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全世界百廢待興，方興未艾。到五十年代，經過十多年的發展，世界很多國家經濟都恢復到了戰前水平，有些國家比戰前甚至還要高。但是在高速發展的過程中，也出現了很多的問題，其中腐敗現象尤為突出。到19世紀60年代，前蘇聯和新加坡領導人都意識到了這個問題，都曾用鐵腕手段進行反腐，但是前蘇聯在反腐的推動下加速了滅亡，而新加坡卻因此走上了健康發展的道路，這是為什麼呢？
首先說說前蘇聯。前蘇聯建立之初，俄羅斯在沙皇的統治下經濟已經瀕臨崩潰。列寧建立前蘇聯以後，為了讓國家經濟快速恢復，列寧對重要的資源和企業進行國有化，由政府統一分配，涉及土地、住房、醫療、教育等各個領域。但是國家的機能需要各級的官員來實現，這就導致了大量的資源集中在了少數的官員手上。為了調動官員們的工作積極性，國家給予了政府官員們優厚的待遇。但是在貪慾的促使下，蘇聯很快陷入腐敗旋渦。而普通的老百姓卻敢怒不敢言，到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貪腐之風導致了嚴重的社會不公，普通老百姓對國家已經喪失了基本的信任！
赫魯雪夫上台以後，為了遏制腐敗，下令取消了官員們的一切特權，並加強了監管。但是彼時的蘇聯官員們早已經習慣了享受國家的高福利和行賄受賄的潛規則。赫魯雪夫的反腐政策遭到了官員們的抵制，並最終導致了赫魯雪夫的下台。而到了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因為對腐敗行為的不作為，蘇聯的政治生態已經完全塌陷，這也更加加速了蘇聯的滅亡。
新加坡脫胎於馬來西亞，之前是英國的殖民地。在1965年脫離馬來西亞正式建國。但是殖民時期的一些陳規陋習從開始就考驗著新加坡的開國者們。那時的新加坡，腐化到處盛行，賄賂甚至劃分了等級，兩角錢行這樣的方便，四角錢行那樣的方便，每一件事都有定價，在官員的周圍形成了風尚。
1959年，李光耀任新加坡總理以後，將反貪調查局歸到總理公署名下，局長由總理直接任命，調查局只對總理負責，不受任何機構轄制。貪污調查局的權限很大，可以對各級官員進行監督，甚至對政府工作人員的可疑行為進行跟蹤調查。有權搜查、扣押作為證據的任何物品。有權進入各部門、機構要求其人員提供相應證據材料。對拒絕作證的有關人員進行處罰甚至監禁。
新加坡的反腐工作做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比如政府官員不能利用手中權力影響商業合同的簽訂，不能通過其他手段變相索要「酬勞」。嚴禁接受下級邀請的娛樂活動。拒絕不了的禮品要上交，並按照價格付款。退休接受贈禮不得超過50美元。如果接受了宴請款待活動，要如實上報。否則被調查出來的話，都要處以罰款和刑罰。一名警員因為幫犯人買煙收了15元好處費，被判刑三個月。李光耀的得力幹將鄭章遠，受賄40萬被查，鄭章遠求李光耀網開一面，李光耀說，「沒有人可以超越法律！」最後鄭章遠畏罪自殺。
除了高壓的反腐手段，新加坡官員從入職開始每年都要進行財產申報，申報的內容除了金錢以外還包括房子、車子股票債券等，甚至家裡的古董、首飾也在此列。
反貪局的權力雖然很大，但是他沒有對貪污行為的檢控權和定罪權，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冤案的發生。
新加坡的反腐口號是「讓腐敗者在政治上身敗名裂，在經濟上傾家蕩產。」政府從上到下對於腐敗零容忍的態度讓新加坡的政治生態非常健康高效，而這樣的營商環境反過來又促進了新加坡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
那麼，與前蘇聯和新加坡的反腐對比，我們能不能學習借鑑一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