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上角起逆時針）姚彣隆、陽光可樂、蕭歆霓、羅美儀和張哲通都是越堤族。（新藝經紀提供）
（新加坡訊）新柔長堤今年6月28日慶祝啟用100周年。長堤是連接新馬兩地人民重要的橋樑，承載著許多人的生計和夢想，多少馬國莘莘學子日日起早摸黑越堤上學，打工族不辭勞苦來回奔波，還有不少新加坡人即使塞車也要到對岸度假。對於越堤藝人姚彣隆、陽光可樂、羅美儀、張哲通和蕭歆霓來說，這道橋不只是回家的路，更讓他們通往夢想和全新的世界。
姚彣隆：長堤如銜接兩地的臍帶
長堤對姚彣隆來說，是很重要的一道橋，「它不只關乎我的工作和生活，也是新馬之間感情的聯繫。我在新加坡有很多朋友和同事，他們偶爾也到新山找我。新加坡給了我們機會擁有目前的生活，所以這道橋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沒有它，就好像胎兒被剪斷了臍帶的感覺。」
來自新山的姚彣隆1992年開始在新加坡工作後頻繁使用長堤，一開始是搭巴士到工廠，後來改騎電單車，「那時候早上5點多就要出門，所以長堤給我感覺就是一直在起早摸黑。」
後來他參加「才華橫溢出新秀」比賽踏入演藝圈，依然難逃摸黑出門的命運，「因為拍戲時間不固定，越堤的時間有時候早有時候遲，如果是八九點的通告，我還是四五點就出門了。我通常都會早兩個小時到公司，如果早上7點化裝，我凌晨3點半就出發，5點報到。」
新柔長堤百年來承載著無數遊子的生計與夢想，是連接新馬兩地重要的橋樑。（檔案照片）
越堤經驗豐富的姚彣隆，發現星期四至六傍晚5點到晚上8點塞車情況較嚴重，星期日從新山到新加坡是最塞的，「可以從中午12點就塞到晚上，我試過星期天晚上的工作，早上10點多就出發去新加坡。一旦塞車全組人就得等我，我不想這樣。」
他在新加坡時也試過在外面「溜達」，想等過了尖峰時段才去關卡，「我試過去商場吃飯，或者找朋友喝茶，可是那也得花幾個小時，那段時間足以讓我塞到家了。而且我其實蠻享受塞車時一個人在車上的感覺。」
姚彣隆塞過最久的一次，是在農曆新年期間受困在車陣里四個多小時，「那對我來說已經極限了，有點受不了但也沒辦法，只能調整情緒。這是自己的選擇，要在新加坡工作就必須接受這樣的情況，所以我從來不會以塞車為理由，跟老闆要求遲到早退。」
讓他難忘的，還有疫情期間被困在新加坡兩個月，後來特別申請回馬來西亞獲批准後，他第一次走路過長堤，「那時候關卡空蕩蕩的，很淒涼。大家擔心中標，都很緊張很怕接觸人。」直到2022年4月1日正式解封，又是另一番景象，他說：「那時候大家都很興奮，整千人一起在長堤上興奮地吶喊，衝著越堤的場面，真的很激昂！」
姚彣隆2020年因為疫情被困在新加坡兩個月後，越過長堤回家，在隔離後終於與家人團聚。（檔案照）
陽光可樂：那是回家的路
陽光可樂以前經常越堤來新加坡唱歌台打拚工作，加入新傳媒後便長期住在新加坡，她感性地說：「現在的長堤對我而言就是回家的路。」
陽光可樂在新加坡出生，大概三四歲時全家搬回馬來西亞，在新山長大的她經常來往長堤，「我差不多14歲時就來新加坡唱歌台了，有表演的時候就每天來回。歌台一般是從晚上7點到10點，所以大概四五點，我就和爸爸或媽媽越堤，唱完歌再回去。」
因為長堤經常塞車，可樂對它是又愛又恨。今年的耶穌受難日公定假期，是她塞過最久的一次，「我因為新家入伙必須回新山，結果足足塞了六個小時。我塞在車龍中，旁邊剛好有油站，我下車去上廁所，回來時車龍完全沒有動。我的車竟然一個小時一動也不動，可以想像有多嚴重！」塞到第四個小時，她開始擔心車子沒油，但已經進退兩難，「哇！當時的心情很複雜，壓力大又暴躁，天氣熱然後肚子又餓！」
談到對長堤的印象，她想到的竟是不時看到的交通意外，尤其當有電單車出事時，她會因為想到爸爸的辛苦而特別難過。她說：「爸爸以前騎著電單車來回新馬工作。有時候下雨天看到騎士們緊張地穿雨衣，一些人乾脆淋雨回家，我會很心酸心痛，因為自己的家人也曾是這樣。」
如果要用一個詞來形容長堤，可樂認為是「想念」二字，「我想念自己在不同年齡與長堤的回憶。尤其是媽媽帶我跑歌台的日子，那時我們長時間地相處，並肩作戰一起共患難，非常難忘。」
陽光可樂經常來往長堤，讓她最難忘的是和媽媽一起越堤跑歌台的日子。（受訪者提供）
羅美儀：難忘徒步過長堤
羅美儀約10歲時來新加坡學唱歌，老師後來安排她到歌台表演吸取舞台經驗，並向她父母建議讓她來新加坡念書，「我在新加坡念了兩年小學（馬西嶺小學），之後升上中學（立德中學）。一開始是住在親戚家，上中學之後就開始往返兩地。雖然長堤會塞車，但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這樣來回很好玩！」
那時候她早上7點要到學校，凌晨4點就起床準備搭校車，到關卡差不多是6點，但不時因為塞車而遲到，「放學回家也遇到下班尖峰時段，同樣會塞車，回到家已經是晚上9點，隔天又要4點起床，這就是我們的日常。」
讓羅美儀最難忘的是，有一次因為塞車快遲到，長堤上幾乎所有校車的學生都下車，從新山關卡走到新加坡。她回憶道：「我們背著書包越過長堤，沿著狹窄的人行道走了近20分鐘，加上其他要到新加坡工作的人，浩浩蕩蕩挺壯觀的，但也好危險！因為車子很多，我們走在馬路邊一直吸入車子排放的廢氣，到學校時全身都是汽油味，哈哈哈！」
雖然辛苦，但小時候的羅美儀一心想來新加坡念書，所以覺得這就是她須付出的代價，「不過再長大一點，課業越來越繁重，每天這樣奔波真的很累，不夠時間做功課，睡眠也不足。」
羅美儀全家搬來新加坡住之後不時會回新山走走，她近日重返母校尋找童年回憶。（新藝經紀提供）
張哲通：通向全新世界的橋樑
張哲通從小學一年級到初級學院（馬西嶺小學、武吉班讓政府中學及英華初級學院）都在新加坡念書，對長堤非常熟悉。他印象中這座橋很有趣，「我記得會有很多載送雞鴨和蔬菜的卡車，雞鴨被關在疊起的籠子裡，味道挺重的。印象更深刻的是，因為校車沒有冷氣，車窗都是打開的，所以會聽到很多引擎聲和喇叭聲，是車水馬龍又很嘈雜的一座橋。」
每天要4點起床越堤上課，但他並不覺得辛苦，「小時候的觀念是上學就必須花這麼長時間，所以沒有想太多。其實新柔關卡也算是我和朋友『玩耍』的地方，我們會比賽誰最快通關，是很難忘的回憶。」
張哲通塞得最慘的一次，是新加坡因疫情而封城之前，「我從新山進來新加坡，塞了七個小時，真的非常煎熬，精神也很緊繃。」
封城的時候，他將近一年半沒有見到父母，「那時感覺長堤雖然是很短的距離，卻又非常遙遠，有一種莫名的距離感，也更深刻地感受到它的重要性。」
對他而言，長堤是回家的道路，也是讓他通往一個全新世界的橋樑，「如果我待在馬來西亞，工作範圍不會像現在那麼廣泛，機會可能也沒那麼多。」
張哲通從小就從新山往返新加坡念書，圖為同學們為他慶祝18歲生日。（新藝經紀提供）
蕭歆霓：感激它讓往返便利
蕭歆霓在新加坡念完四年中學（武吉班讓政府中學），那時候父母每天載送她往返新馬，「我家很靠近關卡，但還是早上5點就得出門，如果早到學校，媽媽會停在學校附近的公園讓我小睡片刻，時間差不多了再叫醒我。」
有一回母女倆因為塞車，早上9點還到不了新加坡，「媽媽問我當天的課很重要嗎？我說『還好』，然後我們就掉頭回家了，哈哈哈！」到了考O水準的時候，蕭歆霓就不敢如此放縱，「因為害怕錯過考試時間，那陣子就寄宿在朋友家。」
回憶起那段日子，蕭歆霓坦言很討厭放學時遇上尖峰時段但又得回家的矛盾心情，「經常要塞兩個小時才回到家，心情會不好，加上處在青春期不懂事，覺得好煩躁。但我完全沒有放棄的念頭，覺得大家都是這樣子過，我也不能埋怨什麼。」
蕭歆霓後來到澳大利亞念書，暫時結束了塞車的日子。2019年，她參加電台「尋找新聲音」比賽時再次面臨塞車的考驗，「那段日子我搭巴士過長堤，練就了過關卡的功夫，知道怎樣搭巴士比較快，還發現只要走得比別人快，超越一個人就可以省下五分鐘！」
蕭歆霓曾在武吉班讓政府中學念書，每天須起早摸黑過長堤。（新藝經紀提供）
她塞在長堤最長時間是八小時，「那時候因為疫情要封鎖邊境，我從馬來西亞趕著進入新加坡。媽媽開車載我，結果我們一起困在車龍度過了八個小時，是蠻可怕的經歷。我印象深刻的是，當時有朋友跟我一樣等著通關，他告訴我他可以下車打羽毛球，很誇張！」
當時蕭歆霓以為只是封城一個星期，或頂多一個月，沒想到一困就是兩年，「看到長堤空蕩蕩的畫面，覺得家好近又好遙遠。小時候不想越過的長堤，當時特別想徒步過去。」
她疫情期間有一次在兀蘭拍攝節目，隔著一片海看著家鄉，「我打電話給媽媽叫她到岸邊，她真的和朋友過去了。我們在海峽兩邊，攝影師用鏡頭放大畫面給我看，其實看不清楚，但我知道媽媽就在那裡。」
2022年4月1日新馬國門重開，蕭歆霓在3月31日午夜12點就迫不及待地在關卡等候，「當時人非常多，我塞了約兩個小時，但比起兩年的等待，這一點時間太值得等了，心情特別興奮，好想尖叫。」
對於長堤，她心懷感激，「它讓我們漂洋過海到彼岸工作或找親戚朋友，都變得特別簡單，這座橋每天風雨無阻地讓那麼多人往返兩地，真的勞苦功高。」
圖、文：聯合早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