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救治巴勒斯坦難民40多年的新加坡流亡女醫生：若不保護就是種族滅絕同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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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2024-04-15
Source: 獅城新聞

76歲的洪瑞釵醫生，身高不到1.5米，卻有著讓人仰望的勇氣和無私精神。為了愛情，她甘心放棄剛起步的專科醫生事業，陪丈夫流亡英國，35年後再踏上新加坡國土，是帶丈夫的骨灰回家。為了正義平等，她聲援巴勒斯坦人近半個世紀，其間曾獲得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授予最高榮譽「巴勒斯坦星章」，由已故巴解主席阿拉法頒發。上個月底，畢業自新加坡國立大學醫學系、現為英國公民的骨科醫生洪瑞釵，第三次回來新加坡，領取新加坡哈佛俱樂部頒發的榮譽獎，獎項肯定她大半生奉獻給人道主義。這期《早人物》，聽這位人道主義倡議者講述早年在黎巴嫩和加沙當戰地醫生的經歷，對當前加沙局勢的痛心疾首，以及對人類和平的呼喚……

「那個華人醫生來了！她是我們的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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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瑞釵用將近半個世紀的心力，為無國籍的巴勒斯坦難民爭取平等的基本醫療福利和人權尊嚴，還把她在巴勒斯坦難民營刻骨銘心的經歷，撰寫成《從貝魯特到耶路撒冷》一書。此書譯文有十來種。

（特約陳福洲攝）

「我們」，指的是1982年黎巴嫩貝魯特的薩布拉和夏蒂拉（Sabra and Shatila）難民營的巴勒斯坦難民。每年9月18日，洪瑞釵都會飛到貝魯特參加薩布拉和夏蒂拉大屠殺周年活動。

在武吉知馬一棟古色古香的洋房裡，門口站著身高不到1.5米的洪瑞釵。76歲的她披著頭巾，個子更顯嬌小，一身色彩斑斕的連身裙。她說：「大家都喜歡亮麗的顏色。」

房子是小姑子的。洪瑞釵的丈夫邱甲祥，2011年已在英國病逝。

她，在充斥著歧視傳統的英國醫療體制下，排除萬難當上英國最古老醫院聖巴塞洛繆醫院（Saint Bartholomew’s Hospital）第一位被延聘的骨科女醫生，至今還在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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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著頭巾，一身色彩斑斕的連身裙，洪瑞釵希望身體能早日從抗癌中恢復過來，儘早到加薩走廊，救援巴勒斯坦人。（特約陳福洲攝）

1982年，持著的還是逃亡到英國尋求庇護的證件，她就奮不顧身到滿目瘡痍的黎巴嫩貝魯特巴勒斯坦難民營，當起第一位戰地華裔骨科女醫生。

同年，她見證3000名巴勒斯坦難民被屠殺，冒著被驅逐甚至入獄的風險，到以色列耶路撒冷供證。1988年至2018年，她三度被以色列驅逐出境，兩次被拘禁在不同牢房，但她現在最大的願望，卻是回到加沙。

洪瑞釵用42年的心力，為巴勒斯坦人獲得平等對待發聲，即便兩年半前獨自對抗乳癌期間，也老想著如何救援巴勒斯坦人。這一切，要從那則電視新聞說起。

**1982年—— 那則電視新聞改變人生**

1982年，33歲的洪瑞釵從醫院值班回家，看到電視新聞出現黎巴嫩貝魯特被轟炸的場景。對黎巴嫩一無所知的她，被貝魯特臨海林立的樓房深深吸引，仿佛看到新加坡馬林百列一帶的組屋，那麼似曾相識。

新聞說，以色列入侵黎巴嫩，要摧毀流亡到黎巴嫩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sation）成員。洪瑞釵是虔誠基督徒，曾「百分之百支持以色列」，但一幕幕以色列轟炸平民的畫面，與她對宗教的認知相去太遠。她決定親自找答案，申請加入英國基督教救援會，到貝魯特當戰地骨科醫生。

1982年8月，洪瑞釵任職的英國醫院不批她的年假，她只好辭去好不容易爭取到的骨科專科培訓一職，與不到10名義務醫務人員，輾轉坐船乘車進入西貝魯特，再到夏蒂拉巴勒斯坦難民營的加沙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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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1982年洪瑞釵首次到黎巴嫩貝魯特當戰地骨科醫生所持的證件。（受訪者提供）

「就像許多新加坡人一樣，從沒看過戰爭洗禮後的千瘡百孔，那種震撼是無可言喻的，破壞程度，遠超過新聞所看到的！我第一次覺得，身為醫生，是那麼的無助！」

她的第一個任務是重建加沙醫院的骨科外科，負責用最原始最直接的方法治療戰爭造成的骨折。

**人——怎麼可以這樣對待另一個人**

在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撤離黎巴嫩的三個星期後，以軍的坦克在1982年9月15日到18日，封鎖夏蒂拉營，放任甚至協助它支持的基督教民兵大開殺戒。

這三天，加沙醫院外的夏蒂拉，約3000條性命被奪走。洪瑞釵在這72小時里，一直待在物資越來越匱乏的地下室手術間，為越來越多遭槍傷炮擊的平民動手術。「太多太多人了，像永不休止的流水線推進手術室，我至少治療了200人，地板上還堆疊著很多病人，許多送到醫院時，幾乎無法救治，屍體多到塞不進停屍間。我記得，那是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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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護士阿莫的協助下，洪瑞釵（右）為病人進行包紮。圖攝於1982年加沙醫院。（受訪者提供）

一對母子和家人在士兵的命令下進屋，接著士兵炸毀房子。母子僥倖活下，但他們內臟嚴重受傷，都急需輸血，但血漿只剩下最後一包，只能救一人。

「我告訴護士，讓母親輸血，因為她可能有其他孩子須照顧，但母親拒絕，把血漿給孩子，她只要些止痛藥。不久，她死了。」

最後一個被送進手術室的是13歲男生，他身中三槍，被壓在27具屍體下，朋友把他救出來。搶救成功，後來移居美國。然而，他的精神狀況卻無法如常，不時會「聽到」當年家人被槍殺的嘶喊聲、女子被強姦的求饒聲。

坦克車撤離後，洪瑞釵和其他持外國護照的醫務人員，在士兵槍口的脅迫下離開加沙醫院，步行到廣場接受盤問。

「這是我72個小時後，第一次踏出醫院大門，眼前一切太不可思議了！道路兩旁，堆放著屍體，有的發脹腐爛，空氣中瀰漫著屍臭。」

「我們千辛萬苦救治幾十個傷者，外面卻有數千無辜的人瞬間被殺。我害怕嗎？不，我很憤怒，他們怎麼能如此對待另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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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在夏蒂拉營的加沙醫院，洪瑞釵在沒有面罩、手套、麻醉藥和電力供應的情況下，為傷者動手術。（受訪者提供）

路旁還站著一群群被持槍士兵圍堵的平民，突然，一名年輕女子速速把懷中的嬰兒託付給洪瑞釵，但馬上被士兵奪走。之後，洪瑞釵再也找不到這對母子。據說，所有人被殺了。

**堅持——只為了問心無愧**

作為薩布拉和夏蒂拉難民營大屠殺的見證者和倖存者之一，洪瑞釵無法不說出自己的所見所聞，因此決定在1982年10月，到以色列的卡漢委員會（Kahan Commission）聽證會上供證。委員會由以色列政府成立，負責調查該大屠殺事件。

供證結束，洪瑞釵被以色列「禮貌」地請走。1982年底回到英國時，她的體重減了三成。但她沒有時間陷入所謂的「戰後創傷壓力」症，大屠殺讓她意識到個人力量的微薄，更堅持要為巴勒斯坦人做些什麼。

於是她與先生邱甲祥和友人，經過兩年奔走，1984年在倫敦創辦非政府組織巴勒斯坦人醫藥援助會（Medical Aid for Palestinians，簡稱MAP），至今仍為巴勒斯坦人提供基本醫藥救援。包括當前以哈衝突引發的加沙人道危機，MAP是最先提供救援的組織之一。洪瑞釵目前是MAP的榮譽贊助人。

1988年，黎巴嫩夏蒂拉營再次受襲，洪瑞釵再度披甲救援。出發前，她用半年時間撰寫《從貝魯特到耶路撒冷》一書，她笑說：「如果我不幸被捕，至少貝魯特巴勒斯坦人的故事可以保留下來。」此書後來譯成中文等十來種語言。

從1987到1988年間，洪瑞釵以聯合國及世界衛生組織的骨科醫生身份，到加沙治療受傷平民。但不到半年，她因這本書被驅逐出境，「我當時還在動手術，士兵要我馬上離開，我拒絕。手術完成後，我被士兵帶到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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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大屠殺後，洪瑞釵（圖）到處尋找認識的巴勒斯坦人，後來遇到了13歲受傷男孩的70歲祖母。祖母從黎巴嫩南部步行20公里到夏蒂拉營尋找親人，卻發現除了自己和13歲男孩，其他親人都死了。

（受訪者提供）

每年9月18日，洪瑞釵都回到貝魯特夏蒂拉營，出席大屠殺周年紀念活動。每次，當地的巴勒斯坦小孩都圍著她，聽她說當年的故事。

她對巴勒斯坦人的濟世之心，獲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表揚。1987年，該組織已故主席阿拉法（Yasser Arafat）頒給她「巴勒斯坦星章」（Star of Palestine），是組織授予巴勒斯坦之友的最高獎章。洪瑞釵是六名獲獎的非巴勒斯坦人之一。

今年3月，她成為第四位新加坡哈佛俱樂部榮譽獎得主，半生奉獻人道主義的精神再次受肯定。但她對筆者說：「我是代表那些為人權抗爭、向我們展示何謂公正自由的巴勒斯坦人領獎。巴勒斯坦人失去家園、看不到未來，卻沒有失掉人性。」

頒獎晚宴上，她把自己的經歷通過幻燈片與哈佛大學校友分享，原定一個小時的分享會，她半小時就主動結束，問她原因，「大家都餓了，怎麼能讓嘉賓看這些血淋淋的照片，影響他們的食慾和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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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當洪瑞釵很沮喪地走在大屠殺後的夏蒂拉營附近，突然冒出一個巴勒斯坦小孩，原來是她之前的病人。小孩央求洪瑞釵幫大夥拍照，還說「我們不害怕，以色列來吧！」。（受訪者提供）

**今日加沙遭遇 猶如一場海嘯**

「如果我說，1982年黎巴嫩貝魯特難民的屠殺事件是龍捲風，現在的加沙局勢，就是海嘯！」

對當前的加沙，洪瑞釵想了片刻，用了這個比喻。

她說，夏蒂拉三天內死了3000人，力度強。哈馬斯去年10月7日突擊以色列後，以色列對加薩走廊展開報復襲擊，至今，至少有3萬2000平民被殺，而且多為婦孺；7000人被埋在摧毀的廢墟中、400名醫務人員被殺、4000名學生和教師被殺、36所醫院全部或部分被摧毀、1萬5000名孕婦被迫在營內或廢墟生產、170萬人擠在只有500個廁所的營內，沒有足夠的水和食物。加沙北現在出現大饑荒，許多母親只能用野草喂孩子。

洪瑞釵語調漸漸急促起來，「你說的殺戮，是這樣的程度！當你揪出平民然後殺了他們，摧毀家園、學校、工廠、大學、讓成千上萬的人流離失所時，卻說是和平軍事行動，是與一群恐怖分子在作戰。

「更糟的是，全世界實時看到這一切，卻阻止不了，也無法讓以色列允許更多救援卡車通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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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洪瑞釵（右二）和巴勒斯坦人醫藥援助會的義工派發牛奶給西貝魯特難民庇護所的兒童。

（受訪者提供）

她哽咽地說：「我的手機每天都收到這些最新視頻，可是我們卻無能為力，戰爭一爆發，說什麼對不起都沒有用的。

「我很憤怒，這種殺戮是沒有理由的！我必須極度自我克制，才不至於破口大罵，巴勒斯坦人課題，已經有75年了。」 多年過去，巴勒斯坦人面對的處境卻愈發艱巨。目睹這一切，怎不心力交瘁？

「巴勒斯坦人常說，我這一世或許回不了巴勒斯坦，但我的子孫可以。即使一面牆塌了，他們還是不斷邀請我入屋喝咖啡。從他們身上，我學到了慷慨好施、善良、永不言棄。他們教我如何做個人。」

關於世人都在追問的，以色列是否正在加沙進行著種族滅絕。

她說：「我的個人觀點沒什麼價值，世界最高法院——國際法院的看法才是重要的。應該問問加沙怎麼想；問問190萬無家可歸、房屋被摧毀而得待在塑料布下、一貧如洗的加沙居民怎麼想；問問那些沒有家人的孤兒；問那些因為以色 列刻意造成的饑荒，試圖撿起空投的食品包裹來填飽肚子而被槍殺的人；問那些因為醫院被摧毀、醫生和護士被殺、藥物因封鎖而用盡而死於疾病和傷病的人的想法。」

「如果我們不盡我們所能保護他們，那麼我們就是種族滅絕的同謀。」

新加坡對待以哈衝突的立場，包括新加坡回教理事會設立的全福基金會，為加沙平民籌募1000多萬元救濟經費、要求以色列大使館刪除引發爭議的貼文等，洪瑞釵深表讚揚。

「我們（新加坡）是很幸運的，擁有和平。新加坡無論如何都不能讓戰爭發生，或是參與戰爭。沒有什麼事情是妥協或談判無法解決的。人一旦失去性命，再也回不來，傷痛將代代延續。」

**為了能探監 「我們結婚吧」**

1977年，洪瑞釵和在新加坡出生的丈夫邱甲祥赴英國尋求政治庇護，直到邱甲祥2011年疑心臟病突發驟逝，她才抱著他的骨灰，再度踏上這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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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新婚不久，洪瑞釵飛到英國倫敦與逃亡的丈夫邱甲祥會合，兩人一起流亡。（受訪者提供）

1974年，她在一個維護正義與和平的會議上遇到人權律師邱甲祥。當時，邱甲祥正在幫被控參與暴動的工人和學生領袖擔任辯護。兩人交往一段時間後，她擔心邱甲祥的這個辯護工作很可能被視為是某種反政府行為而被捕，於是叫他娶她，理由是「如果真的被捕，我能以妻子的名義去探監。」

1977年1月，兩人結婚。不到兩個星期，逮捕行動果然發生，邱甲祥逃離到英國。那之後，洪瑞釵被拘留一段時間，被盤問有關她丈夫的事。她後來同意勸服邱甲祥回國而被獲釋，不過，她飛到英國後沒有回新，與先生一起流亡。

洪瑞釵誕生於馬來西亞檳城，兩歲隨父母來新加坡，父親在貿易行工作，也兼職《星洲日報》大宗商品審稿員，母親是家庭主婦。洪瑞釵身為長女，弟弟現移民加拿大行醫，兩個妹妹，一個在新加坡，一個在馬來西亞。「我們都是海外華僑。」 

洪瑞釵自小成績優異，中學就讀萊佛士女中，1973年畢業自新加坡國立大學醫學系，名列前茅，一步步，除了在公共與社區護理醫科那三年，因為一直「嚷著要在最短時間改變體制」而遭上級厭惡，她向專科醫生走去的路都很順利。

到了英國，待遇卻相去甚遠。她自嘲說，自己不打橄欖球，說著一口新加坡腔的英語，並非白人男性，結果，「第一次體驗到身為外國人被歧視的感覺」。

**等健康好一些 我先回加沙**

然而她並不氣餒，選擇不理會不言棄，輾轉在約40所醫院行醫兼職，最後成為英國最古老醫院聖巴塞洛繆醫院的第一位骨科女醫生。「你必須加倍努力，因為你對下一代必須負責，不能放棄爭取。

今年是洪瑞釵流亡後第三次回新。第二次是在2020年，她出席有關持新加坡和英國雙重護照的聽證會，但她拒絕放棄任何一個。後來，她的新加坡公民權被收回。

這次，她四天行程滿滿，領獎外，也到國大楊潞齡醫學院發表演講。

對年輕醫生，洪瑞釵的忠告是「行醫者，父母心」。

「醫生是一種特權專業，但別忘記我們作為人的慈懷之心，這是根本。就算無法治好病人，也要聆聽病人說話、陪伴他們、爭取最好的治療法、減輕他們的痛苦。而且要當戰地醫生，必須先搞好自己的專科，照顧好國內的病人。

離開新加坡前，她的中學同學堅持在機場與她聚餐。幾時再回來，她說：「等我健康更好些，但還是先去加沙吧！」

文：蘇秉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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