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加坡初期移民社會大埔籍先驅事略 URL: https://www.shicheng.news/zh-hant/v/ZzQaJ Published: 2019-08-04 Source: 獅城新聞 新加坡初期移民社會大埔籍先驅事略 一般上，學者們在撰寫，19世紀客家大埔人在新加坡的歷史事跡時，只專注於新加坡茶陽會館1858年之碑銘記、發行之百年特刊、沿革史等。因此，我們所得到的信息，大埔人在新加坡的事跡，皆始於1858年。 筆者，綜合新加坡福德祠綠野亭公會、豐永大公會、茶陽會館保留之碑銘記、會館特刊、沿革史中，發現，早在19世紀30、40年代，客家大埔籍先驅移民已在星島，發起、組織、建設，廟宇、義山、跨地域同方言聯合組織、廣客聯合集團、地緣會館等。大埔籍先驅領袖不僅僅捐款建設這些組織，同時，他們也在這些組織中，擔任重要之領袖！因此，我們確信，19世紀20年代，大埔籍移民已經落番於此。 ![新加坡初期移民社會大埔籍先驅事略](https://www.shicheng.news/images/image/1570/15700932.avif?1589860834) 此外，筆者發現，19世紀40年代，大埔籍移民，以幾何級數般倍增！究其原委，清政府失利於鴉片戰爭，簽訂南京條約，五口通商，破壞國內原有之經濟結構之外。1820年代落番的大埔先驅們，在海外發跡，開啟原鄉邑人之視野，激發大量同鄉們，跟隨他們的腳蹤，闖蕩南洋，尋找財富之路。 一、前言 過去七年間，筆者無數次到新加坡尋找鄙天祖妣（妾室）楊氏墓，以及鄙天祖在新加坡的事跡。本人借著茶陽會館、福德祠綠野亭公會出版的書籍、特刊、百年來保存著的碑銘記中，不僅僅發現了鄙天祖的捐款記錄、尋獲鄙天祖妣墳（已遷至蔡厝港墳場）。筆者也發現早在1840年之前，大埔籍先驅們已在新加坡初期移民史中，留有重要的記錄！ 新加坡開發初期的首22年里，大埔籍先驅移民們已在新加坡創立、建設廟宇、墳山、同方言跨地域聯合組織、廣、客兩幫聯合集團、地緣會館等。同時，先驅們也擔任要職，留下捐款記錄。然而，我們卻缺乏這方面的專論、研究報告。反觀，福建籍先驅人物、土生華人先驅人物、甚至義興公司領袖都有相關的專論、研究報告！奈何，社會大眾遺漏了大埔籍先驅們的研究呢？ 筆者，才疏學淺，並非修讀社會學、移民學的專業，只能粗淺、大略地記述之。期望，拙文，獲專家們、學界關注，為新加坡移民史、建設史中填補大埔籍先驅們的功績！ 二、新加坡開發初期之情況 2.1萊弗士登入新加坡 我們從已知的資料中，得知，廣府人、客家人具冒險精神，最早落戶新加坡。萊佛士尚未登入新加坡時，約有30名華人住在島上。注1 1819年1月28日，台山人曹亞志（又稱曹亞珠，台山話，志和珠近音，即社公廟義興公司73神主牌之桃基義士曹符義）注2隨萊佛士的艦隊駛到星島海域，樟旗山（今聖約翰島）。萊佛士不知星島馬來人之戰鬥實力，不敢貿然登入。曹亞志率領20名印度士兵登島，將英國國旗豎立於星島。之後，萊佛士方登上星島。曹亞志原是檳榔嶼木匠，萊佛士曾任職於檳島英國東印度公司。曹亞志從台山引入大量木匠到新加坡就業。注3 2.2 先驅之定義、大埔籍先驅遷入新加坡之可能情況 辭海說先驅，是指在前面開路引導，也指引導的人。先驅者，也是後來者的領航人，或說引導人。 本文所記的移民社會初期大埔先驅人物（以下簡稱先驅們），是從相關碑銘記中，所記載的移民社會之先行者。 今天，我們無法明確地、列明大埔籍先驅們抵達新加坡的年份，這是極其困難的事。新加坡開埠後，萊佛士即宣布，其為自由港，他期望來自東、西方的商船在此貿易。據知，第一艘來自中國的商船，於1821年2月18日抵達新加坡。當時，來到新加坡的華人主要是商賈，以及受僱於他們的隨從、顧工。因此，筆者認為，19世紀20年代初期，大埔先驅們從樟林港直接遷移到新加坡的機率不大。先驅們應該是在更早的年份，已經來到馬六甲、檳榔嶼或廖內群島，謀生。舉例，1745年，張理、丘兆進、馬福春等諸公，已經在檳榔嶼生活了。馬六甲茶陽會館成立於1802年，1816年已有大埔人葬在馬六甲的記錄等。 ![新加坡初期移民社會大埔籍先驅事略](https://www.shicheng.news/images/image/1570/15700933.avif?1589860834) 因此，筆者推斷，有一批原於馬六甲、檳榔嶼或廖內群島等地經商的大埔籍商賈，獨具慧眼，意識到新興海港城市新加坡，具備更優越的經商條件、發展潛質，而遷移到新加坡發展。這批大埔籍商賈，成為新加坡的大埔先驅移民。當時，新加坡的發展迅速，商機處處，對於各種技術勞工之需求量極大。因此大埔商賈們，從馬六甲、檳榔嶼、廖內群島、甚至原鄉，引來更多同籍貫、具有一技之長的勞工，來到新加坡就業。這類技術勞工，因早落番，得了先機，搭上了新加坡迅速發展的列車。他們辛勤工作近十年或十餘年後，累積了足夠的創業基金，也掌握了在新加坡的經商、謀生之道，紛紛辭別東家，開創屬於自己的商號，當頭家。約19世紀 40年代，這些商場新貴們，從國內原鄉，引入更多的近親、同鄉，甚至鄰縣同方言的技工，落番於此！ 2.3 1840年新加坡碑銘記中之大埔籍先驅 新加坡福德祠綠野亭公會，《1840年廣東省永定縣重修冢山碑記》（應解讀為廣東省與福建省永定縣，為佳），是最先刻有，大埔籍先驅捐款記錄之碑銘記。從此碑中，我們發現1840年之前，新加坡之大埔籍移民，非常稀少。此碑記共有254名捐獻者，其中有17名是以公司行號之名義捐獻。此碑，有16人被確認為大埔籍（可能是已經發跡之大埔商人），另有15人疑是大埔籍。在廣、客聯合集團里，16名大埔籍先驅（或說31人），只占6.3%（或12.2%）。 ![新加坡初期移民社會大埔籍先驅事略](https://www.shicheng.news/images/image/1570/15700934.avif?1589860834) 這16名大埔先驅名諱如下，陳嘉雲、楊修業、藍集盛、汪三喜、饒倫興、卓勝豐、魏亞妹、余仕宏、曹亞九、李亞豐、卓惠、郭雙盛、李森合、黎春芳、陳六慶以及邱尚才。 2.4先驅下南洋之事例，以藍集盛公為例 據大埔藍氏族譜記載，藍殿穆是大埔藍族下南洋的第一人！殿穆公注4，生於1802年，諱維藩，號價垣，諡樸直，他是大埔藍氏肇基祖大興公派下21世裔孫。新加坡的碑銘記中，所刻的藍集盛公，實為藍譜中所載的殿穆公、襲盛公（湖寮腔，集盛，襲盛同音）！（讀者們欲知詳情，請參閱拙文《藍集盛、藍襲盛、藍殿穆實為同一人》） 藍集盛公年幼時，居住在簪纓世第。1816-1817年間，集盛公14-15歲之際，家中發生巨大變化，其祖母、大伯、三伯、四伯以及滿叔先後辭世。家中只剩其二伯父和他，長輩們驟世，父輩五人皆無子嗣，長兄又夭折，或激起他奮發、圖強的心志。 筆者推測藍集盛公於1820年前後到南洋。主要的依據是，當時一般人20歲左右就結婚、生子。集盛公遲至33-34歲方娶17-18歲的楊氏祖妣，35歲才生子（振傳公）。顯然，集盛公弱冠前就離開湖寮，出外，為生活打拚了。其次，初期移民到南洋後，必須經過10餘年的努力、勤儉度日，方能積蓄一些錢或小有成就，回鄉娶妻、生子。 藍譜載，集盛公以工業起家！也許，集盛公具有一技之長，來星後，以此技為業。他辛勤工作，又因新加坡快速的發展，約10餘年後（1830年間），累計了一些資金，創設了自己的商號、設廠、招聘新移民，成了頭家。 藍集盛公在新加坡移民社會、鄉團的貢獻 我們從藍氏族譜的記述、1840年福德祠綠野亭《廣東省永定縣重修冢山碑記》（應解讀為廣東省與永定縣，為佳）、1864年《茶陽會館碑記》、《1858建立茶陽會館碑記》中，我們得知，藍集盛公是一名正當的商人，他的財富是漸進式的增長。1840-1860年間，集盛公是大埔籍商人中，名列第五的捐款人注5。此外，藍集盛公的捐款資料也顯示，1840年後，他的事業發展，越來越好。 我覺得，藍集盛公選擇冒險下南洋，不僅僅是國內的推力或南洋的拉力；最主要的原因是，他要為家族創造一個更好的生活條件，以及實現自己的理想！ （欲詳細了解藍集盛公之事跡，請參閱拙文《大埔藍族下南洋第一人》） 三、大埔籍先驅結社之緣由 福建人於1822-23年，方遷至星島。1826年，福建幫（包括其土生華人親族）憑藉其曾在馬六甲經商的經驗、善於經商、與英國殖民地政府關係良好，已成為星島中，財雄勢大的族群。 客家人人數不多，經濟能力不強。面對財雄勢大之福建籍移民，惟有聯合廣府幫先驅們，結社、凝集群體之力量，提高本身之競爭力，加強抗壓力，方能保護自身的利益！ 3.1先驅們結社之外在因素 新加坡開埠後，萊佛士實施重商政策。 1822年萊佛士囑咐菲利普.傑克森中尉規劃了第一份星島市區規劃圖。廣、客先驅商人、技工們，被迫遷離開吻基（BOAT QUAY）、甘幫格南（KAMPONG GLAM）注6，讓福建人、海峽華人將該處，開發成商業區。廣、客兩幫聯合向殖民地政府上書、陳情、抗議，內容如下，如果是為了築路或建築政府建築物，我們（廣、客先驅們）很樂意，接受搬遷。但是，絕不能為了較富裕之階級（福建人），而摧毀了窮人（廣、客先驅們）的家園。注7 因此，1822年，嘉應五屬先驅們，成立了應和公司。1823年，曹亞志創辦寧陽會館。1824年廣州、惠州、肇慶先驅們，成立廣惠肇，以海唇福德祠為中心，保護族群之利益。 ![新加坡初期移民社會大埔籍先驅事略](https://www.shicheng.news/images/image/1570/15700935.avif?1585053252) 此外，星島市區規劃的迫遷事件，使得廣、客兩幫漸漸地聯合、組織，廣、客兩幫移民之聯合集團，以抗衡福建幫。殖民地政府政策，導致先驅們基於保護自身、財物，自覺的組織起來。 3.2先驅們結社之內在因素 移民社會初期，新客通過先驅們的提攜，落番南洋。新移民居住在先驅們的店中，貪早抹黑地工作，無暇、甚少與其他籍貫群體往來。加之，勞工們文化水平不高，只能以家鄉方言與旁人溝通，他們無法與其他籍貫之華民溝通、交流注8。倘若，他們要到殖民地政府機構處理事務，他們就必須藉助於先驅商賈們的協助。此外，殖民地政府唯恐各籍貫族群發生衝突，採取隔離政策；即同一方言之族群，被劃入在某個特定社區營生注9。 逢年過節，先驅們難得休假，同鄉之間必定相聚，解鄉愁。再者，各籍貫群體，所膜拜之地方神祗不一。因此，同籍、同鄉之間的互動，更為頻密；不同籍貫群體之間的往來，則甚少。或說，移民社會初期，各方言群體之間互動極少，各自群體內較為封閉。 3.3 廣、客兩幫的先驅移民被迫遷，引發星島幫權兩極化， 以上2項因素，催化、產生了新加坡華裔移民幫權兩極化，即廣、客兩幫移民聯合起來，對抗福建籍移民。 四、大埔籍先驅們創社之類別與演變 我們發現大埔籍先驅移民，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需求之下，參與、建設的社團有，廟宇、義山組織、跨地域同方言聯合組織、廣、客兩幫集團以及地緣會館等。即，望海大伯公廟、青山亭、綠野亭、大豐永公司、新加坡茶陽會館等。 曾玲博士認為，此一時期之廣、客聯盟為，合中有分，分中有合之局面注10。 4.1 大埔籍先驅創設廟宇 初來乍到，尋求心靈之寄託 大埔先驅們到新加坡謀生，第一個創設的群體組織是廟宇。何故？先驅們到了一個全然陌生的環境，雖存有無限美好的憧憬；但，此處存在著許多的變數。因此，先驅們尋求神明的庇佑、寄託之情，在所難免。星島開發初期，野獸傷人、瘴氣、沼氣襲人之事，時有所聞。星島，地處赤道，天氣炎熱，多雨，人口大量、快速的移入、環境衛生條件不佳，醫療設施不足，先驅們若生病、受傷之時，唯有到廟中燒香、問卜尋求個人心中的平安。廟宇，無疑是先驅們的心靈寄託之地。 筆者認為，大埔先驅們所參與創辦、建設的第一間廟宇是望海大伯公廟，或稱丹絨巴葛福德祠，今稱客屬八邑大伯公。大伯公是南洋特有的地方神祗。它可能源自於，印尼加里曼丹蘭芳公司之羅芳伯，或者檳榔嶼之張理的民間信仰崇拜。大伯公猶如客家祖居地的伯公。南洋華人視大伯公為土地神，或五路財神之一。望海大伯公是新加坡歷史最悠久的大伯公廟之一，陳波生認為，它是新加坡第一間廟宇，建於1819年注11！惟，從該廟所保留之雲板，我們可以確認1844年之前，該廟已經存在注12。 ![新加坡初期移民社會大埔籍先驅事略](https://www.shicheng.news/images/image/1570/15700936.avif?1589860834) 遙想新加坡開發初期，每月之初一、十五、逢年過節，大埔先驅們忙裡偷閒、或難得休假，齊聚廟中，焚香膜拜，不僅僅祈求神明庇佑，自身在外平安，家鄉老幼安康，更盼望，早日累積財富，衣錦還鄉，改善家人的生活。除此之外，在廟宇中，大家也難得放下平日的勞碌生活，閒話家常，互相鼓勵或慰藉，以解思鄉之情。 4.2 大埔籍先驅創設義山組織 為安葬客死他鄉之邑人，也以之（廣、客兩幫聯合集團—綠野亭）維護自身之利益 大埔先驅們參與的，第二間群體組織是墳山組織，即殯葬組織。大埔先驅們參與創辦墳山組織，主要之目地是處理同籍落番客，因病、工作意外，客死異鄉，之殯葬事宜。它，也可說是一個慈善組織。因一些落番客，病死異鄉，舉目無親，甚至無錢、無親辦理身後事，只得依靠墳山組織之董事同仁代為處理。 1824年，廣、客兩幫聯合管理一座義山，青山亭。位於安祥山以東至栢城路以西邊，濱海一帶（今麥士威路 MAXWELL RAOD）。1838年，青山亭已經葬滿。於是，廣、客兩幫推選番禺胡南生、大埔陳嘉雲、南順公司何亞炎（南海縣與順德縣合創的會館），同任大總理，向殖民地政府申請、開闢，近郊一塊23英畝地段（今中峇魯、河水山與合洛路HAVELOCK ROAD之間），充作義山用途。1840年1月20日，殖民地政府批準是項申請，該會將此義山，取名綠野亭（即新加坡福德祠綠野亭公會的前身）。 綠野亭，可說是廣、客兩幫聯合起來（含福建省永定縣），抗衡福建幫，維護自身利益之組織。 ![新加坡初期移民社會大埔籍先驅事略](https://www.shicheng.news/images/image/1570/15700937.avif?1589860834) 4.3 大豐永公司 新加坡豐永大公會，以福德祠綠野亭1840年《廣東省永定縣重修冢山碑記》中的記述（應解讀為廣東省與永定縣，為宜），「我廣惠肇嘉應州大埔豐順永定等庶。。。」以及該公會會議記錄「道光庚子年（即1840年）乃合廣惠肇嘉應豐永大七屬同人創置義山，名曰綠野亭。。。」，將該公會的成立，始於1840年！ 這時期，大埔籍商人、勞工不多。因此，大埔籍、豐順籍、福建省永定籍，三地客家先驅們組成同語言、跨地域聯合組織，大豐永公司（今新加坡豐永大公會之前稱），籍以強化三個小群體之影響力，以及彼此之間，在廣、客聯合集團的利益。三地之先驅們，以大豐永公司之名義，與廣惠肇、應和公司組成綠野亭，此乃廣、客兩幫（包含福建永定縣）移民聯合集團之實體組織。 縱觀當屆綠野亭董事名表，我們得知，大埔陳嘉雲公任三名大總理之一。陳嘉雲公擔任大總理一職，不僅僅反映了其經濟實力，也表明陳公在廣、客兩幫先驅移民社會中之地位，即他是一名受人尊敬之領袖。此情況，也顯示，大豐永公司在廣、客聯合集團里是處於主導地位之組成單位之一。反觀應和公司，雖然較早成立，其三位領袖只獲擔任副總理之職。 1854年，《重修大伯公廟眾信捐題芳名碑記》中，福德祠重修，大埔先驅，陳嘉雲公是名列榜首的兩名總理之一。當時，大豐永公司捐獻75元，這是一筆不小的捐款額，顯示，大豐永公司在墳山聯合組織中，擁有可觀之收入。 1854年5月5日，新加坡暴亂後，潮州幫、海南幫也以友邦的身份加入，藉以抗衡福建幫。此時，綠野亭，猶如泛廣東省移民之聯合集團。注13，注14 4.4 大埔籍先驅創設地緣會館，即新加坡茶陽會館 邑人人數激增之始，衍生民生之需求 1838-1839年，共有54艘中國帆船來此貿易。兩年後，即1841-1842年，竟有150艘中國帆船來到星島貿易，其增長率為177%。星島貿易額之激增，商機處處，促進移民人口直線攀升。1830年，新加坡華人移民人口為6555人。到了1840年，新加坡開埠的第21年，華裔移民人口已達17179名，十年內，移民人口增加了162%！按照多年的統計記錄，客家人占總人口之5-7%，約有850-1200。倘若大埔籍移民占客家總數之50%，則約有400-600人。 按照1864年，曹順興公所立之《茶陽會館碑記》，我們得知，1841年，大埔先驅們成立了，茶陽會館（或稱茶陽公司），這是大埔先驅們在星島所創設的第四間組織。 ![新加坡初期移民社會大埔籍先驅事略](https://www.shicheng.news/images/image/1570/15700938.avif?1589860834) 1864年《茶陽會館碑記》序言，如下： 蓋聞木本水源君子有思始之義秋霜春露先王有追報之功也朔我茶陽之有會館始自辛丑歲前賢醵金置買地基一所於今落成既久尚未立石雖賴後賢歇力勷成亦由前賢之所美舉迄今後賢之名既彰前賢之功未著茲甲子歲衆僉議舉並勒於石以垂永逺之不朽雲爾 首事陳嘉雲余德忠陳肆昌卓錫政楊修業蕭賜豪藍集盛汪三喜 庚申年復題 首事余增涌鍾曾康陳疊端楊修業 同治三年歲在甲子孟夏月吉旦經理曹順興立石 1864 如前述，我們從新加坡福德祠綠野亭公會碑記中，得知，1840年之前，大埔籍移民非常稀少。碑中254名捐獻者，已被確認之大埔籍者只有16人（另有15人，疑是大埔。這個數字（16人或說31人），顯示，大埔籍移民，在廣、客聯合集團里，只占6.3%（或12.2%）。 然而，陳嘉雲等八公，成立了茶陽會館後，發起「醵金買地基」時注15，竟然獲得283名邑人響應！這個幾何級數般的增長數據，顯示，1840年前，部分大埔先驅們在新加坡發家。他們的成就、事跡深深吸引了原鄉的大埔宗族、鄉人們。以致，數百名的大埔鄉親們，跟隨先驅們來到新加坡謀生。其中包括，蕭祿捷公、蕭壽捷公昆仲，以及蕭祿捷公之子，賢舞公。 這二百餘名先輩，屬自由移民落番者。他們是先驅們的宗親、姻親、同鄉、同村的朋友或後輩子侄。先驅們是他們家中長者所認識，信任的，他們跟隨先驅們落番，獲得各自家中長輩之許可。這群自由移民，在先驅們或已經工作了數年的先行者牽引之下，到此處謀生注16。 陳嘉雲公等先驅成立大豐永公司後，翌年，又發起、成立茶陽會館，其主要之目地是，處理同籍新客，面對許多生活上，所需要克服的問題。諸如，臨時住宿、安頓、照料生病、受傷之勞工等等民生需求。1844年，陳篤生方創設跨籍貫之平民醫院。此外，同一族群之先驅移民，凝聚力強，對地緣組織也有更強之向心力。 1864年《茶陽會館碑記》中**，**創館八名首事中，我們得知蕭賜豪公，為西河鎮下黃沙人。藍集盛公，為湖寮鎮古城村人。汪三喜公，為大東鎮大和坪人。 4.5 社會階級兩級化，先驅們自然地成為族群之領袖 移民社會初期，新加坡境內只有兩個階級，即商人以及勞工注17。此時期之商人，包括進出口商賈、種植園主、商販，以及具有一技之長的工匠小店主。勞工，則是商人的顧工。商人之社會地位高於勞工。因，他們早到星島，身為僱主，具財力。一般人在判斷對方之社會地位時，先衡量自身的財力，再觀察對方之財富是否比自己多？若是，他們則對之，產生敬意，自覺地，視對方之地位高於自己。或說，先驅們曾在馬六甲、檳城、廖內群島等地營生，具備語言優勢（能與殖民地官員、其他籍貫群體，甚至與土著溝通）。因此，他們自然地成為該族群之領袖，同籍之勞工，以他們馬首是瞻。 至到19世紀中期，大埔籍義興公司領袖滲入會館，方改變了先驅商人們擔任會館領袖的局面注18。例如，蕭賢舞公，發跡後，因其是義興客家領袖之身份，替代了陳嘉雲公，成為茶陽會館的最高領導人。1858年《建立茶陽會館碑記》中，藍集盛公捐獻21元，名列第三，僅次於蕭賢舞父子四人，陳肆昌公、楊修業公各捐獻20元、蕭賜豪公捐獻10元。然而，藍公、陳公、楊公、蕭公卻不再擔任是茶陽會館之董事。反觀，皇明義士余增涌公捐獻10元、侯明義士張族昌公只捐獻5元，卻擔任茶陽會館副經理注19！ ![新加坡初期移民社會大埔籍先驅事略](https://www.shicheng.news/images/image/1570/15700939.avif?1589860833) 4.6 被遺忘之客家先驅領袖，陳嘉雲公 陳嘉雲公，新加坡初期移民社會廣、客兩幫聯合集團中最重要的領袖之一。陳公不僅僅是大埔籍移民社群中的核心領袖，他也是客家族群中地位最高、權力最大的領袖。 福德祠綠野亭公會與陳嘉雲公之關係 1838年，廣、客兩幫共有的義山，青山亭已經葬滿「鱗冢疊疊、碑墓相連、棺上加棺」。於是，廣、客兩幫推選番禺胡南生、大埔陳嘉雲、南順公司何亞炎（南海縣與順德縣合創的會館），同任大總理，向殖民地政府申請、開闢，近郊一塊23英畝地段（今中峇魯、河水山與合洛路HAVELOCK ROAD之間），充作義山用途。1840年1月20日，殖民地政府批準是項申請，該會將此義山，取名綠野亭。注20 1840年《廣東省永定縣重修冢山碑記》中（應解讀為廣東省與永定縣，為佳），陳公捐獻10元，是16名大埔籍先驅人物中，捐獻金額最多的先驅。從陳嘉雲公的捐獻數額，我們推斷，陳公是最先到新加坡的大埔籍先驅之一，以及最早發跡的大埔籍移民。 1854年，《重修大伯公廟眾信捐題芳名碑記》中，陳嘉雲公，名列榜首的兩名總理之一。當時，大豐永公司捐獻75元（即，現新加坡豐永大公會的前稱）。陳公捐獻10元，仍是大埔人之冠。1859年《福德祠綠野亭組織成員表》中，陳嘉雲公仍是名列榜首的兩名總理之一。曹順興公，遲至1870年方任10名值事之一。1886年，張族昌、余宰兆才任職於福德祠綠野亭公會。 豐永大公會與陳嘉雲公之關係 大豐永公司成立於1840年,它是大埔籍、豐順籍、永定籍等三地，同方言跨地域之聯合組織。大豐永公司、廣惠肇與應和公司，組織成廣、客聯合集團--綠野亭。陳嘉雲公是福德祠綠野亭組織中，三名大總理之一。我們理應、毫無懸念的相信，陳公既是大豐永公司的創辦人之一，並且是大豐永公司最重要的領導人之一。 茶陽會館與陳嘉雲公之關係 我們從1864年，曹順興公所立的《茶陽會館碑記》碑文中**，**得知，新加坡茶陽會館成立於1841年。陳嘉雲等諸公，成立了茶陽會館後，發起「醵金買地基」時，獲得283名邑人響應，共籌獲512元！這筆款項，證明陳嘉雲等諸公是具有公信力的茶陽會館領導人。512元，雖然無法完成整個建館計劃，但是，扣除購買地皮後，還有有一筆可觀的存款，轉交給1858年的董事們，完成建築會館大計。 我們分析先驅、先賢們的是次捐款數據，得知，201名先賢只能捐獻1元（占71%），49名先賢捐獻額介於1.5-2元間（占17.3%），33名先驅或先賢們捐獻額介於3-40元之間（占11.6%）。 陳嘉雲公捐了7元。1858年茶陽會館13名董事，只有5人參與捐獻；如下，蕭賢舞公、王三雲公、卓文理公、余宰兆公各捐1元，蕭燕山公（蕭賜豪公之同屋侄子）則2元。從蕭公等人的捐獻額，筆者估計，是次籌款於1850年之前進行，蕭公等5人遲落番，尚未發跡。 《茶陽會館碑記》序言中，陳嘉雲公是名列榜首的領袖！因此，我們堅信陳嘉雲公，是新加坡初期華人移民社會中，大埔邑人的核心人物、領航人物！ 總而言之，陳嘉雲公是新加坡初期華人移民社會中，最重要之客家族群領袖。陳公不僅僅創辦了新加坡綠野亭、大豐永公司、茶陽會館，他也是這幾間會館權力最高、貢獻極大之領導人。 （欲詳細了解陳嘉雲公之事跡，請參閱拙文《被遺忘之客家先驅領袖，陳嘉雲》） 五、大埔先驅們對邑人之影響 先驅帶對後人的影響 由始至終，我深信不疑，凡我華族移民，遷移南洋者，皆是通過，同族、同鄉、同一方言、同一職業的先行者（或本文所提及的先驅們）之牽引，或說提攜，落番！ 先驅們是一群具有眼光獨到、洞察先機的智者。他們比同時代，同處一處的番客們更早發現新加坡的美好前景，並且將生意基地遷移此地。先驅們也是一群，不畏困難，勇於克服困境的勇者。當時，新加坡雖然充滿商機，但，他們所要克服的問題也不少。先驅們發跡後，即發起、創建同籍、同語言、同陣營移民群體的福利事業，諸如望海大伯公廟、綠野亭義山、大豐永公司、茶陽公司等鄉團組織。在同籍移民人數大幅度增加的年代，鄉團組織協助新落番者，在此地謀生的諸多便利，如民間信仰之膜拜、提供臨時住宿、逢年過節相聚解鄉愁、加入會館免受秘密組織欺壓、財物受保護、生病傷殘者得到庇護、辦理孑然一身客死他鄉者的身後事等等。因此，先驅們無疑是一群仁者。 國內經濟受到鴉片戰爭破壞之際，適逢先驅們在海外開創了一個新的格局！即，出洋打工，可以改變自身的命運，開創一番事業，甚至可致富！以藍集盛公為例，其少年時，家中只剩下其二伯父與他。然而，他勇闖南洋，憑著一股年少氣盛的熱忱，不屈服於命運的人生觀，以及吃苦，當吃補的毅力，終於改變了自己與子孫的命運。藍集盛公的成果，讓族人、鄉人豁目開襟，即赤手空拳可以創造一番事業，白手可以興家！藍集盛公的人生，在那個年代，猶如平地一聲雷般，震撼了鄉里。鄉中長者，以他的事跡教導、勉勵後輩。藍集盛公的成就，對當時的農家青少年而言，猶如他們人生的楷模。他在海外的事業，成了青少年出洋的憧憬。對貧困家庭而言，出洋成為他們唯一的希望！ ![新加坡初期移民社會大埔籍先驅事略](https://www.shicheng.news/images/image/1570/15700940.avif?1589860833) 先驅們雖不是巨富，但他們的事跡，啟發了許多族人、鄉人下南洋開創一番事業。他們可說是後世巨賈的導航者！舉例，湖寮高道的藍秋山公，看見哥哥們辛勤地勞作，卻難謀生。也許他從藍集盛公的事跡中得到啟發，即出洋，尋找改善生活的契機。1862年，藍秋山公也到南洋謀求發展。 總而言之，先驅們對當代之族人、鄉人影響甚巨！他們出洋經商、打工創造財富，也深深影響他們的族人、鄉人。他們雖不是巨賈，但後世之巨賈從他們的人生中得到啟發。同時，他們的人生，就是一部真實的勵志事跡，值得後人學習。先驅們致富後，不忘投身社會公義事業、鄉團，也是我們效仿的楷模。 六、結論 碑銘記，是一信史。先驅、先賢們把創設、修繕廟宇、義山、會館的原委、經過刻於碑上，以便後人清楚明瞭、知曉這一段事跡。 我們從新加坡福德祠綠野亭公會之沿革史、1840年《廣東省永定縣重修冢山碑記》、《1854年重修大伯公廟眾信捐題芳名碑記》中得知，大埔先驅領袖，陳嘉雲公於1838年，被廣、客兩幫先驅移民推選，出任三名大總理之一。我們知悉，早在1840年，至少有16名大埔先驅移民已在新加坡發跡，並且捐獻金錢、參與綠野亭的建設。1854年，新加坡大暴亂後，福德祠綠野亭，猶如泛廣東省移民之聯合集團。此時，陳嘉雲公仍是位高權重的兩名總理之一，陳公也是大埔籍移民中，捐獻最多銀額者。 筆者發現，《1840年廣東省永定縣重修冢山碑記》中，其中四名捐款人，即陳嘉雲公、楊修業公、藍集盛公、汪三喜公，亦是1864年《茶陽會館碑記》中「醵金買地基」時，名列8名首事之中。立碑人，曹順興公在序言中提及，新加坡茶陽會館成立於1841年！陳嘉雲等8公，被曹公尊稱為「前賢」。1840年，大埔先驅們聯合豐順縣先驅、永定縣先驅，成立大豐永公司，加入廣、客兩幫集團，綠野亭，是為了處理殯葬事宜（同時，也凝集廣、客兩幫的力量與福建幫抗衡）。1841年，大埔先驅成立茶陽會館，顯然，是為了解決，大埔籍技工大量南來，所引發之生活需求。茶陽會館的成立，其主要目地是，接待初來乍到新加坡的新移民。為他們提供一個臨時的居所，也為生病、因工作傷害、受傷的鄉人提供福利。 在南洋，人們提起打鐵、白鐵、洋貨、布店、典當業、藥材店，我們很自然會想起，業主是大埔人！至今，老一輩客家人仍然認為，大埔籍客家人是「做生意」的！這個現象，此一成就，應歸功於先驅們！因他們大膽落番，闖蕩異域，摸石過河，開創了一個新的局面，不僅僅改變了他們家庭、家族的命運；先驅們的成就，猶如明燈，照亮千千萬萬的後來者，也為他們開闢了一條走向成功的道路！ 期盼，我們通過收集大埔籍先驅們的資料、事跡，我們不單單釐清大埔人的遷移過程，也讓我們更了解，大埔人為何掌控了這些行業！ ![新加坡初期移民社會大埔籍先驅事略](https://www.shicheng.news/images/image/1570/15700941.avif?1589860833) 1新加坡史，陳鴻瑜著，台灣商務印書館，2011，第16頁。 2實叻峨嘈五虎祠義士新義，莊欽永著，1996年，第3頁。 3新加坡福德祠綠野亭公會175周年紀念特刊，1999，174頁，寧陽會館史略。 4大埔藍氏族譜（10修），2003年，第四冊雲林公房，第70頁。 5筆者統計之1840-1860年間大埔先驅、先賢捐款一覽表。 6新加坡華人通史，2015年，第78頁。 7新加坡華人通史，2015年，第81頁。 8新加坡華人通史，2015年，第78頁。 9巴素著，劉前度譯，馬來亞華僑史，檳城光華日報有限公司，第48-66頁。 10曾玲博士，新加坡華人社會發展歷史進程中的廣客宗鄉社群—福德祠綠野亭研究，刊於永遠說不完的課題客家文化論文集，2009年，第46-47頁。 11百年公德被南邦-望海大伯公廟紀事，2015年，第5頁。 12百年公德被南邦-望海大伯公廟紀事，2015年，第12頁。 13新加坡華人通史，2015年，第82-84頁。 14新加坡福德祠綠野亭公會175周年紀念特刊，1999，64頁，1854年重修大伯公廟眾信捐提芳名碑記。 15請查考1864年，曹順興公立之茶陽會館碑記。 16豬仔落番之情況，始於1842年鴉片戰爭之後。當時，清朝政府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開放五口通商，外國經濟入侵，破壞中國小農經濟、傳統手工經濟。失業之農民、手工業者，自賣身子，或被騙，落番南洋的當苦力。何況，以契約勞工方式落番者，絕無能力捐獻金錢。以筆者之外祖為例，1905年豬仔落番，至到1928年，才能還請債務，成自由人。 17新加坡、馬來亞華人社會的階級構成和社會地位變動（上），顏清湟，取自網絡，年份不詳。 18實叻峨嘈五虎祠義士新義，莊欽永著，1996年，第23頁。 19實叻峨嘈五虎祠義士新義，莊欽永著，1996年，第27頁。 20按照陶公鑄所著的福德祠綠野亭沿革史，第36頁。 ![新加坡初期移民社會大埔籍先驅事略](https://www.shicheng.news/images/image/1570/15700942.avif?15898608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