓名。比如我的姓名「許振義」，按閩南語拼音，就寫為「Koh Chin Yee」。

到了80年代，政府就規定，我不能再用「Koh Chin Yee」，而必須用「Koh Chin Yee (Xu Zhenyi)」。

再過兩年，政府又進一步規定，在沒有法律效力的出版物上，直接用漢語拼音姓名「Xu Zhenyi」，不用「Koh Chin Yee」。但是，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上的姓名，例如准考證、身份證、駕駛證，還是必須與出生證一致。

看到這裡，大家應該就明白了，黃循財的英文名一直就是「Wong Shyun Tsai」，是海南方言發音。到了80年代他念初中時，按政策規定，校刊上就只用漢語拼音「Huang Xuncai」。到了後來，既然政府取消強制要求漢語拼音，那麼就繼續使用Wong Shyun Tsai。至於洋名Lawrence，我猜是他長大轉信教之後加上去的。由於Lawrence Wong Shyun Tsai太長，所以平時就用Lawrence Wong。

又過了幾年，政府又進一步，規定只能用漢語拼音，不能用方言拼音。所以，大家就發現，比黃循財年輕10歲左右的黃偉中，他使用的便是純漢語拼音姓名Huang Weizhong。

國務資政李顯龍的孩子，跟黃偉中是同個年代的，英文名也都是純漢語拼音，比如Li Hongyi。

比黃偉中年齡大的那幾位——徐芳達、陳振聲、顏曉芳，就沒受到強制政策的影響，所以用的都是方言拼音姓名。

然而，人們對人名、地名寄託了很深的情感。許多人無法接受自己姓「Lee」，而孩子只能用漢語拼音「Li」。政府沒有辦法，只好讓步，允許保留方言拼音的姓，但名字必須用漢語拼音。因此，有一段時期，新加坡孩子是採用「方言姓+漢語拼音名」這樣的取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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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民間對此還是不滿意。經過幾年反映和爭取，政府最終做出徹底讓步，徹底放開，不再規定人們取名必須用漢語拼音。所以，到了現在，就「百花齊放」了，既可以採用全方言拼音，也可以「方言姓+漢語拼音名」，也可以姓名都是純漢語拼音。

**「移二代」怎麼取名？**

說到這裡，就有人問了，那麼，中國新移民的第二代，取名是怎麼取的？

首先，還是得回到「方言/籍貫」這個義項。

前文說了，殖民地政府把華人分為福建（閩南）、福州、興化、福清、粵語、潮州（潮汕）、客家、海南、其他。新加坡獨立之後，沿用了這個方式。我是獨立之後出生的，在我的出生證上，父親的「方言籍貫Dialect Group」是「Hokkien」（福建/閩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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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政府很傳統，規定孩子的籍貫和姓氏只能隨父親，因此，我的籍貫也是「Hokk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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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中國的新移民情況就不一樣了。

不論原鄉是哪裡，到了新加坡之後，「方言/籍貫」一律歸為「Mandarin」。即便是來自閩南地區、潮汕地區、粵語、客家、海南方言地區的，也是「Mandarin」，而不是「Hokkien」 「Teochew」 「Cantonese」 「Hakka」 「Hainan」。

與本地人一樣，新移民在新加坡生下的第二代，籍貫隨父親。如果父親是新移民，那麼，孩子的籍貫就一樣是「Mandarin」。

解決了「方言/籍貫」問題，那麼就談到取名了。「移二代」取名，當然是按中國的習慣，全用漢語拼音，例如彭世新。

另一方面，即便是本地人的新生兒，越來越多人，自主選用「方言姓+漢語拼音名」的取名方法。原因也很簡單，因為本地年輕父母懂得方言的人越來越少，要使用方言音給孩子取名，實在強人所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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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甘省長」變成「顏省長」**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由於各方言對某字的發音不一樣，就出現了「一字多音」「一音多字」的情況。

例如，「黃」在閩南語寫作「Ng」，在粵語寫作「Wong」，一字多音。

例如，「Ng」在閩南語是「黃」，在粵語是「吳」，一音多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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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早年拼寫不規範，新生兒註冊姓名時，一般都是由父親口述，註冊站人員書寫，於是就出現了同個方言同個念法，但是不同書寫形式，例如閩南「許」，大部分寫為「Koh」，但也有寫為「Khor」的，例如前交通部長許文遠 Khor Boon Wan，也有寫為「Kho」的。

由於有些方言音的拼寫法與漢語拼音一樣，就出現一些笑話。二十年前，我在香格里拉酒店接待某省一位甘姓（Gan）副省長和代表團。酒店銷售總監在大門迎接的時候，很熱情地說「顏省長，歡迎來到香格里拉」。甘省長聽了莫名其妙，不過我一聽就明白了，一般上新加坡姓「Gan」的，很多是顏姓閩南人，例如副總理顏金勇Gan Kim Yong；銷售總監看到客人名單上寫著副省長姓Gan，不假思索以為他姓顏，其實大謬不然。

**新加坡這些奇怪的地名**

其實，不僅人名，在那個時期，連地名都被強制改為漢語拼音，比如義順，本來是潮州話拼音「Nee Soon」，改為「Yishun」。

新加坡有很多地名，都是以方言來拼成漢字。比如Bukit Timah，如果用普通話來音譯，應該是「布吉提馬」。之所以音譯為「武吉知馬」，因為是用了閩南語。

這類例子很多，比如Jurong（念為Joo-rong），音譯為「裕廊」而不是「祝榮」；「Tanglin」音譯為「東陵」而不是「唐嶺」。這類例子不勝枚舉。

**深深的時代烙印**

不僅新加坡，其實，中國漢語當中有許多標準翻譯名詞，其實也都是用閩南語或粵語等南方方言音譯，而非普通話。

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歐洲國家Sweden，如果按普通話音譯，應該是「隋登」，但是，它卻叫「瑞典」。原因很簡單，如果我們用閩南語一念，就完全對頭了。

還有個例子是美國前總統Obama，音譯為「歐巴馬」。為何不叫「歐巴馬」？同樣的，用閩南語念就順了。

大家也許覺得很奇怪，這些標準音譯名詞幹嘛都不用官話或普通話音譯，而使用南方方言呢？

我想，應該是跟時代有關係。

最早接觸這些外國地名、人名的，應該都是從福建、廣東出去的中國人。那個年代官話並不普及，這些人做起音譯來，雖然並非有意為之，但難免受自己方言的影響。所以，就出現了「瑞士」、「歐巴馬」，合情合理。

**不管本土羊或外來羊能領好頭就是好的領頭羊**

同樣的，新加坡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受到中國很深遠的影響。

最早下南洋的華人，形成了「老客」峇峇娘惹。到了二十世紀，大批「新客」南下，與老客碰撞出火花。我舉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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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新客」陳嘉庚從「峇峇」薛中華手中接過管理權，對福建會館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包括引進會員制、規定董事和會長任期、引進民主過程等等。對此，福建會館文獻記載「新加坡閩人最高社團由馬六甲僑生集團領導的時代，轉為由中國南來移民集團主導的時代」。

陳嘉庚帶動了新加坡的華文教育

有遠見的社群關注的是領頭羊是否給力，絕不會糾結於領頭羊是本土羊還是外來羊。

那個年代的本地人和新客交融在一起，他們的後代就是我們這一代的新加坡人。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本地人。

到了今天，二十一世紀，隨著新一波中國新移民的到來，對本地社會肯定也形成影響，就像當年的新客對新加坡的影響一樣。

在華語的使用上，由於中國傳統文化和流行文化在新加坡的普及，本地人使用規範華語的也越來越多。同樣的，新移民使用本地華語俚語的也不少。這就是融合。

正因為有了當年老客與新客的相互包容和融合，才有了今天繁榮昌盛的新加坡華社。我堅信，現下的我們也應該學習老祖宗的遠見和氣量，取長補短，兼容並蓄。

只要能做到取長補短、兼容並蓄，下一代的新加坡華社和華人，必定是我們這一代本地人和新移民的「優秀出品」。

後記：本文在汪老師學園5月14日講座的基礎上，有所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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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丨編輯

AK丨編審

新加坡眼丨來源

汪老師學園、新加坡眼丨圖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