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加坡已經不再適合中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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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2022-11-24
Source: 獅城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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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種機遇下，新加坡成為了全球新的淘金地，政策紅利像磁鐵一樣吸引著世界各地的創業者與投資人。

而對於普通人來說，新加坡正在因此變得越來越擁擠，也變得越來越昂貴。

上漲的房租、難以企及的私人公寓、競爭激烈的永居申請，消滅了許多年輕人在當地紮根的希望。

慢慢地，新加坡已經不再適合中產，以及夢想成為中產的年輕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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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漲聲一片**

「現在新加坡移民很火」，一位新加坡移民中介說完這句話後，就匆匆消失在微信的另一頭，饒是再多詢問，也不再回應半句。 

忙碌的生意人。

「他們不會理你的」，在新加坡工作一年的南歸說到：「最近來新加坡的都是做區塊鏈和家族辦公室那群人，富裕程度你我想像不了。」

疫情期間，新加坡表現出政府管理高效、醫療資源豐富等優勢，加上中國國內市場趨於飽和，使得一批創投人選擇去東南亞尋覓機遇。

不止如此，近一年來，全世界的富豪都在往新加坡跑。憑藉低稅政策，新加坡向來是全球著名的跨境財富管理中心，僅次於「避稅天堂」瑞士。

不過自俄烏戰爭打響後，瑞士宣布凍結俄羅斯相關人士與機構在瑞士的資產，歐洲緊張的政治地緣關係引發了富豪的不安——他們要為手中的資產重新選擇一個可安放的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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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稅天堂瑞士風光不再

新加坡，成了那艘漂浮在南洋上最安全的小舟。

可以說，新加坡在這一輪國際變化中成功「躺贏」。

不過，資本與人才的不斷湧入，讓這裡的生活成本陡然上升，普通人的生活變難了。

一位在新加坡定居多年的華人告訴鹽財經記者，從今年開始，她明顯感受到生活用品、食物上的開支變大了，但漲得最多的還是房子。

根據新加坡房地產網站99.co和SRX的數據，截至今年9月，新加坡私人公寓與組屋的租金已分別連續上漲21個月、27個月，漲幅達到了31%和24.7%。

「現在想找個舒服點的單間，沒有1200新幣（約6156人民幣）租不下來。」正在新加坡找工作的Charley對鹽財經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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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不斷上漲的私人公寓房租

與房租一共上漲的是房價。

南歸原本租了一套120平方米的房子，因為房東把房子賣了，目前已經提前結束租約，南歸記得，去年這套房子的掛牌價還是200萬新幣（約1026萬人民幣），今年賣到了270萬新幣（約1385萬人民幣），一年之內漲了35%。

樓市，是一個衡量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標。房價漲得再凶，也阻擋不了富豪們不顧高昂的印花稅，用真金白銀表示對新加坡的看好。

今年1月至8月期間，新加坡向外國買家售出14000套私人公寓，其中中國買家數量最多。

今年5月，一名福建買家一口氣在新加坡市中心買了20套豪宅，總價值約4.23億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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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福建買家在新加坡中部康寧河灣（Canninghill Piers），一口氣買下20套公寓

看到房價房租齊齊飛漲，南歸最近直接選擇了回國居家辦公。

不同於衝著優惠的稅收政策、良好的營商環境而來新加坡開拓事業疆土的創業者，像南歸這樣的網際網路技術人員去到新加坡，大多是想要更高品質的生活：既有高收入，又能擺脫996。

但新加坡的生活並不像理想中那樣完美。

習慣了手機支付、高效外賣與物流的中國人，一走出國門，就處處感到不便。而新加坡的高物價，也使得提高生活品質的夢想又遠了一步。

「這裡的物價和北京差不多，除了單位不一樣。」南歸說。

在新加坡，「吃頓好的」有時也顯得奢侈，點一頓外賣要20新幣（摺合人民幣約100元），去外面的餐廳吃飯，還要格外收取17%的服務費。

新加坡是全球最昂貴的國家，這座精緻的花園城市，讓來自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英國人也不由汗顏。一位在新加坡生活十年的英國記者在書中寫道：「吃飯貴得離譜。一想到要在外面吃飯，而且要開瓶酒，能讓你在冷氣十足的房間裡冒出汗來。我在超市裡看到，一小籃（日本）草莓能賣到70 新元（約359人民幣）；我也曾帶著負罪感喝過20 新元（約102人民幣）一瓶的啤酒；如果發現一瓶不錯的紅酒售價在40 新元（約205人民幣）以下，那簡直是撿到大便宜了。」

南歸與Charley都提到，為了省錢，他們會去食閣解決吃飯問題。

新加坡的食閣類似於社區食堂，通常建立在政府承建的組屋附近，價格實惠，如果單純為了飽腹，5新幣（約26人民幣）就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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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食閣里的食物價格實惠

燒鴨飯、海南雞飯……食閣里的食物雖然大同小異，但對中國胃算得上友好，「已經不錯了」，南歸說：「我聽從歐美過來的同學都吃得十分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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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工作綁定的簽證**

身居異國他鄉，生活中的不確定性又多了幾重。

Charley在新加坡讀書時學的專業是人工智慧，求職時轉向了算法方向。不久前，他拿到了網際網路大廠Shopee的offer，然而，還沒等到入職，裁員風波就來了。

他原本獲得的EP也隨之撤銷。

EP（Employment Pass）是新加坡政府給外國專業人員提供的最高級別工作簽證，要求持簽證者每月薪資不得低於5000新幣（約25650人民幣）。EP與工作直接掛鉤，簽證上會標註僱主的名字，一旦失去這份工作，EP就會被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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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是新加坡人力部給外國專業人員發放的准證，針對申請赴新加坡從事高層次管理或技術工作的人士，即國內的「金領」

Charley現在手上拿的臨時簽證只能讓他在新加坡待到11月30日，也就是說，他在這個時間點之前必須找到承諾提供簽證的工作，否則就只能離開。

新加坡缺乏專業技術人才，但是外國人想找到一份高薪且承諾提供EP的工作並不容易。Offer被毀約後，Charley找工作的過程也幾經周折，好不容易遇到不錯的工作崗位，對方公司卻表示無法提供EP。

而從明年9月起，新加坡將進一步嚴格對EP候選人的審核，除了滿足5000新幣的工資門檻之外，新加坡政府還將按照候選人的薪資、學歷、企業員工國籍多元化、本地員工數量四個維度進行打分，40分以上的候選人才有資格申請。

例如，如果申請人的月薪超過了90%的同行、同齡人，就能拿到20分，65%-90%之間的計10分，少於65%的則計0分。

總的來說，工資越高、畢業院校越優秀、企業員工國籍越多元，本地員工占比越大的雇員與僱主更有可能成功申請EP。這意味著，像Shopee這樣以華人員工為主的公司，未來錄用中國人的難度會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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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pee曾是東南亞發展最快的電商平台

那些帶著高學歷與技術來到新加坡的外國人，必須成為「人中龍鳳」，才能留在當地工作。

相比之下，新加坡本地的年輕人就要輕鬆許多，Charley說，他曾經在面試時認識了一位新加坡人，過幾天再聯繫他時，發現他已經迅速入職一家銀行，薪資相對來說沒有那麼高，但勝在工作穩定且前景光明。

想在新加坡獲得較好的發展，找到工作只是第一步，成為永久居民（PR）才是大多數赴坡打工人的真正追求。

按照政策，只要手持EP簽證並工作滿6個月，就可以向新加坡移民局申請PR。南歸在滿足條件後，便立刻提交了申請，結果迅速被拒絕了。

在新加坡申請PR門檻不高，但整個審核過程就如黑箱，外面的人不知道怎麼樣才能真正夠到那個標準。

疫情期間，新加坡的人口一度大量流失，不過在宣布常態化後，又很快出現回流，根據新加坡官方發布的《2022年人口簡報》，截至今年6月，新加坡人口同比增長3.4%，其中永久居民人口增長6.3%。

「大家都來了，這裡不缺人。」南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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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中央商務區的行人

沒有拿到PR，意味著在新加坡的生活處處都是枷鎖，最大的問題仍然是房子。工簽持有者不能申請價格低廉的組屋，只能購買昂貴的私人公寓，還需支付一筆稅率高達34%的印花稅，而以永久居民身份買房，印花稅只需9%。

在這輪房地產漲潮中「入股」新加坡的外國富豪可能不在乎印花稅，他們看中的是新加坡的未來。

但對普通人來說，每一筆因身份而額外承擔的費用，都使得異鄉生活多了幾分苦澀。

Charley也想成為永久居民，有這樣的想法，並不是說他已計劃好未來會一直生活在新加坡，他說：「拿到PR之後會有一條更廣闊的出路，讓我有更多希望。」

就像開礦一般，他們想為自己的人生鑿出一塊過去不曾存在的空間，以獲得更多的機會，更好的福利，更大的選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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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劈成兩半的天花板**

新加坡是全球最富有的國家之一，這裡鮮有絕對的貧困，但人與人之間難以彌合的差距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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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擁全球最多愛馬仕手袋」的新加坡名媛蔡欣穎與她的女兒蔡佳芸

適合新加坡的人會很喜歡這裡。今年剛去新加坡的一位投資機構合伙人發現，在新加坡的朋友比上海的還多，那裡的一切都像國內一樣舒適，他甚至還驚喜地吃到了人生中吃過最好吃的潮汕菜。

「新加坡政府為人民辦事，尊重女性，法律規定不能性別歧視、年齡歧視，強調工作生活平衡，除了國家太小，其他都非常好。」Sandy對鹽財經說。她已在新加坡定居10年，通過打拚，擁有了一套屬於自己的房子。

而像南歸這樣近幾年才去新加坡的年輕人，在新加坡淘金熱的反襯下，想要在當地紮根的生存壓力又升了一大截。

「新加坡很無聊」，他說。

新加坡的國土面積大約只有深圳的三分之一，用一天時間就能步行穿越。剛來新加坡的時候，南歸加了一個徒步群，不過半年之後，這個群就安靜了下去，「大家已經把所有能玩的都玩過了」。

南歸是典型的網際網路技術精英，從北京大學畢業後，他在新加坡找到了人生中第一份工作。從他的朋友圈能夠看到，他在周末輾轉於人才濟濟的校友聚會，在周圍高樓聳立的金沙灣開帆船，今年上半年，他去了國外旅行，看到了伊斯坦堡的貓和巴厘島日落時紅色的天空。無論怎樣，都不能說他在新加坡過得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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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金沙灣開帆船（照片為採訪對象提供）

但他有自己的煩惱。

南歸在辦公室里常與同事們聊起，他們很難在谷歌、Meta這樣的國際大公司謀得一階半職。

隨著外來人口增多，新加坡政府不得不平衡本國公民與外國人之間的關係，儘管全球三分之一的500強企業將它們的亞太總部設在了新加坡，但它們仍偏向於聘用本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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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國際大公司選擇將它們的亞太總部設在新加坡

儘管只是第一份工作，但南歸覺得自己似乎已經走到了職業發展的天花板，目前為止，他還沒找到一條向上的路。

有很多東西是容易得到的，但也有另一些「天花板」遙不可及。

在新加坡，只有11%的人擁有私家車，擁有一輛汽車的成本極其昂貴，即便是最便宜的車型，每月的開銷也在2000新幣（約10260人民幣）以上，並且只有十年的使用權。

私家車的擁有權，超過了物理上的含義，成為個人財富與社會地位的象徵。整日車水馬龍的大街上，有一道無形的牆，隔開了坐在汽車裡的人和乘坐公共運輸的人，他們是涇渭分明的兩類人。

更多人被隔在天花板的另一邊。

Charley說，新加坡有一個名詞叫「外勞」，形容那些做著低技術工種的外籍勞工，他們從事的往往是本地人不願做的工作，比如建築工人、流水線工人或家政人員。外勞主要來自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印度，還有中國。

大多數外勞居住在簡陋的勞工宿舍，2020年，被隔離在宿舍里的外勞成為了新加坡感染新冠病毒的最主要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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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宿舍條件簡陋

在Charley所在的中國留學生圈子裡，幾乎看不見「外勞」。不過一次請人裝修時，他遇到過一位，對方告訴他，平常吃一頓飯，3新幣（約15人民幣）就夠了。他還遇到過一位從馬來西亞來的理髮小妹，每個月能掙3000新幣（約15390人民幣）。

新加坡是亞洲國家裡罕見的文化熔爐，人們的膚色、口音多種多樣，也隱隱標誌著各自的身份。Charley說，一次他坐在出租上與司機攀談，司機對他說，你不像新加坡人，也不像中國人。原因一是新加坡的年輕人一般不習慣和司機說話，二是他的英文說得很好。

沉默、內向，英文普遍說得不流暢，是華人在當地人心中的集體印象。

「大家來這裡都是賺錢的」，南歸說。除此之外，別的指望似乎不多，他想過，如果以後新加坡不好待了，就去歐美找找機會。

新加坡要起飛了，但他乘不上那陣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