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洋慢游 從黃仲涵到周受資：荷蘭路上的華人財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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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2026-01-20
Source: 獅城新聞

當我們決定搬來新加坡時，

以為這將是一次短暫的旅居。

沒想到過了十年，

從兩個人變成了五個人。

那就當，這是一場緩慢的旅行吧。

\* 預計閱讀10分鐘

大約是2022年，和剛來新加坡的朋友在荷蘭村附近散步，從康華花園（Cornwall Garden）一路走到愛特士女皇園（Queen Astrid Park），打算看看沿路的豪宅。

就在前一年，剛成為TikToK執行長的新加坡華人周受資斥資8600萬新幣（逾4億元人民幣）買下這個區域的一棟優質洋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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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正是新加坡富豪榜變動最大的一年。新加坡本土網際網路公司冬海集團創始人李小冬不但越過一眾東南亞老錢家族，還擊敗已經蟬聯首富兩年（2019年、2020年）的海底撈張勇，登頂新加坡首富寶座。

儘管李小冬短暫登頂後，又易主他人。但2021年標誌著在新加坡的富豪榜里，華人科技新貴們開始譜寫新世界的財富神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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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勢造英雄，英雄亦成就時勢。 

我們從愛士特女皇園折返荷蘭村時，偶然留意到路牌上寫著「Oei Tiong Ham Park」（黃仲涵花園），突然心生感嘆：短短几公里的荷蘭路見證華人富豪的百年更迭。

如今人人都想偶遇周受資，卻鮮有人知道曾經富可敵國的印尼糖王黃仲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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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提起黃家，依然是富貴的象徵。不過大家想到的，一是大華銀行的黃氏（Wee Family），二是信和/遠東系的黃氏（Ng Family），並不會有黃仲涵的Oei。

記得有一次在李光耀政策學院武吉知馬校區見學者，突然發現原來大樓也是以黃仲涵命名的，那是他在1910年代捐贈給來福士書院的禮堂。不過，即便要和學者解釋他是誰，如今也只能說「顧維鈞的前岳父」了。

沒有不散的筵席，正是黃仲涵女兒黃蕙蘭晚年回憶錄的名字，副標題是「顧維鈞夫人回憶錄」。

這是我剛到新加坡讀的書。書中前半段是黃金時代的盛景，我總是想像一個驕奢的小姐在東海岸的種植園策馬奔馳，在來福士酒店奢華的舞池漫舞，在甲板上接受眾人矚目的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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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蕙蘭在書中稱其父是「東南亞最富有和最有權力的人」。我也正是因為這本書才記住了黃仲涵的名字。

黃蕙蘭這樣描寫當時奢侈的生活：

那是一片占地200多畝的大府邸，而爸爸又鋪上使人感到涼爽的義大利大理石地板，並且從蘇門答臘雇來一名有本事的中國園丁，將那從中國式油漆加雕花的大門到主宅之間約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精心布置成花園，使得它更為富麗堂皇了。園中有假山石和涼亭、人工小溪和盆景。到處都是養有金魚、鴨子和鱔之類的池塘。巴悉登廚師常到外面去抓鱔魚，就地剝皮活殺，給我們做菜吃。花園後面是一個私人動物園，爸爸在那裡養了許多熊、鹿、食火雞（像鴕鳥似的禽類）、在夜裡放出來作為警犬的孔雀，以及我最喜歡的從我們自己的爪哇叢林裡捉來的大無尾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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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時荷蘭殖民者居上位，華人只是二等公民。黃仲涵的父親黃志信（Oei Tjie Sien）因參加起義被追捕，不得不逃到印尼爪哇三寶壟（Semarang）。他從碼頭重勞力做起，娶了難民窩棚老闆的女兒，轉身做了貨郎，靠中國人的勤勞和「摳門」慢慢積累了巨大的財富，開了米糧商號，在爪哇囤了很多房產。

作為富二代黃仲涵早期的任務就是打理家裡的房產，負責收租。比起堅持中國生活方式的父親，黃仲涵更為「西化」，甚至在父親去世後就立馬剪短頭髮，娶的老婆、即黃蕙蘭的媽媽是已移居印尼十代的華僑。

在她的記錄里，頗有商業頭腦的黃仲涵拿到了他們租客、一個德國老領事高達30萬美元的巨額投資。黃志信做的是「米生意」，黃仲涵則經過考察選擇了「糖生意」。

稻米是當地的主食，屬於民生必需品，價格受到殖民政府和當地市場的限制，利潤空間有限；糖的需求來自國際化市場，工業化國家對糖的需求很大，因此更多的是「出口」，擁有更大的溢價空間。

此外，雖然稻米和甘蔗在當時都屬於勞動密集型的種植業，但是甘蔗行業更接近工業化農業，黃仲涵希望通過引進德國的專家和技術，提高機械化和製糖加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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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收租、糖業，也許是黃蕙蘭認為拿得上檯面的產業。實際上，早上1889年，20齣頭的黃仲涵已經進入了暴利的鴉片貿易。

當時的鴉片貿易由荷蘭殖民者控制，允許華人商人競標鴉片的「壟斷經營權」。黃仲涵憑藉其在當地的社會網絡以及一些可能的「台下」操作，不但拿到了三寶壟的鴉片壟斷經營權，還迅速擴展至周邊地區，並由此積累了大量財富，為後來轉向糖業打下了基礎。

黃仲涵的崛起，不只是商業才能的結果，更源自他對殖民秩序的深刻理解。他在荷屬東印度的成功，依賴於殖民政府賦予的制度性位置：被承認的華人領袖身份「瑪腰」（Major）、跨殖民地貿易的通行權、以及在稅收與秩序體系中的特殊角色。這些權力並非附屬品，而是他商業帝國得以高效運轉的前提條件。

越是這樣一個富可敵國的商人，越是習慣和渴望與權力的結合。

即便擁有巨額財富，作為華人仍會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並不會得到真正的尊重。15歲的黃蕙蘭舉辦英式舞會，黃仲涵的商業夥伴卻並不會同意孩子參加。

黃蕙蘭毫不諱言，黃仲涵需要賄賂荷蘭人，豢養黑社會，才能獲得相對的安全。

黃蕙蘭成為大使夫人後，許多的社交費用來自娘家的支持。她在書中寫道父親非常支持外交所需的社交活動，

「從他那裡源源而來的金錢就像我們參加的華貴舞會和招待會上的香檳酒一樣綿綿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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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在更結構性的層面上看，黃蕙蘭與顧維鈞的婚姻，映射的是資本與權力在特定歷史階段的相互依附。當這一結構瓦解，婚姻本身也不可避免地走向終結。

一戰後，荷屬東印度對戰時利潤徵稅高達30%，再加上荷蘭繼承法對家族財富的分割壓力，黃仲涵在1920年代選擇將事業與居所遷往新加坡，以利用英國殖民地更有利的法律與貿易環境。

權力曾是他擴張的槓桿，最終卻成為反噬他的力量。

正是這種與權力的高度捆綁，使得黃仲涵的財富對政治環境異常敏感。

1922年左右，顧維鈞和黃蕙蘭帶著剛出生不久的二兒子顧裕昌回國，途經新加坡，也見到了久別的父親。此時的黃仲涵已大不如前，黃蕙蘭寫道：

可是當我看到他的生活情況時不由得感到震動。馬廄沒有了，氣派沒有了，不同口味的廚房，眾多的用人班子都沒有了。連萊曼也不見了。爸爸還有些產業和幾所別墅。他和賀露西生活於其中的簡陋平房住宅，簡直是個普通做小生意的人的住處。連自來水和衛生間都沒有。我真是愣住了。

我忍不住說：「你為什麼生活成這個樣子？這真是恥辱。你的豪華氣勢都無影無蹤了。」

搬到新加坡確實緩解了稅務與繼承的壓力，並利用新加坡的港口與法律優勢擴大了區域影響；但它並未改變他對殖民制度與跨境貿易體系的依賴。

當殖民秩序開始鬆動、民族主義與國家邊界重新劃定時，曾經保護他的制度迅速轉化為束縛。資本失去了跨界自由，政治不再為商業讓路，他所建立的帝國也隨之暴露出脆弱的一面。

1924年，59歲的黃仲涵因突發心臟病去世。黃蕙蘭懷疑他是被毒死的，但並沒有證據。黃蕙蘭的弟弟黃宗詒（Oei Tjong Ie）1987年在接受採訪時稱，家族都有心臟病史，否認這一說法。

黃仲涵一生妻妾成群，有26個子女，但在他去世時已經成年、能夠擔起家業的只有黃宗孝（Oei Tiong Hauw）、黃宗宣（Oei Tiong Swan）兩人，但當時也不過二十出頭的年紀。他們並沒有經過祖、父那樣的歷練，但卻不得不在更大的驚濤駭浪駕駛一艘巨輪。

黃宗宣率先掌舵，但很快就遇到了1929年經濟大蕭條和二戰，公司業務陷入困難，便以健康為由於1931年交棒黃宗孝。

黃宗孝積極進取，擴展橡膠業，還曾在上海投資建設中國酒精廠。只是此時，無論在中國還是印尼，戰爭的陰影無處不在，沒有人可幸免於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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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苦支撐二十年的黃宗孝在1950年同樣因心臟病突然離世。遺憾的是，黃氏家族再也沒有權力集中於一人，而是由幾兄弟加職業經理人共同管理。

黃宗詒後來被推選為集團負責人，但在印尼的業務是由最小的兒子黃宗才(Oei Tiong Tjay)負責。

黃宗詒的媽媽是賀露西（Lucy Ho），是陪伴黃仲涵在新加坡生活的唯一一個妻子，也是黃蕙蘭相當討厭的一個。

黃宗詒也許就是黃蕙蘭1922年重返新加坡時在父親家中見到的小孩，還說「這孩子顯然是溺愛過度，現在已經成了禍害了。」

黃宗詒對黃蕙蘭的印象也很不好，直言她「為人專橫」，1940年代在上海見面時，就勸他要離開自己的荷蘭妻子，還要把荷蘭護照換成中國護照。

兄弟姐妹之間盤根錯節的齟齬可見一斑。

繼承人之爭只是表象，真正摧毀這個龐大商業帝國的因素還是印尼政府在1961年沒收了黃氏在印尼的財產。歸根結底，商業終究逃不過政治，而一旦政治介入，就是毀滅性打擊。

隨著印尼脫離殖民統治、走向民族獨立，國家開始強化對經濟命脈的掌控。像黃仲涵這樣在殖民體制下形成的華人資本家，逐漸被視為不符合民族國家利益的外來力量。

黃氏家大業大，是印尼華商的代表，自然成為反華情緒攻擊的目標。

1961年，早於印尼發生930大屠殺之前，印尼法院以「經濟犯罪」之名對黃仲涵財團（Oei Tiong Ham Concern）發出沒收令，隨後公司在1964年被國有化並更名為PT Radjawal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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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當時外界普遍誤以為黃仲才是整個集團的負責人。黃宗詒後來解釋，這其實是出於政治上的必要安排。由於當時黃氏家族在印尼的處境極為敏感而脆弱，他們並未糾正這一誤解，而是任其存在。

雖然海外子公司仍歸家族掌控，但在印尼本土的核心資產被奪走，意味著帝國的「地基」被徹底拔除。

蘇哈托上台後，黃宗詒曾給蘇哈托寫信請願，也曾和侄子拜訪蘇哈托的親信多次，希望拿回被歸還的財產。

蘇哈托親信告訴他，蘇哈托希望在蘇門答臘建糖廠，不如重新開始。

黃宗詒回答到，「經歷那樣的事情後，我沒有資格讓家族拿出一千萬美元去建新工廠。」

他很快意識到，這件在他看來很重要的事情並無可能，因為成千上萬的人都希望從蘇哈托這裡討回在蘇加諾時期失去的財產。

對於黃氏家族而言，新秩序並不是一次「糾錯」，而是對舊世界的最終封存。

在1987年的採訪里當被問到，在印尼財產被沒收後，新加坡的資產是否足以重建黃仲涵財團？

黃宗詒表示，當時新加坡的房產不低迷，並不值錢。他在1954年開發的住宅區——黃仲涵花園，一棟洋房不過3萬新幣。在1987年則差不多要80-100萬新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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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年，又在同個地方推出了新的公寓項目，都要上千萬新幣了。

時也，勢也。

真正難以恢復的是黃氏家族在殖民地時期賴以生存的政治土壤。而這樣的「舊秩序」早在黃仲涵時期就已經開始分崩瓦解，最終留下的只是一個地名。

黃蕙蘭這樣評價她父親時說：

「他是歷史的寵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