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元新加坡組屋：家、「彩票」與公共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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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2024-12-30
Source: 獅城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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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士嶺組屋是新加坡最具有明星氣質的公共住宅，甫一問世就創下多個世界之最。圖/姚憶江

走出丹戎巴葛地鐵站，一股混合了咖啡、熟食、果汁的溫暖氣味飄入鼻翼，撫慰著飽受地下冷氣折磨的黏膜。

這裡是多元的、中西融合的新加坡。中英文夾雜的店鋪招牌下，有Bistro小酒館、咖喱飯，也有潮州菜。熱帶島國的風貌在眼前徐徐展開，無時無刻提醒著遠方來客。

這裡距離牛車水（新加坡唐人街）不遠，地鐵對街就是一排漂亮的騎樓，下方廊柱高挑、錯落挺立，上方一扇扇百葉窗整齊排列，搭配有圓拱窗楣和花瓣式窗托。

百年前，懼怕熱帶陽光的英國殖民者把外廊式騎樓引入新加坡，而下南洋的中國工匠們將其改造後又傳回了家鄉，在中國廣東、福建等地，常常看到騎樓的異國姊妹。

古典騎樓之後，是一片造型奇特的摩天大廈，常常引得不少路人駐足遠望。

千百個凸出的窗格擠在大廈外立面上，宛如流動的漩渦。曲折的連廊在空中蜿蜒，連接起七棟大廈，隱約可見墨綠色的熱帶植物點綴其間——達士嶺組屋是新加坡最具有明星氣質的公共住宅，甫一問世就創下多個世界之最。諸如世界最高的公共房屋、世界最長的空中花園等。只需要6新幣，普通遊客都有機會登上觀光電梯，把魚尾獅、金沙酒店等濱海灣美景盡收眼底。

「極盡奢華的達士嶺組屋確實滿足了一切設計師的願望。它向世人證明，卑微的HDB組屋可以一點兒都不卑微。」英國作家尼古拉斯·沃爾頓(Nicholas Walton)在《尋跡獅城：新加坡的歷史與現實》一書中寫道。

「許多人以為新加坡組屋是廉價住房，這是一個誤區。」新加坡建設局國際開發司前司長許麟濟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新加坡政府興建組屋質量與私營住房相差無幾，只是價格更加親民，這是新加坡成功避免公共住房區變為貧困社區的原因之一。

明星組屋 

「達士嶺組屋容積率近9.0，即達到了九倍建築面積。」

2010年8月8日，時任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達士嶺組屋52樓的觀景廊上，發表了年度國慶致辭。那年，正值青少年奧林匹克運動會在新加坡舉辦。

他說，希望外國人來到新加坡時，可以欣賞到濱海灣美麗的風景線、嶄新的市中心和高質量的組屋，包括「我現在所處的達士嶺組屋」。

此前一年，李顯龍在公開演講中已經點名了這座明星組屋，當時它即將迎來竣工。他手拿一張照片特意強調，「這是一張照片，而不是電腦製圖。這所建築將於年底竣工，它將是新加坡最高、我認為最有價值的HDB組屋。」

HDB全稱是新加坡建屋發展局（Housing Development Board，下稱建屋局），致力於為新加坡人提供可負擔的公共住宅。六十多年過去，新加坡建屋發展局建造了超過130萬個組屋單位，散布在全島24個市鎮。達士嶺組屋是具有特殊意義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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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城市規劃局的沙盤模型中，可以看到達士嶺組屋超高層住宅的等比例微縮全貌。圖/毛淑傑

南方周末記者在新加坡城市規劃局（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的沙盤模型中，看到了這座超高層住宅的等比例微縮全貌。七座大廈曲折排列，頂部俯瞰宛如北斗七星，又像一把勺子。在每棟大樓的26層與50層，分別有空中連橋彼此相連。

「達士嶺組屋容積率接近9.0，也就是說在非常小的地塊範圍內，達到了九倍的建築面積。」新加坡建築學者趙秀玲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達士嶺組屋英文全稱為ThePinnacle@Duxton（「峰頂@達士嶺」），位於新加坡市中心廣東名路1號。

這裡是新加坡的商業中心，地處新加坡丹戎巴葛街區，摩天大樓林立。距離新加坡地標建築、新加坡唯一超過280米的國浩大廈不足1公里。而那裡的頂層豪華公寓在2019年曾賣出4300萬英鎊的天價。

達士嶺組屋系始建於1963年首批老式組屋的舊址重建。2001年，時任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在國慶演講時宣布這一消息，「居民無需搬遷到新城鎮即可享受現代化的便利設施」，展現了新加坡政府振興老舊城區的決心。

據公開披露設計資料，達士嶺組屋占地2.5公頃，共有1848套公寓。區域內還包括美食廣場、託兒中心、籃球場和慢跑道等設施，十分便利。這也符合了這一公共住房設計的初衷。

達士嶺組屋甫一問世就受到各方追捧。新加坡《海峽時報》（Straits Times）2002年5月刊文評價，「這是新加坡公共住房的未來」。申請截止日，建屋局收到了近5000份申請，是可用公寓數量的兩倍多。而中標者被稱為「堪比中樂透大獎」的幸運兒。

「組屋並不代表廉價和生活環境差，相反，新加坡組屋的環境和生活品質非常高，甚至在有些領域帶有突破性。」趙秀玲表示，「比如達士嶺組屋就是新加坡首個達到50層的組屋建築，再如有些組屋採取氣動式廢物收集系統，實現全程垃圾不落地、閉環處理。近年來，新加坡推出的新型組屋項目，與私人商業公寓的差異逐漸變小。」

許麟濟介紹，為確保組屋政策順利實施，新加坡政府掌握了大量土地資源。建設方的新加坡建屋局也是政府下轄單位，有政府財政托底。這保證了組屋建成後以成本價銷售給居民。

通常情況下，新加坡政府組屋的價格約是同等規模私人公寓的三分之一。例如，非核心地段的一套90平方米的組屋，售價約為四五十萬新幣，而同樣地段的私人公寓可能要賣到120萬至135萬新幣。

此外，新加坡施行中央公積金制度，每一位新加坡工人和僱主都會按比例將薪水的一部分存入公積金帳戶，這筆儲蓄不僅是退休保障，也可以用來支付購房款。這幫助更多工人有能力購買政府提供的組屋。

「通過降低土地成本和中央公積金支持，大多數新加坡居民可以擁有自己的高品質住房。」許麟濟說。

居民的一筆資產 

每個新加坡人都手握兩張住房「彩票」。

2000年初，梁家欣從中國廣東來到新加坡上學，畢業後覓得良人結婚生子，就此安定下來。

作為新移民，她也受益於新加坡的組屋政策，在2018年和丈夫申請了一套高性價比組屋。在她看來，組屋是新加坡政府給到公民的一項福利。「每個新加坡公民，從出生那天起，就手握兩張住房『彩票』。」

梁家欣的家位於加冷地鐵站附近，只需幾站路就能到達新加坡中央商務區。這裡是一棟高層組屋的28層，窗外視野開闊。同地段的私營公寓至少兩三百萬新幣，是梁家欣家房屋的4-5倍。除了首付外，每月的房貸主要由公積金支付，「基本上等於不掏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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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組屋政策，新移民梁家欣和丈夫購買了一套高性價比住宅。從窗戶望去，視野開闊。受訪者供圖。

梁家欣的先生是土生土長的新加坡華人，在組屋中出生、長大。新加坡規定，每個公民只能擁有兩套組屋。父母去世後，他繼承了家庭原有的一套組屋，只剩下一個組屋名額。孩子出生後，老屋的空間愈發狹小。於是他們決定用掉名額，申請一套新組屋。

梁家欣回憶，當時建屋局推出了多套當季組屋，而這套房屋地段很好，剛推出就吸引了很多人的關注。

選房前，購房者要先登錄建屋局官網，驗證公民身份信息，再付十幾塊新幣，就可參與房屋抽籤。如果抽中了，那很幸運，建屋局會發郵件通知中籤人的號碼。如果抽不中，抽籤費不退，名額也不占用。

排名是隨機的，但抽到靠前的號碼可以優先選房。梁家欣夫妻當時在約300套房子裡，抽到了23號，「非常幸運」。

收樓時，廚房和衛生間已預先做好了裝修。梁家欣不喜歡那種整齊排列的白色小瓷磚，但限於政府規定，只能在原來地面上重鋪一層。「據說是為了確保防水層穩固，業主入住後，三年內不能敲掉原有的裝修。」梁家欣說。

如今，梁家欣新家的廚房和衛生間比客廳高出了約一厘米。不過，在入住新屋的巨大喜悅面前，地磚帶來的小小煩惱簡直不值一提。

除了最基本的住房保障外，組屋也是居民的一筆資產。

新加坡《聯合早報》2024年6月3日刊文指出，組屋是給新加坡公民的一種「原始股」。即新加坡經濟增長會帶動房地產價格同步上漲，轉售後依照市場定價的組屋也水漲船高。此外，樂齡人士可以把大組屋賣出，換成小組屋，現金盈餘可以用於養老；也可以把個別房間出租，補充日常開銷。

通過組屋，「最普通的擁屋者也能從中共享經濟果實」。

梁家欣也提到，如果不出意外，房屋滿五年後，自己也準備賣掉這套房屋。

「最近我們附近有一套同戶型的舊組屋賣到了110-120萬新幣的價位，我們這套房齡更新，未來只會賣得更高，不會更低。」

只是，房屋漲價後，梁家欣也要以高成本再次購入新住房。她坦陳，「人總是要住房子的，貴賣也意味要貴買，所以，組屋始終還是一套福利房。畢竟一個人不能同時擁有幾套組屋。」

居者有其屋 

「一開始就決定了，人人都應該有一個家」

回顧新加坡公共住房的起點，不得不提到63年前的那場大火。

在新加坡國家博物館，依然保存著那場火災的諸多影像資料。其中，華人面孔的小男孩茫然無助地站在災後廢墟中的照片，給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據記載，1961年5月25日，河水山發生熊熊大火，燒毀了約16000名居民的房屋，奪走了4人的生命。這是新加坡有史以來最大的火災之一——報紙圖片顯示，「黑煙籠罩天空，遮蔽了太陽」。總共有40公頃的貧民窟被燒毀，面積約為56個足球場大小。

新加坡華人李祖民生於1948年，是新加坡的第二代移民，祖籍廣東潮汕。河水山大火發生時，他正在上中學，從報章上看到火災的消息。「那是一個居民區，有很多木質的房屋、板屋。」幸運的是，他和家人居住在後港華人區，並沒有受到這場火災波及。

1961年9月23日，李光耀出席河水山村建屋局公寓開幕儀式，宣布在河水山住宅區開放904套一房室的公共住房，供災民租用。這場毀滅性的大火，顯示了牢固、現代化住宅的必要性，標誌著新加坡公共住房計劃的轉折點。

當時，新加坡剛剛獨立不久，國家經濟落後，社會分裂嚴重，只有約20%的人口擁有住房。李光耀意識到，要讓國民安定下來並支持國家建設，必須解決住房問題。而這一思路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居者有其屋」理念不謀而合。

在李光耀團隊的主推下，新加坡建屋發展局（HDB）從1960年代開始大力推進公共住宅建設，鼓勵新加坡人擁有自己的房屋。

每當新建成組屋發布時，登記購買公寓的新加坡人必須參加抽籤。過去沒有電腦抽籤系統，採取的是現場抽籤，由區域議員主持。歷史影像資料中，長約數米的巨大橫幅掛在建成的組屋外牆上，上面用中英文書寫著，「居者有其屋」（Home Ownership For The People），景象頗為壯觀。

「組屋是政府為民眾提供住房福利的核心內容之一，在新加坡城市規劃中占據重要地位。」許麟濟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新加坡政府高度重視組屋的建設和管理，尤其是在新加坡獨立後的早期階段，這一政策對穩定社會起到了關鍵作用。

「我們認為，擁有住房不僅能為民眾提供穩定的生活環境，還能增強他們對國家的歸屬感，社會的穩定性也會大大增強。」許麟濟說。

正如李光耀本人在2010年新加坡國際住屋對話會上所說，「如果他們自己住在碼頭，卻要去保衛老闆們住的大房子，這是不可行的。所以，我們一開始就決定了，人人都應該有一個家。每個家庭都要有他們要保衛的東西。」

新加坡建屋局會議大廳里，掛著華人書法家潘受的一幅作品。上面寫著中國唐代詩人杜甫的千古名句——「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

千年前憂國憂民者的宏願，在今天的新加坡，一定意義上得到了實現。

經過六十餘年的努力，新加坡近六百萬人口中，超過八成的居民擁有住宅，居住面積寬敞，室內設備齊全。2001年8月8日，李光耀在公開講話中回顧新加坡組屋的歷史。

他說，「在1960年代，擁有房屋的社會只是我眼中的一絲光芒。今天，在國慶36周年之際，它已成為現實。公共住房的成功是現代新加坡歷史的一部分。」

人為糅在一起 

「限制居住比例將防止種族『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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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牛車水地區一直是新加坡華人聚居區，如今成為了特色景點和購物中心，吸引了各國遊客。圖/毛淑傑

新加坡是一個移民國家。華人占比約七成，馬來人、印度人次之。

據新加坡國家博物館資料，英屬殖民地時期的新加坡，政府採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不同族群集中在不同地區。比如市中心為華人區，甘榜格南和芽籠士乃為馬來人區，實龍崗和三巴旺為印度人區等。

這樣種族隔離政策，固然方便了殖民者的管理，卻埋下了種族隔閡的隱患。

1964年7月-9月，新加坡連續發生了兩起大規模種族騷亂。其中，發生在1964年7月21日的宗教遊行衝突事件，馬來人和華人群體在全島範圍內發生械鬥，造成23人死亡，454人受傷。

上世紀90年代，新加坡建屋局推出種族融合政策(Ethnic Integration Policy )，規定不同種族群體在組屋中的占比，比如同一社區中，馬來人約兩成、華人約七成、印度人和其他少數民族約一成。後來，這個比例也隨著社會人口結構改變而做出響應調整。

「從長遠來看，限制居住地的種族比例將防止種族『重組』。」時任新加坡國家發展部部長S.丹那巴南在介紹這一政策時警告稱，無法想像新加坡退回到獨立前那個時代。

新加坡組屋大都設置了公共空間，比如咖啡店、健身角和社區中心。在這裡，常見到不同種族居民交流、玩耍。

趙秀玲觀察，大部分新加坡組屋的一層都是架空的，這會帶來諸多便利。一個是避免帶來空間分割，方便人員便捷穿行，減少城市擁擠。另一方面，這也創造了社區的公共空間。「我們常常在組屋中看到，馬來人會在架空層申請辦婚禮，而華人會在這裡辦葬禮等。這是帶有新加坡特色的空間利用方式。」她說。

新加坡南洋學會會長許振義是新加坡第三代華人移民。他的祖父最早從中國福建來到新加坡，隨後開枝散葉。

「對我來說，組屋已經貫穿了我們家族至少三代人的記憶，是一段很有公共性的家族體驗。」許振義的父母經歷過新加坡獨立之初的艱難時刻，是早期新加坡組屋的見證者。而他本人也在組屋出生，並在其中生活了三十餘年。

在許振義看來，組屋在多個方面促進了新加坡社會的融合。

英國殖民統治時期，不僅華人、印度人、馬來人等族群聚居區明確區分，甚至在華人聚居區內部也有細緻劃分，比如海南村、潮州村、南安村、晉江村等。人們主要在本身社群內生活、娛樂、工作，包括婚娶。而入住組屋後，相當於把不同族群「人為地揉在一起」，強行打破了原有的聚居區，促進了不同族群的融合。

隨著時代發展，組屋建設從市中心擴展到了郊區。許振義觀察發現，新加坡政府重視不同類型組屋的布局和搭配，比如在新區組屋建設中保留小戶型，在老市區拆掉舊屋、增加大戶型等，從而符合不斷變化的住房需求。

組屋雖定位是公共房屋，但其地段並不偏僻，周邊也常常出現私人洋房、別墅、公寓等。再加上，新加坡市政建設是去中心化的，組屋周邊也有較為完善的商業、學校、醫院等配套設施，利於居民生活。

「新加坡組屋和其他建築是融在一起的，一方面很少有專門的富人區或者貧民區，另一方面也沒有明顯的老城區和新城區。新與舊、貧與富都是融合在一起的。可以說，組屋某種程度上促進了種族、階層、貧富的融合。」許振義說。

「新加坡規劃之父」劉太格曾擔任新加坡建屋發展局局長、市區重建局局長。他重視整體規劃，希望每個區域都能發揮綜合性效能。

他在多個場合說過，「西餐式」規劃提倡功能分區，一堆馬鈴薯、一堆菜，一堆肉。而「我的做法是炒飯，馬鈴薯、菜和肉都切小，把新加坡炒成一碟飯」。這樣的融合式規劃理念在組屋中也有體現。

2018年9月4日，新加坡時任國家發展部長黃循財在建屋發展局高峰論壇上表示，新加坡人在組屋附近的小販中心吃飯，購物中心購物，孩子們一起玩耍和成長，由此培養了一種社區感和歸屬感。

「組屋生活是新加坡民族認同和生活方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說。

組屋制度運轉六十餘年 

「關鍵在於政策設計的嚴密性和靈活性。」

除中國外，新加坡是世界上唯一一個以華人為主體的國家。建國之初，新加坡政府倡導「東西結合」，既要學習西方先進技術與文化，也要保持東方傳統文化的精華。

1985年，新加坡中學推行的道德教育課中，也包括忠勇、孝友等中國傳統儒家思想。李光耀本人也在公開場合倡導儒家理念，比如強調「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結構」「孝道不被重視，生存體系會變得薄弱，文明的生活方式也會變得粗野」。

組屋制度施行之初，新加坡政府要求組屋申請以家庭為單位，未婚男女青年不能購買住房。而且，已婚子女如果與父母、祖父母住在一起的，成為多代同堂的家庭，或在鄰近地段購買住房，他們的申請有優先選擇權，房價也給予折扣。

76歲的李祖民經歷過那個年代。1971年，23歲的李祖民大學畢業。身邊不少同學為了能儘快擁有房屋，情侶們爭相提前登記結婚。

彼時組屋定價較低，李祖民申請到的第一套組屋約100平方米，全款大約4萬元新幣。李祖民說，當時大學畢業的年輕人，只要畢業後能找到工作，幾乎都能買得起組屋，「普通的組屋一間大約幾千塊新幣」。

在新加坡建屋局官網，可以查閱到組屋購買者的詳細條件，除了國籍外，還包括年齡、家庭狀況、收入上限、既有房產等。時過境遷，組屋制度也隨之改變。

如今，新加坡組屋價格也隨著地產熱潮攀升，在二手組屋市場上，多次出現百萬新幣的「天價」組屋。而藉助建屋局於2024年推出了新政策，單身公民也可以享受公共住房福利，「家庭」不再是必選項。

許麟濟認為，新加坡組屋制度能夠順利運轉六十餘年，其關鍵就在於政策設計的嚴密性和靈活性。

首先，公共住房政策最初是為了解決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問題，因此設有嚴格的收入限制。早期規定，只有家庭月收入不超過2000新幣的居民才有資格購買政府組屋，超過這一標準一般能夠自行解決住房需求。隨著新加坡經濟發展和工資水平的提高，目前申請組屋的家庭月收入上限已提高至約1萬新幣。

此外，新加坡還規定，每個公民一生中最多只能購買兩套新的組屋。且一個人不能同時擁有兩套組屋。此外，如果申請人已經擁有私人住宅，則不允許購買政府組屋等。

「通過這些限制措施，新加坡政府能夠有效管理公共住房資源，確保組屋能夠真正服務於有需要的家庭，避免資源被不必要占用。」許麟濟說。

十多年後，新一代的新加坡人已有了更好的住房選擇。

如今，李祖民已從組屋中搬出多年，而他的孩子一代屬於中高收入階層，並不符合組屋申請標準，轉而選擇生活在安保性更好的私營住宅、別墅等。

據新加坡統計局2024年7月數據，2023年新加坡77%的常住人口居住在建屋發展局 (HDB) 下屬的公共住房中。相較於十年前的82%，這一比例在不斷下降。

（李祖民為化名）

南方周末記者 毛淑傑

責編 姚憶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