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翁德生｜《部長薪金制，有理說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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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2026-10-27
Source: 獅城新聞

星展集團前總裁高博德曾呼籲董事會建立真正的辯論文化。他提醒，如果董事會的討論只是流於形式，走走過場，公司最終會付出很大的代價。

這句話放在國家治理上，同樣值得我們探思。

如果新加坡能夠建立一種真正的全國性辯論文化，我們或許就不必30年後還糾結部長到底值多少錢」.

9月22日聯合早報刊登陳聰發的文章「百萬元的問題：一位部長到底值多少？」.

真理應該越辯越明。該辯而不辯，最後只剩下各說各話，不是高明，而是怠惰；不是從容，而是「粉飾太平」。

大是大非，沒有和稀泥空間。

1994年，建國總理提出部長薪金應該與市場掛鉤，立即引起譁然。

我卻感動不已。

因為一個真正有遠見的政治人物，敢於碰一個最敏感、也最現實的問題：

如果我們需要最優秀的人來治理國家，憑什麼假定他們不需要市場價值？

如今國會再談部長加薪，輿論又一次排山倒海。

仿佛只要部長加薪，就是貪婪；只要薪水高，就是脫離民眾；只要數字夠大，就應該受到道德審判。

可是奇怪的是，同一個社會，卻可以毫不猶豫地接受企業高管數百萬、數千萬的薪酬。

到了部長這裡，突然人人都變成了道德哲學家。

問題究竟出在哪裡？

我們究竟是在討論薪水，還是在逃避一個更難回答的問題？

部長值多少？

其實，這根本就是一個政治偽命題。

部長不是一件商品，沒有統一市價；政治人才也不是牛排，不能按公斤計算。

真正的問題應該是：

一個國家，願意花多大的代價，確保掌舵的人足夠優秀？

這才是重點。

五百年李光耀，千年毛澤東，共同點是亂世英雄。

亂世有一個好處，沒人敢假裝平庸也是能力。

危機來了，能力立刻見真章。

可是太平盛世不一樣。

國家穩定了，經濟繁榮了，制度運轉了，人就容易產生一種危險的幻覺：

反正國家已經這麼好了，換誰來都一樣。

真的一樣嗎？

歷史最殘酷的地方就在這裡。

很多國家不是死於貧窮，而是死於成功以後對成功的誤解。

盛世最大的敵人，往往不是外敵，而是自滿。

一個制度如果只能在危機中找到英雄，卻不能在太平年代持續吸引優秀人才，那麼所謂制度優勢，究竟有多牢固？

這才是第四代政府真正值得面對的問題。

不是今天部長加多少。

而是二十年、三十年以後，最優秀的那批人，還願不願意進政府？

如果一個年輕人擁有世界級能力，他可以去金融、科技、法律、跨國企業，可以在全球市場競爭。

然後我們告訴他：

「你來從政吧。責任很大，壓力很大，時間沒有，隱私沒有，犯一個錯誤全社會都可以罵你；至於薪酬嘛—你應該有一點公共精神。」

這聽起來很高尚。

也可能很天真。

公共服務需要理想，這一點沒有人否認。

但不要把「理想」變成壓低人才價格的漂亮包裝。

更不要一邊要求部長必須是社會最頂尖的人才，一邊又假裝人才沒有市場價格。

如果政治永遠不需要面對市場，那麼政治最後面對的，可能就是市場不願意來的結果。

當然，高薪絕不等於高能力。

高薪也絕不保證清廉。

更不意味著薪酬越高，部長就越優秀。

所以，薪酬制度必須同時接受公眾監督，必須有合理透明的計算方式，也必須回答績效、責任與問責的問題。

這些都應該辯。

而且應該狠狠地辯。

唯獨不應該做的，就是把「部長薪酬」變成一場廉價的道德表演。

因為罵一個數字很容易。

建立一個幾十年後依然能夠吸引頂尖人才的制度，卻難得多。

今天我們嫌部長貴。

明天如果真正優秀的人才不願意當部長，我們是不是又會嫌政府不夠好？

等到問題出現，再來問為什麼，通常已經太遲。

所以，「部長值多少？」從來不是最重要的問題。

最重要的問題是：

我們願意不願意為一個有競爭力的國家，建立一個有競爭力的政治人才制度？

如果願意，就不要害怕談錢。

如果不願意，就不要假裝我們是在認真談人才。

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

部長酬勞的問題，真正怕的也不是反對意見。

怕的是，連辯論都沒有，只剩下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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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無錫友協《友聲》專欄刊發。作者簡介：** 翁德生，作者從商，時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