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加坡「國父「李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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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2025-09-08
Source: 獅城新聞

哈佛大學教授、著名外交家、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去世前寫了最後一本著作——《論領導力》，書中探討了20世紀幾位傑出的領導人，其中之一就是李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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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末秀才曾孫，第四代華裔移民

李光耀生於1923年9月，此時距離英國在新加坡建立貿易站已過去一個多世紀，當時新加坡還是馬六甲海峽附近的小島，當地人稱為「Singa Pura」，在梵語中是「獅城」的意思。

當時的新加坡，華人占多數，大多來自19世紀清末中國南方沿海地區。李光耀的曾祖父李沐文就是其中一員，他本是一名清末秀才，於1863年從中國廣東省來到馬來半島南端的新加坡謀生，因此，李光耀是第四代華裔移民。

到第二代，李光耀的祖父在新加坡這個自由中轉港做點船務和樹膠貿易，生活過得還不錯。因為，直至20世紀20年代，馬來亞出產世界一半的橡膠和三分之一的錫，都經由新加坡港出口，貿易比較繁榮。他推崇英語教育，在他影響下，李光耀父母在給兒子取中文名的同時，還不同尋常的取了英文名「Harry」，並讓兒子在6歲起就在英語學校上學。

李光耀的父母是普通中產階級，父親李進坤早年在殼牌石油公司門店工作，還經常打牌，被李光耀祖父罵不思進取。母親蔡認娘出身富裕土生華人家庭，她父親蔡金鼎為當地橡膠園主，擁有多處房產。

李光耀從小聰明伶俐，12歲時以第一名成績從小學畢業，獲得進入萊佛士書院（Raffles Institution ）讀書的資格，萊佛士書院當時是新加坡最嚴格的英語中學，旨在培育新加坡的精英人才，輸送到英國名校深造。本來，李光耀中學畢業後準備去英國學法律，但因為1940年歐洲二戰爆發，英國本土遭遇希特勒轟炸，危在旦夕。因而，他選擇留在了新加坡，進入給他全額獎學金的萊佛士學院（現在的新加坡國立大學）深造。

1942年2月，日本占領新加坡，十八歲的李光耀經歷了他日後稱為「人生中第一個艱難轉折點」。他在日軍一次搜查中被逮捕，險些喪命，最後倖存。之後，他隨機應變學了點日語，找到工作謀生，後來他回憶說：「生存的關鍵是隨機應變」。顯然，這些人生經歷賦予他在以後政治活動中靈活多變、機敏務實、實驗性治理新加坡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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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和柯玉芝在劍橋

戰爭結束後，李光耀獲得女王獎學金，去倫敦經濟學院和劍橋大學學習法律，並以優異成績畢業。1950年8月歸國，很快投入政治。1954年，31歲的李光耀創立人民行動黨。僅僅不到五年，該黨一躍成為新加坡政治舞台的主要力量。1959年5月，英國允許新加坡在除外交與軍事以外所有領域實行自治。當月，人民行動黨在議會選舉中贏得多數，李光耀被任命為總理，直至1998年11月離任，跨越近40年。在這風雲變幻的20世紀下半葉，李光耀帶領新加坡從普通第三世界小國躋身世界一流國家之列。

二、李光耀對新加坡的卓越治理

與基辛格論述的二十世紀其他幾位領導人不同（如戴高樂，尼克森，柴契爾等，代表著歷經幾個世紀乃至幾千年文化的大國），李光耀管理的是毫無歷史積澱、新生弱小的新加坡，無疑面臨諸多困難與挑戰。

李光耀融合東西方文化精華，一方面出身西方法學學術訓練，努力吸收西方先進科技文化，同時也沒有全盤西化，而是因地制宜，保留了東亞社會中傳統儒家文化中積極的精神元素，他說他是一個「自然的儒家信徒」，以廣大民眾的利益為重，立志「齊家治國平天下」，終身報效國家社稷，推動本國乃至全世界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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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加坡初建的薄弱基礎

客觀來說，新加坡建國初期，除了馬六甲海峽的交通優勢，以及英殖民地留下的一些政治歷史遺產，其他可能都是劣勢，如：強國環繞，國土狹小，資源匱乏，人口素質較低，且民族林立，宗教信仰文化多樣……

譬如，新加坡領土只有224平方英里，還不如美國的芝加哥大，缺乏最基本的自然資源，也沒有足夠的飲用水，國內飲用水主要靠熱帶降雨，而熱帶降雨過多，又導致土壤養分流失，農業生產無法開展。人口只有微不足道的190萬，還被華人、馬來人和印度人這三個不同族裔之間的緊張關係弄得社會撕裂。

新加坡周邊國家雖不是世界強國，但是相對於新加坡來說，要大得多，強得多。特別是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他們對新加坡的深水港和扼守海上貿易通道的重要戰略位置，既羨慕又嫉妒。因為激烈黨爭和族裔關係緊張，1965年，新加坡被馬來西亞逐出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組成不到兩年的聯邦。某種意義上，新加坡當時是被迫獨立，孤立無援。

李光耀能在開局如此不利、這樣薄弱的基礎上創建新加坡，並發揮自身卓越的領導力、智慧與遠見，使之發展為政治廉潔高效、各民族和諧共處的世界一流文明國家，無疑令人震驚、居功至偉。

在短短二十多年裡，新加坡這個位於馬來半島最南端的、曾受瘧疾肆虐的小島，一躍成為亞洲最富有國家（按人均收入計算），並且，一直保持高水平發展。如今，更是成為世界商業和金融中心。2024年新加坡人均GDP高達9萬多美元，全球第五。按人類福祉的幾乎所有標準來看，新加坡都位居世界前列。

2，開放，愛民，廉潔，法治

李光耀品學兼優，夫人柯玉芝也聰明絕頂，同為萊佛士書院和劍橋大學優等生，是他公共事業成功的賢內助。相比儒家傳統文化（重視對家庭、家族、集體、國家的道德責任感，仁愛為民、兼濟天下的士大夫精神），在老牌資本主義強國英國的頂尖學校——劍橋大學的法學知識訓練背景，賦予他對法治制度與理性科學的尊重，以及深遠發展的國際戰略眼光與平等開放合作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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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實施明智的國內外政策主要有：

首先是推動經濟增長，帶領人民富裕；

其次，加強文化教育，形成強大的國內凝聚力；

最後，執行靈活敏捷的外交政策，在東西方強國的政治角力夾縫中生存。

具體措施如：

靈活開放的外交策略

帶領新加坡引進歐美已開發國家的科技與資金，發展經濟。他在中美蘇等大國之間周旋，遊刃有餘。比如，他重視與美國的聯繫，但不卑不亢。在1968年出訪哈佛大學時，明確表示：他不希望美國出手解決困難，但只要美國對新加坡表現善意，使缺乏石油和其他重要自然資源的小國可以培育他眼中的主要資源——人民，從而實現發展。他站在美國實際利益角度說服美國支持，指出美國支持新加坡，也能通過維持東南亞地區秩序來推進美國自身國家利益，不光是新加坡一方收益，這是合作雙贏的戰略外交模式。

尊重人才，招商引資

求賢若渴，人民行動黨吸納社會各界優秀精英，人才濟濟，代表人物如經濟學家吳慶瑞（被任命為財政部部長，輔弼李光耀創黨建國）。他還問計於外國專家，1960年，他邀請荷蘭經濟學家溫斯敏（當時是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代表團一員）來新加坡，聽從其建議，推動新加坡的工業化。比如：打造一流城市市容（提高植樹綠化，減少空氣污染等）和基礎設施；加強公共教育，民眾舉止文明，注重衛生清潔；擁抱新技術，培訓工人，壓低工人工資，為國外公司壓低成本和提供優良的城市環境，擴展招商引資。

半個世紀以來，新加坡提高城市環境，提供更高素質、更低成本的勞動力，吸引外資，這在當時貧弱的新加坡來說，是無奈之舉，也是務實的明智之舉（我們的改革開放也有吸取借鑑）。新加坡民眾素質不高，一開始只能優先發展紡織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然後逐步發展簡單的電子工業和船舶維修，最後進步到船舶製造。新加坡從維持溫飽到製造業（出口貿易），從製造業發展到金融服務業、旅遊業和高科技創新業。隨著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人口的素質水平也一步步升級，終於，整個國家取得巨大成功。

注重全民福利

仁政愛民，關心民間疾苦。比如，人民生活中，首當其衝是住房問題（住房問題也是全球大多數普通民眾最主要的生活基本條件或資產配置選擇）。1950年代，新加坡有自己足夠住房的人只有三分之一，房屋建築不能滿足人民需求。新加坡成立「建屋發展局」，快速建築大批高層住宅。李光耀任命稱職能幹的商人林金山，在短短三年內建造了比英國此前32年建的還多的房屋，逐漸使新加坡成為人人擁有住房的完全城市化社會。

這使得新加坡每個家庭的生活水平提升都與國家的未來發展息息相關。好比一家創業公司，在發展過程中，給予員工公平合理的股份分紅，讓每位員工把個人富裕的夢想融入公司的整體發展願景和軌道中，並與公司榮辱與共，財富與發展都緊密相連，綁定一體。這樣自然能最大程度地激發人民潛能（人民是李光耀最重視的國家資源，這是他最智慧的地方），人民拼搏奮進，再通過教育培訓提升素質和技能，彼此之間友愛互助，社會和諧穩定。

政治廉潔高效

加強社會對官員的監督（任何媒體和公民都可以隨意舉報貪腐，即便檢舉錯誤，也不被追究）。李光耀上任不到一年，就頒布《預防腐敗法》，嚴懲腐敗行為。與一般人了解的不同，新加坡一開始並不是高薪養廉，而是以懲罰腐敗瀆職（輔以社會道德規範教育，形成精神風貌）來監督公務員盡心履職。高薪養廉是1984年新加坡比較富足後，才把公務員薪資固定在可比的私營部門薪酬的80%。如今，新加坡政府官員已成為世界上薪酬最高的一批人。反腐成功，無疑是李光耀與人民行動黨統治的道德基礎。

公共教育和醫療衛生

新加坡建國初期，李光耀把整個國家的三分之一的財政預算投入教育，這與亞洲乃至世界各國相比都是驚人的比例。從1960年開展防治結核病的X光檢查運動，公共衛生服務一直是國家與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現在，新加坡人均預期壽命高達85.2歲，而美國只有78.7歲。

民族團結，穩固國防

此外，李光耀還推行合理的語言政策（雙語政策），規定四種官方語言：馬來語、漢語、泰米爾語、英語。加強民族團結，創立統一的新民族。國防建設：模仿以色列，在沒有國土戰略縱深區域的劣勢條件下，建立少量精銳的專業部隊，同時全社會都是預備役。新加坡所有年輕男性，無論任何背景，都必須服兵役。退役後，要作為預備役定期參加營地訓練。全民服役制，不僅增強軍事國防能力，而且還能使各個族裔在服役期間統一教育管理，進而超越族裔差異，實現民族團結和社會平等。

三、餘論

公允的說，李光耀算是在小國逆境中，融合東西方文化，並在國家干預（以及傳統保守主義、集體主義）與政治經濟自由主義（以及資本主義，民主開放，個人主義等）之間尋找到了一個平衡點，開創了一個新民族、新國家模式的政治家楷模。

彌留之際，他還不忘叮囑拆除故居，以免民眾紀念導致個人崇拜而忽略制度的重要性；他還承認自己有錯，後悔做的不完美，這種憂患意識與自我反思精神，讓人敬重。

全球很多國家領導人都願意聆聽小國領導李光耀的建議，其實也是對他人格與智慧的肯定。不過譽的說，他算是現代政治家中，融合東方傳統儒家士大夫精神（天下為公，仁政愛民）與西方法治文明理念的傳奇典範。

鄧小平少年時乘船去法國留學，曾經過新加坡，彼時落後不堪。1978年，他第二次去新加坡（官方訪問），稱讚面貌煥然一新，文明先進，他被深深震撼，遂決心借鑑新加坡經驗，回國改革開放。

期間，鄧小平和李光耀說，如果自己管理的是上海，也能達到這一水平（言下之意，新加坡人口少、國土小、好管理）。李光耀不以為然，答道：新加坡華人大多是廣東、福建的逃難窮苦農民，目不識丁、沒有田地，人口素質低，也沒有資本積累，底子薄；而上海自清末民國以來，就聚集了中國的知識和商業精英。言下之意，上海發展好，因全國資源彙集，不足為奇。他自認為自己的管理制度與重視教育，才讓人民素質提升，國富民強。

1979年，李光耀就預言中國會成功，引領亞洲，只是時間問題。這猶如拿破崙曾評價中國：「中國一旦醒來，會震撼世界。」李光耀也指出：在冷戰結束後，隨著中國的發展，中美之間會產生更多的碰撞與摩擦。因為，冷戰後有兩個矛盾的現象：一是全球化，二是中美之間潛在的戰略競爭。

如今，又近半個世紀過去了。無疑，當前的國際形勢已經證實了李光耀當年的判斷。中國和新加坡在21世紀風雲莫測、詭譎多變的國際關係中繼續奮勇前行，進入不斷更新與發展的國際政治經濟格局，面臨新的機遇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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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李光耀在辭去總理25年後，與世長辭。世界各地政要（亞洲各國首腦及美國前總統柯林頓等）雲集新加坡，來向他致以最後的敬意。新加坡數十萬人民在瓢潑大雨中排隊，等候到他們國父棺槨前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