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住房、腐敗，李光耀如何解決新加坡的兩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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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2024-03-26
Source: 獅城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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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1923年-2015年），新加坡華人，祖籍廣東梅州，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創始人之一，建國總理，被譽為「新加坡國父」。

2015年3月23日，李光耀在新加坡病逝，享年91歲。

李光耀出生於1923年9月，1959年至1990年擔任新加坡總理，此後留任國務資政和內閣資政至2011年5月。在他的治理下，新加坡人均GDP從1965年的517美元，增長到1990年的1.19萬美元，2023年達到8.47萬美元。

毋庸置疑，[**李光耀改變了新加坡，創造了一個城市國家的發展奇蹟**](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MDc5NzMxNg==&mid=2247538173&idx=2&sn=7fd9fc0c47293ea03cb113fc50c61f85&scene=21#wechat_redirect)**。**如果仔細分析新加坡的崛起，你會發現李光耀通過解決住房和腐敗問題，把新加坡人的個人富裕和國家命運緊緊結合在一起，而這正是新加坡奇蹟的根基。

除了內政，李光耀還在外交上卓有建樹，他以非凡的政治眼光周旋在中美之間，使得新加坡發揮出遠超國土面積的國際影響力。

獲中信出版集團授權，今天分享基辛格遺作《論領導力》中關於李光耀的部分片段，這些描述並非常見的學者對政客的「蓋棺定論」，更像是同行之間、朋友之間的評價和追憶，因此也更為珍貴，更加值得一讀。

**建立新國家**

李光耀在英國讀書時，新加坡正深受戰後亂局之苦。時至1947年春，食品仍然靠配給，肺結核病猖狂肆虐。馬來亞共產黨和工會盟友聯合起來組織罷工，令經濟雪上加霜。 

[**1950年8月李光耀回到新加坡時，兩個重大問題仍痼疾難解，一個是住房，一個是腐敗。**](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MDc5NzMxNg==&mid=2247538173&idx=2&sn=7fd9fc0c47293ea03cb113fc50c61f85&scene=21#wechat_redirect)只有三分之一的新加坡人有足夠的住房，房屋建築跟不上需求。店鋪關門後，店員常常在店裡席地而睡。腐敗在英國統治時期已經相當猖獗，戰時更是變本加厲。通貨膨脹侵蝕了公務員的購買力，加大了收受賄賂的誘惑力。 

李光耀回來後打算做執業律師，但很快就投入了新加坡的政治。他的才能立即產生了回報。1954年，31歲的他創立了人民行動黨。5年內，李光耀以無比充沛的精力帶領該黨一躍成為新加坡政治舞台上的主導力量。 

新加坡馬來亞大學的萊佛士歷史學教授西里爾·諾斯古德·帕金森說，李光耀那些年的政治站位「極為左傾，離共產主義只差一點點，言辭比行動更左」。人民行動黨大力倡導社會民主理念，著重指出殖民當局未能為人民提供像樣的公共服務和廉潔高效的政府。人民行動黨的候選人在競選活動中不打領帶，只穿白色短袖襯衫，這既是適合新加坡熱帶氣候的合理著裝，也象徵著他們誠實治理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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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李光耀在街上公開演講 1959年5月，倫敦准許新加坡在除外交政策和防務以外的所有問題上實行自治。當月，人民行動黨在議會選舉中贏得多數，李光耀被任命為總理。他在這個位子上坐了30多年，直到1990年11月離任。 

新加坡實現自治後，短短几年內經歷了3種不同的憲政安排：1959—1963年是英國政府的直轄殖民地，1963—1965年是名為馬來西亞的新邦聯的一部分，1965年後成為獨立的主權國家。**現代新加坡國家的基礎就是在殖民統治的尾聲時期打下的。**李光耀組建的內閣人才濟濟，包括經濟學家吳慶瑞（他被任命為財政部長）和記者S.拉惹勒南（他被任命為文化部長）。這批人制訂了改善新加坡社會條件的各項計劃。 

新成立的建屋發展局很快開始建築大批高層住宅，以便讓所有新加坡人都能獲得基本上同樣類型的、負擔得起的住房。居民有權以確定價格從建屋發展局那裡購買公寓。李光耀任命稱職能幹、充滿活力的商人林金山做建屋發展局主席。在林金山的領導下，建屋發展局3年內建造的房屋比英國人在此前32年中建的都多。[**慢慢地，新加坡發展成為人人擁有住房的完全城市化社會，使得每個家庭都因為擁有財產而與新加坡的未來息息相關。**](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MDc5NzMxNg==&mid=2247538173&idx=2&sn=7fd9fc0c47293ea03cb113fc50c61f85&scene=21#wechat_redirect) 

正如李光耀在回憶錄中指出的那樣，將個人富裕與國家福祉緊密相連「確保了政治穩定」，而政治穩定反過來又促進了經濟增長。同時，新加坡對住宅區實施的種族和收入配額制先是限制了種族隔離的現象，後來更是將其逐步消滅。來自不同族裔和宗教背景的新加坡人通過共同生活和工作，開始發展出國家意識。 

**李光耀根除腐敗同樣雷厲風行。**他的政府上任不到一年，就通過了《預防腐敗法》。該法嚴懲各級政府的腐敗行為，對受賄嫌疑人用正當程序加以限制。在李光耀領導下，腐敗遭到了迅疾無情的鎮壓。李光耀還將一切外國投資置於嚴格審查之下，政府對投資的盡職調查一絲不苟，有的時候李光耀甚至親自出馬。新加坡嚴格執行法律，提升了新加坡作為誠實、安全的營商之地的名聲。 

**為實現自己的目標，李光耀用懲罰失職而不是加薪來鼓勵公務員盡心履職。**事實上，他的政府起初大幅縮減了公務員隊伍。到1984年，新加坡比較富足了，李光耀才採取了他的著名政策，把公務員薪資固定在可比的私營部門薪酬80%的水平。結果，新加坡政府官員成了世界上薪酬最高的一批人。一位著名新加坡學者指出，反腐成功依然是「（人民行動黨）統治的道德基礎」。 

**在新加坡，腐敗不僅被視為個人道德的缺失，而且是對強調才能卓越、正大光明和高尚行為的社會道德的違背。**新加坡經常被列為世界上腐敗最少的國家之一，這是李光耀為他的國家確定的目標。後來他說：「你需要品質高尚、頭腦清楚、信念堅定的人，否則新加坡維持不下去。」 

由於減少了腐敗，政府得以投資實施相關計劃來大幅改善新加坡人的生活，並提供建立在機會平等基礎上的公平競爭環境。 

1960—1963年，新加坡的教育開支增加了近17倍，學生人數增加了50%。**人民行動黨掌權的最初9年，李光耀把新加坡近三分之一的預算用在了教育上，這與鄰國相比是個驚人的比例，事實上與世界上任何國家相比都很驚人。** 注重生活質量成為新加坡的標誌性特點。新加坡從1960年開展防治結核病的X光檢查運動開始，一直將公共衛生作為重中之重。如喬治·舒爾茨和維達爾·約爾根森所說：「這個城市國家在醫療保健上僅用了GDP的5%，取得的效果卻比把18%的GDP用於醫療的美國好得多。新加坡的人均預期壽命是85.2歲，美國卻只有78.7歲。」 [**一代人的時間裡，新加坡脫胎換骨，從一個疾病肆虐的貧民窟變為一個第一世界的大都市。與此同時，政府擔負的成本分額穩步下降。**](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MDc5NzMxNg==&mid=2247538173&idx=2&sn=7fd9fc0c47293ea03cb113fc50c61f85&scene=21#wechat_redirect) 

李光耀為協調這場治理革命，建起了一張他所謂的「准政治機構」網作為國家和公民之間的聯繫紐帶。社區中心、公民協商委員會、居民委員會和後來的市政理事會為公民提供娛樂，解決小糾紛，提供托幼之類的服務，並傳播關於政府政策的信息。人民行動黨在這些機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模糊了黨、國家和人民之間的界線。例如，李光耀建立了近400所幼兒園，裡面的工作人員全是人民行動黨黨員。 

人民行動黨通過提供公共服務和開展李光耀所謂的巧妙政治「拼殺」，在1959年選舉後逐漸站穩腳跟，在1963年大選前後進一步築牢了根基。到1968年，李光耀基本上完全擊敗了其他競爭者。反對黨抵制選舉，結果人民行動黨贏得了近87%的選票和所有58個立法席位。在那之後，人民行動黨基本上無可挑戰。**它長盛不衰的一個原因是新加坡從英國那裡繼承的「領先者當選」的選舉制度，這個制度對於少數票不予考慮。另一個原因是，李光耀利用法律制度來孤立他的政治對手，限制不友好的媒體。**他把自己與反對派的鬥爭描述為「一場沒有規則限制的徒手格鬥，贏者通吃」。 

李光耀對公共秩序極為重視。他剛掌權時，反主流文化和道德的普遍放鬆尚未在西方興起，但李光耀後來認為這種現象是自由失控的表現。「在我看來，這整套制度中的有些東西完全不可接受。」他在1994年對法里德·扎卡里亞這樣說。 

擴大個人任意採取行動或破壞規矩的權利是對有序社會的損害。**在東方，主要目的是建立秩序井然的社會，使每個人都能最大限度地享受自由。這個自由只能存在於有序狀態中，在爭吵和無政府的自然狀態中是沒有的。** 

新加坡剛建國時，李光耀覺得一個城市國家無法自立。因此，他下大力氣與馬來亞建立聯邦，希望藉以保障新加坡即將從英國那裡獲得的獨立。李光耀相信，「地理、經濟和親情」構成了兩地自然統一的基礎，於1962年9月匆忙舉行了關於和馬來亞合併的公投。為了動員新加坡民眾，他短短一個月內做了36次電台講話，使用12份講稿，每份講稿錄3遍音，一遍用普通話，一遍用馬來語，一遍用英語。他的演講才能贏得了民眾的壓倒性支持，使得他的計劃在公投中順利過關。一年後的1963年9月16日，新加坡和馬來亞合併為馬來西亞聯邦，這一天也是李光耀的40歲生日。 

這個聯合立即遭到了內外夾擊。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看到馬來西亞潛力的增大，垂涎三尺，夢想把所有馬來族人統一為一個國家，於是發動了「馬印對抗」。這是一場沒有正式宣戰的戰爭，採用叢林戰和恐怖襲擊手法，雙方死亡人數都高達數百。對新加坡來說，這場衝突最激烈的表現是印度尼西亞海軍陸戰隊1965年3月10日用炸彈襲擊東南亞第一座有空調的辦公樓「麥唐納大廈」，爆炸造成3人死亡，30多人受傷。 

在馬來西亞內部，儘管人民行動黨努力降低新加坡的族群緊張，還推動馬來語成為國家語言，可許多馬來政客仍然不信任李光耀。[**他們害怕李光耀活力四射的個性和明顯可見的政治天賦會令他們黯然失色，導致華人在新聯邦中占據主導地位。**](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MDc5NzMxNg==&mid=2247538173&idx=2&sn=7fd9fc0c47293ea03cb113fc50c61f85&scene=21#wechat_redirect) 

反對李光耀的馬來領導人在新加坡挑動族裔暴亂。第一次暴亂發生在1964年7月。當年9月暴亂重起，共造成數十人死亡，數百人受傷。表面上看，引發暴亂的原因是建築公共住房導致馬來人的村莊被毀，但顯然民族沙文主義者也趁機鬧事作亂。 

結果，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合併不到兩年，就因為激烈黨爭和族裔關係緊張而分道揚鑣。新加坡1965年8月的獨立不是本地解放鬥爭的結果，而是因為馬來西亞粗暴地決定和這個小小的南方鄰居分家。 

新加坡被逐出聯邦，孤立無援。這個結局李光耀沒有料到，也非他所願。他宣布與馬來西亞的合併失敗時，幾乎落淚：「我們每次回顧這個時刻……都將備感痛苦。」李光耀在記者會上說這些話時，一反常態地難以保持鎮定，因為他面臨的巨大任務幾乎令他不知所措。 他在回憶錄中寫道，由於這次分家，新加坡成了「一個沒有身體的心臟」。「我們是一片馬來海洋中的華人之島，」他又寫道，「我們怎麼能夠在如此充滿敵意的環境中生存下來？」 [**對這個人生低谷的記憶使李光耀在後來的一生中堅信，他的國家必須保持卓越，因為它永遠在生存與災難之間走鋼絲。**](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MDc5NzMxNg==&mid=2247538173&idx=2&sn=7fd9fc0c47293ea03cb113fc50c61f85&scene=21#wechat_redirect) 

**李光耀與中國**

1978年11月，李光耀歡迎了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的到訪。那次訪問標誌著當代新中關係的開端。李光耀為顯示對這次訪問的重視，特意安排在這位喜歡吸菸的中國領導人面前擺上一個菸灰缸和一個痰盂，儘管新加坡法律禁止吸菸（李光耀自己對煙霧嚴重過敏）。 

鄧小平此行是想動員東南亞國家反對蘇聯和統一後的越南。李光耀的首要關注卻是緩解中國對新加坡政策的專橫傾向。他對鄧小平解釋說，中國的電台廣播意圖煽動東南亞華僑，造成他們思想的極端化，這使他很難與北京合作。他要求鄧小平停止宣傳活動。沒出兩年，這樣的活動就逐漸停止了。多年後，李光耀把鄧小平列為他最欽佩的3位世界領導人之一（其他兩位是夏爾·戴高樂和溫斯頓·邱吉爾）。[**在他看來，鄧小平「是一位偉人，因為他把中國從一個羸弱不堪、本來可能會像蘇聯一樣崩塌的國家，變成了今天闊步走向全球最大經濟體地位的國家」。**](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MDc5NzMxNg==&mid=2247538173&idx=2&sn=7fd9fc0c47293ea03cb113fc50c61f85&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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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與李光耀 據為鄧小平作傳的著名漢學家傅高義所說，鄧小平訪問新加坡時，對該推行何種經濟政策尚未拿定主意，但那次訪問「使鄧小平堅定了開展根本性改革的信念」。訪新歸來第二個月，鄧小平就宣布了開放政策，在中國沿海設立「經濟特區」歡迎外國直接投資。傅高義說，「鄧小平覺得，井然有序的新加坡是改革的好榜樣」，於是派人去那裡「學習城市規劃、公共管理和控制腐敗」。 

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李光耀尚未完全承認中國就開始每年訪華，去觀察中國的城市發展和農業改革，並與中國高官建立關係。**他向當時的中國總理提出，為經濟增長而推行開放不一定要放棄「儒家價值觀」。**後來，這位總理借用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那句名言，說李光耀「為我們縮短了過河的時間」。 

李光耀提供的建議清楚地反映在蘇州的新加坡工業園中。蘇州是上海附近的一座古城，以眾多美麗的中國傳統園林著稱。新加坡工業園在1994年開園，是為了將新加坡的管理方法與當地勞動力相結合，藉以加速工業化，吸引外資來華。新加坡的主權財富基金淡馬錫公司和GIC（過去的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成了在華主要投資者。 

**李光耀希望中國經濟發展，政治穩定。**他深信，中國若發生政治內爆，將給全世界帶來可怕的風險，其中的各種危險在蘇聯解體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李光耀後來對比中蘇兩個案例時說： 

鄧小平是中國唯一在政治上有權威，也有力量扭轉毛澤東政策的領導人……

鄧小平經歷過革命，戈巴契夫和鄧小平不同，他僅僅在書本上讀到過革命，沒有看出蘇聯即將崩潰的危險信號。

中國的經濟改革在鄧小平1992年「南方談話」後再次啟動。在那次長達一個月的影響深遠的重要旅行中，名義上已經退休的87歲的鄧小平走了好幾個南方城市，令人信服地重申了堅持改革開放的重要性。 

**周旋於中美之間**

對美國來說，李光耀關於中國的評論令它清醒，其最深層的意思聽之逆耳，即：美國在西太平洋，也許在更大的世界中，將不得不與一個新興超級大國分享卓越地位。**「它只能與一個更強大的中國共處」，李光耀在2011年說，而這「對美國是全新的感受，因為以前從未有過哪個國家大到足以對美國的地位構成挑戰，而中國在20~30年後就能做到。」** 

李光耀警告說，這樣的形勢對堅信美國例外主義的美國社會來說將是痛苦的。但是，美國的繁榮本身就源於例外因素：「地緣政治的好運、豐富的資源和大批移民帶來的活力、來自歐洲的大量資本和技術，以及把美國與世界衝突遠遠隔開的兩個大洋。」在今後的世界裡，隨著中國成為擁有尖端技術的可畏的軍事強國，地理不再是美國的屏障。 

李光耀預見到，將要到來的變化會對現有國際平衡構成挑戰，使夾在中間的國家難以自處。**坦尚尼亞前總統朱利葉斯·尼雷爾告誡李光耀說：「大象打架，小草遭殃。」我們前面看到，李光耀也喜歡用大象打比方，他回答尼雷爾說：「大象做愛，小草也遭殃。」** 

他相信，兩個超級大國之間若能保持友好而冷靜的關係，那將最有利於新加坡的穩定與增長。但是，李光耀在與華盛頓和北京的互動中，表現得不像新加坡國家利益的鼓吹者，而更像是那兩個可怕巨人的哲學導師。 

[**與中國領導人會談時，李光耀一般會從切合中國苦難歷史的角度組織論點，言談間帶著他在其他場合鮮少表露的感情。**](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MDc5NzMxNg==&mid=2247538173&idx=2&sn=7fd9fc0c47293ea03cb113fc50c61f85&scene=21#wechat_redirect)2009年，他對新一代中國領導人提出了告誡，這些人沒有經歷過他們的前輩遭遇的貧困和災難，對自己國家在世界上所處的地位深感不滿： 

這（老的）一代有著慘痛的經歷，經歷過「大躍進」，挨過餓，幾乎餓死，差點兒與蘇聯人發生衝突……還有「文化大革命」的瘋狂……我毫不懷疑這一代人希望和平崛起。但是他們的孫輩呢？他們認為他們已經強大了。如果他們開始展示肌肉，我們會看到一個非常不同的中國……孫子從來不聽爺爺的話。

另一個問題更加關鍵：如果你一開始就認定世界一直虧待你，認為世界剝削了你，帝國主義者摧毀了你，搶劫了北京，對你做了這麼多壞事……這樣是不行的……你已經回不到中國曾是世界唯一強國的往昔了……現在，你只是許多強國中的一個，而很多其他強國比你更善於發明創造，更頑強堅韌。

反過來，李光耀也勸美國不要「從一開始就把中國當作敵人」，除非它「發展出要在亞太地區推翻美國的戰略」。他警告說，事實上，中國人可能已經在設想這樣的場景了，但難以避免的「兩國西太平洋最高地位之爭……並不必然會導致衝突」。因此，李光耀建議華盛頓讓北京融入國際社會，並接受「中國為一個正在崛起的強大國家」，「在董事會會議室中有一席之地」。**美國不應讓中國人將它視為敵人，而應「承認（中國）為大國，為它重獲尊敬、重拾昔日輝煌而喝彩，並建議具體的合作方式」。** 

李光耀認為尼克森政府實施的就是這種方針，稱尼克森總統為「務實的戰略家」。在未來的世界裡，美國應採取「對華接觸，而不是遏制中國」的姿態，不過在這樣做的同時「也要悄悄地做好後手準備，以防中國不像地球好公民一樣遵守規則」。這樣，萬一本地區國家感到不得不「選邊站，那麼棋盤上美國一邊應該包括日本、韓國、東協、印度、澳大利亞、紐西蘭和俄羅斯聯邦」。 

李光耀在太平洋兩岸闡述觀點時我都在場。與他對話的美國人總的來說同意他對地緣政治的分析，但一般都會詢問他對於當下問題的看法，例如朝鮮的核方案或亞洲各經濟體的表現。美國人也滿懷期望，希望中國最終能採納與美國相近的政治原則和制度。**與李光耀對話的中國人歡迎他關於中國應得到大國待遇的論點，也同意，即使從長遠來看，分歧也不一定必然導致衝突。**但是，在他們彬彬有禮的舉止之下，可以感覺到他們聽一個海外華人指點中國應遵循何種行為原則，內心有些不自在。 

李光耀認為，美國和中國一旦開戰將是世界末日。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一定會造成毀滅。**除了毀滅，談不到任何有意義的戰爭目標，尤其無法界定何為「勝利」。**所以，對從未經歷過他同代人的顛沛流離，可能過於依賴技術或實力的那一代中國人，李光耀晚年堅持發出呼籲並非偶然： 

中國的年青一代生活在中國的和平與增長期，沒有經歷過中國過去的動亂。必須使他們了解中國因驕傲自大和過分強調意識形態而犯下的錯誤。必須向他們灌輸正確的價值觀和態度，讓他們以謙卑和負責任的態度迎接未來。

李光耀孜孜不倦地提醒對話方，全球化意味著每一個國家，包括（也許特別是）創立了這個制度、書寫了它的規則的國家，都必須學會在一個競爭性的世界中生活。 

[**他在世的時候，隨著蘇聯的解體和中國的崛起，全球化終於定型。在這樣的世界裡，極大的繁榮與嚴重的匱乏比鄰存在，必將激發爆炸性情緒。**](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MDc5NzMxNg==&mid=2247538173&idx=2&sn=7fd9fc0c47293ea03cb113fc50c61f85&scene=21#wechat_redirect)「地區主義不再是終極解決辦法，」李光耀在1979年說，「互相依存是現實。全球同屬一個世界。」他相信，如果管理得當，全球互聯會造福所有人。 

如李光耀在2002年對我說的，畢竟新加坡與世界的融合是它的發展速度超過中國的主要原因。在他看來，冷戰的結束產生了兩個互相矛盾的現象，一個是全球化，另一個是美中之間潛在的戰略競爭，而且這種競爭有導致災難性戰爭的風險。**許多人只看到了危險，李光耀卻堅持力行克制的必要性。**美國和中國都負有至關重要的義務，必須對兩國關係的成功注入希望並為此採取行動。 

只有李光耀早早地預見到了中國的發展給中美兩國帶來的兩難困境。兩國之間的碰撞與摩擦不可避免。這種新關係會加劇它們的對抗嗎？還是它們有可能放棄敵對行為，轉而一道分析和平共處所需的條件？ 

幾十年來，華盛頓和北京都宣稱後者是自己的目標。但是在進入21世紀第三個10年的今天，兩國似乎中止了對共存的追求，轉向日益激烈的競爭。世界會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那段時間一樣滑向衝突嗎？當時，歐洲外交無意中成了推動世界末日的機器，令一個接一個危機越來越難以解決，直至最後引發大爆炸，將當時所認知的文明炸得粉身碎骨。還是說美中這兩個巨人會找到共存的新定義，一個對它們各自關於自身偉大和本國核心利益的認知都有意義的新定義？**現代世界的命運寄托在對此問題的回答之上。** 李光耀見解深刻，成就卓著，是少數幾位在太平洋兩岸都受到尊敬的領導人之一。在他政治生涯的開端，他為一個蕞爾小島及其周邊地區發展出了秩序概念。到了晚年，他力勸有能力造成全球大災難的國家明智而為，力行克制。[**李光耀本人決不會如此自詡，但是這位現實主義老人擔當了「世界良知」的角色。**](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MDc5NzMxNg==&mid=2247538173&idx=2&sn=7fd9fc0c47293ea03cb113fc50c61f85&scene=21#wechat_redirect) 

**李光耀的遺產**

1990年11月，李光耀辭去總理職務，結束了他漫長的任期。為確保過渡穩定有序，他一點點地從國家日常治理中抽身出來。他辭去總理一職後，先擔任高級部長，然後又擔任內閣資政，在隨後的兩屆總理任期中依然保留著影響力，但逐漸淡出了公眾視線。 

**評價李光耀的遺產要先從新加坡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非凡增長說起。**1965年，新加坡人均GDP是517美元，1990年增長到1.19萬美元，2020年達到了6萬美元。GDP平均年增長率直到進入20世紀90年代許久都保持在8%的水平。新加坡成就了現代最了不起的經濟成功故事之一。 

20世紀60年代末，普遍認為前殖民地國家領導人應該保護本國經濟免於國際市場的壓力，並通過國家大力干預來發展本國自主工業。為了表現新獲得的解放，有些這樣的領導人在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衝動的刺激下，甚至認為必須讓殖民時期在本國土地上落戶的外國人過不安生。這樣做的結果正如理察·尼克森所寫： 

當今時代，評判領導人常常是看他們言辭的尖銳和政治的色彩，而不是他們政策的成功。特別是在發展中世界，太多的人白天聽了一耳朵話，夜裡睡覺卻空著肚子。

李光耀帶領新加坡反其道而行。**他擁抱自由貿易和資本主義，堅持嚴格履行商業合同，吸引了眾多跨國公司紛至沓來。他珍視新加坡的民族多樣性，將其視為特殊的資產，不遺餘力地防止外部勢力干預國內爭端，因而幫助維護了國家獨立。** 

在為他的新社會確定路線的時候，李光耀高度重視文化的中心作用。西方自由民主國家和蘇聯領導的共產主義陣營都認為，政治意識形態是決定社會發展的最重要因素，所有社會實現現代化走的都是同一條路。李光耀拒絕接受這個觀念，恰恰相反，他說：「西方相信世界必然追隨（它的）歷史發展。（但是）民主和個人權利在世界其他地方是陌生的概念。」他無法相信自由主義主張放之四海而皆準，正如他難以想像美國人有一天會選擇追隨孔老夫子。 

但是，李光耀同樣不相信這種文明差異無法逾越。**不同文化應共存互容。今天，新加坡依然是威權國家，但威權主義本身並非李光耀的目的，而是達到目的的手段。**家族專制同樣不是目的。吳作棟（和吳慶瑞沒有親戚關係）從1990年11月到2004年8月擔任總理。李光耀的兒子李顯龍的能力無人質疑，他繼吳作棟之後擔任總理，現在正逐漸從總理職責中抽身。他的繼任者將由下一次大選決定。新加坡在這兩位總理的先後領導下，沿著李光耀確定的道路繼續前行。 

新加坡的選舉不民主，但並非沒有意義。在民主政體中，民眾通過選舉換人來表達不滿。在新加坡，李光耀及其繼任者使用投票作為一種業績評比，讓當權者藉以了解自己行動的效力，因此讓他們有機會根據他們對公共利益的判斷來調整政策。 

有沒有另外的辦法呢？另一種更加民主、更加多元的做法有可能成功嗎？李光耀認為不會。**他相信，新加坡最初走向獨立之時，和許多其他前殖民地國家一樣，面臨著被派別勢力撕裂的危險。**在他看來，存在嚴重族裔分歧的民主國家可能會淪入身份政治，而這又會加劇派別主義。 民主制度的運作意味著多數人（對這個詞的定義五花八門）通過選舉建立政府，當政治意見發生轉變時再選舉另一個政府。但是，如果決定政治意見以及政治分歧的是身份定義這個不可變因素，而不是易於變化的政策差異，那麼民主制度正常運作的可能性便依照分歧的程度成反比下降。多數派會永遠占上風，少數派則企圖通過暴力擺脫自己被壓制的狀態。 **李光耀認為，由一群關係密切的同僚組成務實的機構，不受意識形態制約，重視技術與行政能力，不懈追求卓越——這樣的機構開展治理最為有效。**他的試金石是公共服務意識： 

政治對一個人有特別的要求，必須忠於人民和理想。你不僅是在做一份工作。它是一種召喚，和擔任神職不無相似之處。你必須感人民之所感，必須立志改變社會，改善人民生活。

明天會如何呢？ [**就新加坡的未來而言，關鍵問題是持續的經濟和技術進步是否會導致向著更加民主、更加人性化的社會過渡。**](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MDc5NzMxNg==&mid=2247538173&idx=2&sn=7fd9fc0c47293ea03cb113fc50c61f85&scene=21#wechat_redirect)這個國家的表現若是不如人意，因而導致選民尋求族裔身份的保護，那麼新加坡式的選舉就可能變質，成為一黨獨大的種族統治的證明。 

對理想主義者來說，測試一個結構要看它能否達到固定的標準；對政治家來說，要看它適應歷史環境的能力。根據後者的標準，李光耀的遺產迄今為止是成功的。但是，政治家也必須經受他們所創立模式的演變結果的評判。對民意變化的容許程度早晚會成為可持續性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在大眾民主和改良的精英主義之間能否找到一個更好的平衡？這將是新加坡面對的終極挑戰。 

**如同新加坡剛剛誕生的20世紀60年代中期，今天的世界再次進入了一個意識形態的不確定時期。**關於如何建立成功的社會難有定論。蘇聯解體後，自由市場民主自稱最可行的制度，如今卻同時面臨著外部替代模式的出現和內部民眾信心的減退。其他的社會制度宣稱自己能更好地釋放經濟增長，培育社會和諧。在李光耀的領導下，新加坡在轉變中避開了這種鬥爭。李光耀對被他貶為「寵物理論」的僵硬教條避之不及。他一手設計了他所堅稱的新加坡例外主義。 

李光耀不是研究治理的理論家，而是不停地依照形勢需要隨機應變。他採取他認為有可能生效的政策，如果發現並不有效，就馬上修改。李光耀總是在試驗各種辦法，學習其他國家的好主意，也從它們的錯誤中吸取教訓。然而，他從來不迷信別國。相反，新加坡必須不斷自問，它是否正在實現由它獨特的地理條件所決定，並由它特殊的人口組成所推動的目標。 用李光耀自己的話說：**「我從來不受任何理論的限制。我遵循的是理性和現實。我測試每一種理論或科學的決定性標準是，它管不管用？」**可能柯玉芝教給了他亞歷山大·蒲柏的格言：「爭論政府形式的都是傻瓜，只要治理得好就是最佳。」 

李光耀創造了一個民族，還確立了一個國家模式。他既是先知，也是政治家。他構想出了一個民族，然後千方百計鼓勵他的國家在不斷變化的形勢中出色發揮，實現發展。李光耀成功地把不斷創造變成了習慣。此法能夠適用於不斷演進的人的尊嚴的概念嗎？ 

**西班牙哲學家奧爾特加·加塞特說，人「沒有本質，他擁有的是……歷史」。**在缺乏國家歷史的情況下，李光耀根據自己對未來的設想發明了新加坡的本質，在治理國家的同時書寫了新加坡的歷史。在此過程中，李光耀展示了他的信念的中肯，即政治家的終極考驗是他在「沿著沒有路標的路走向未知目的地」的途中如何運用判斷力。 

**李光耀其人**

「環境造就了我。」李光耀去世前3年在一次採訪中如是說。他解釋道，在一個傳統華人家庭中成長的經歷塑造了他的個性，使他成為一個「自然的儒家信徒」： 

基本理念是，一個社會要良好運轉，必須以廣大民眾的利益為重，社會利益先於個人利益。這是與（強調）個人首要權利的美國原則的主要區別。

李光耀認為，儒家理想是做君子，「孝敬父母，忠於妻子，教導孩子，善待朋友」，但最重要的是「忠君報國」。 

[**李光耀從不和人閒談。他相信，他來到世上是為了推動本國社會的進步，並為全世界的進步盡一己之力。**](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MDc5NzMxNg==&mid=2247538173&idx=2&sn=7fd9fc0c47293ea03cb113fc50c61f85&scene=21#wechat_redirect) 李光耀絲毫不肯浪費時間。他來我在康乃狄克州的周末別墅做過4次客，每次都攜夫人前來，一般還會帶一個女兒。按照先前的約定，我會安排晚宴，邀請正在處理李光耀所關注的問題的領導人和思想家前來，還會邀請一些我倆共同的私人朋友。李光耀利用這樣的機會增進對美國事務的了解。我兩次在他的要求下帶他參加當地的政治活動，一次是參加一位眾議員候選人的籌款活動，另一次是出席市政廳會議。我按他的要求，僅僅對別人介紹說他是我的一位新加坡朋友。 

我去拜訪李光耀的時候，他會邀請鄰國領導人和他政府中的高官同我舉行一系列座談。他還會安排一次晚餐會，並和我單獨舉行討論，討論時間的長短取決於當時對我倆之中任何一人有所觸動的話題，不過從來都不短。所有的會見都在位於新加坡市中心的莊嚴的總統府舉行。**我多次訪問新加坡，李光耀沒有一次邀請我去他家，我也從未遇到過或聽說過有誰去過他家。**這有點像戴高樂，除了阿登納，他也從不請人去科隆貝。 

我和李光耀共同的朋友圈包括另一位國務卿喬治·舒爾茨和1974—1982年擔任德國總理的赫爾穆特·施密特。我們幾個人經常聚會（有時舒爾茨或施密特的日程安排不過來，就只有3個人聚）。第一次是1978年在伊朗，然後是1979年在新加坡，1980年在波恩，還有1982年舒爾茨被任命為國務卿後不久在帕洛阿爾托他家的陽台上。我們4人還參加了在舊金山北邊的紅樹林中的一次務虛會。碰巧和李光耀一樣不喜歡閒聊的施密特是舒爾茨的客人，李光耀是應我之邀。雖然我們幾人對具體政策的看法並不總是一致，但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承諾，如施密特對一位德國記者所說：「我們對彼此從來都絕對說真話。」 **能和李光耀交談說明獲得了他的信任，表示他在自己修道般專注的生活中給了對話者一席之地。** 

2008年5月，李光耀摯愛的妻子、陪伴他60年的柯玉芝突然中風，癱瘓在床，無法與人交流。這場苦難持續了兩年多。李光耀只要在新加坡，每天晚上都會坐在柯玉芝床邊為她大聲讀書，有時會朗讀詩歌，包括柯玉芝喜愛的莎士比亞十四行詩。儘管沒有任何證據，但李光耀相信柯玉芝聽得到。李光耀對一個採訪者說：「她為了我醒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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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與柯玉芝 2010年10月，柯玉芝溘然長逝。她去世後的那幾個月，李光耀破天荒地幾次主動給我打電話，交談中他說到自己的悲傷，特別是柯玉芝去世給他的生活造成的空虛。我問他有沒有和孩子們談過他的孤獨。「沒有，」他答道，「作為家長，我的責任是支持他們，而不是依靠他們。」柯玉芝去世後，李光耀失去了以往的活力。**他仍然機智敏銳，但不復過去的努力奮進。他始終履行著他認為自己應該擔負的責任，直至生命盡頭，但他失去了靈感的來源，也失去了生活的樂趣。** 

我和李光耀做了近半個世紀的朋友，他在表達個人感情方面一直非常含蓄。最強烈的一次是2009年他主動送給我一張他自己和夫人的合照，上面寫著：「亨利，自從我們1968年11月在哈佛不期而遇，你的友誼和支持使我的生活從此不同。哈里。」李光耀對友情和對政治的態度一樣，重要的事情毋庸贅言，付諸言辭只會減弱其重要性。 

李光耀辭去總理職務25年後，於2015年3月與世長辭。世界各地的要人云集新加坡，來向他致以最後的敬意。許多亞洲國家的政府首腦出席了他的葬禮，包括日本首相、印度總理、越南總理和印尼總理，還有韓國總統。代表中國出席的是國家副主席李源潮。美國的代表是前總統比爾·柯林頓、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湯姆·多尼隆和我。我們都曾多次在重大政治問題上與李光耀交流過。 

葬禮最感人的方面是它展示了新加坡人民與他們的國父之間的親密聯繫。在李光耀的遺體接受瞻仰的3天裡，數十萬人冒著瓢潑大雨排隊等候到他的棺槨前致敬。電視新聞頻道用滾動字幕通知哀悼的民眾去致敬需要排隊等多久，排隊的時間從未少於3個小時。[**李光耀把各個種族、宗教、民族和文化聚合起來，造就了一個超越他自己生命的社會。**](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MDc5NzMxNg==&mid=2247538173&idx=2&sn=7fd9fc0c47293ea03cb113fc50c61f85&scene=21#wechat_redirect) 

李光耀希望他的遺產能激勵而不是抑制進步。為此，他要求在他死後把他在歐思禮路的住宅拆除，以免其成為紀念場所。李光耀的目標是讓新加坡發展出能應對今後的挑戰、集中精力面向未來的領導人和機構制度，而不是崇拜自己的過去。**他在一次採訪中說：「我能做到的只是確保我離開時，機構制度良好、堅實、廉潔、高效，政府知道自己需要做什麼。」** 

關於他自己的遺產，李光耀從來都採取冷靜分析的態度。他承認有遺憾，包括對他擔任國家領導人時採取的一些行動感到後悔。「我不是說我做的一切都對，」他對《紐約時報》說，「但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為了高尚的目的。我不得不做一些惡事，比如不經審訊就關押人。」他引用一句中國成語說，「蓋棺論定」，意思是等到一個人的棺材蓋蓋上之後，才能對他做出判斷。 

今天，李光耀的名字在西方已經開始淡出人們的記憶。**但是歷史比當代傳記更加悠長，李光耀的經驗之談依然值得迫切注意。** 

當今世界秩序同時遇到了來自兩個方向的挑戰。一是宗教派別的激情壓倒了傳統的組織結構，致使整個地區陷入解體；二是合法性主張互相衝突的大國之間敵意日益加劇。前者可能會造成混亂的擴大，後者則可能導致災難性的流血。 

李光耀的政治才幹在這兩種情況中都大有用武之地。**他一生的努力證明，在最不利的條件下博取進步和可持續的秩序是可以做到的。**他在新加坡和在世界舞台上的所作所為恰似指導課，教人如何在多種觀點和背景並存的情況下培育相互理解和共存精神。 

**最重要的是，李光耀的治國經驗說明，決定一個社會命運的最重要因素既非物質財富，亦非其他衡量實力的普通標準，而是人民的素質和領導人的遠見。**如李光耀所說：「如果你只看現實，就會變得乏味、庸俗，就會失敗。因此，你必須比現實站得更高，說『這也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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