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去年生育率下探歷史新低紀錄，新加坡總理黃循財今年8月宣布一系列生育補貼政策，其中包含每生一胎，孩子0到17歲可獲得近7萬新幣（近36.6萬人民幣；近175萬台幣）補助的大撒幣政策——但生不生，真的只是錢的問題嗎？
新加坡2025年的總和生育率已經跌至0.87、全年新生兒不足3萬，創下歷史新低。圖像來源: Yui Mok/PA Wire/empics/picture alliance
（德國之聲中文網）對剛步入婚姻的林雪妮和陳泳升來說，有孩子一直都在兩人的人生清單上；但在新加坡，這不是一個能輕易實現的夢想。
「在養育小孩這件事上，經濟負擔是最主要的考量之一。」陳泳升說。
根據新加坡統計局，2025年該國的總和生育率已經跌至0.87、全年新生兒不足3萬，創下歷史新低。其生育率在全球範圍內僅高於韓國，位列倒數第二。
面對前所未有的少子化危機，新加坡總理黃循財在8月的國慶群眾大會上宣布一系列育兒政策。其中，備受關注的「新加坡養兒育女配套」從孩子出生一路提供支持至17歲，每名孩子可獲得近7萬新幣（近36.6萬人民幣；近175萬台幣）的政府補助，希望藉此減輕家庭長期養育孩子的經濟負擔。
根據這項配套，孩子出生後的第一年，家長可先獲得1萬新幣的「誕生禮」，以及5000新幣的保健儲蓄補助；兒童培育戶頭另有新幣5000元的起始補助，之後存入戶頭的錢，政府還會配對填補最高5000新幣。
孩子1歲至16歲期間，每年可再獲得2000新幣的養兒育女補助；到了17歲，政府還會向中學後延續教育戶頭填補1萬新幣。
「我看到這則新聞時的第一個反應是：『哇，新加坡政府真的非常努力想要提高生育率。』」來自馬來西亞、結婚後移居新加坡的林雪妮說。
林雪妮和陳泳升都是年輕的白領上班族，但對他們來說，在生活成本高昂的新加坡，養育孩子仍是一筆不小的開銷。若希望為孩子提供更好的成長條件，經濟負擔也更大。
「經濟上的支持，對孩子成長過程中的不同階段都會有所幫助。不過我也希望政府未來能隨著通貨膨脹和生活成本上漲，進一步調高相關補助。」陳泳升說。
對年輕夫妻而言，經濟支持的確能減輕一部分成為父母后的現實壓力。然而，砸錢鼓勵生育，對新加坡政府而言並非新做法。多年來，當局持續加碼各類生育獎勵與家庭補助，但生育曲線仍未見起色。
新加坡是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國家之一。圖像來源: Joseph Nair/NurPhoto/IMAGO
錢是必要條件 卻不是生育誘因
經濟支持能否真正轉化為生育意願，是另一個問題。
身為朝九晚五上班族的林雪妮更擔心的是時間。若有了孩子，如何在工作之餘騰出足夠的時間照顧和陪伴孩子，是她主要的顧慮之一。「對我來說，如果放工（下班）之後還要兼顧孩子還有做家務，應該會非常地累。」她說。
除了直接的經濟補助，新加坡政府這次祭出的新政策也包含放寬育兒假制度、增加組屋（公共住宅）抽籤機會等，希望為「想生但不敢生」的人掃除障礙。
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家陳恩賜認為，政策重點正從過去直接鼓勵民眾生育，轉向更強調以家庭為核心，確保家庭獲得足夠支持，並營造適合生育和養育孩子的環境。
陳恩賜在接受DW訪問時，以「雙因素理論」（又稱激勵保健理論，hygiene theory and motivators theory）的概念解釋。對新加坡人而言，金錢補貼是生育和養育孩子的必要條件，這可能改善了外在條件因素，卻未必是促使人們決定生育的主要誘因，仍無法滿足內在條件。
「金錢以及政府提供的各種激勵措施，更多屬於保健因素（意指外在環境因素），這些都是必要的。但真正能推動人們生育的，是讓他們對養兒育女感到安心和有信心。」他指：「錢很重要，但父母也必須擁有安全感、信心、時間和精力，以及足夠的優質時間陪伴和養育孩子。」
身為朝九晚五上班族的林雪妮更擔心的是時間。若有了孩子，如何在工作之餘騰出足夠的時間照顧和陪伴孩子，是她主要的顧慮之一。圖像來源: Suhaimi Abdullah/NurPhoto/IMAGO
職場與社會文化成生育阻力
儘管推出更多的生育鼓勵政策，黃循財曾坦言，未必就能夠有效提高生育率。
新加坡國立大學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Kalpana Vignehsa認為，結構性和文化性因素是影響生育意願的重要原因。如果這些問題沒有得到改善，新加坡的生育情況很難出現顯著改變。其中，職場文化和社會壓力是她認為最主要的挑戰。
新加坡人力部（MOM）統計顯示，新加坡全職員工全年平均工時超過2200小時，遠高於已開發國家約1750小時的平均水平。Kalpana向DW指出，長工時在新加坡職場已逐漸被視為常態。
「正在考慮生小孩的伴侶會問：『我真的有時間陪伴小孩嗎？如果我根本沒有多少時間見到自己的孩子，那生小孩的意義是什麼？』。這是金錢沒辦法解決的問題。」
職場文化帶來的影響對女性尤其明顯。Kalpana指出，職業女性在考慮生育時，也會衡量育兒可能帶來的「機會成本」，包括對職涯、收入及退休儲蓄的影響，而這些代價多數仍由母親承擔。
「在我們的社會並沒有充分肯定『照護』的價值。現在女性也有自己的職涯，他們自然會問自己：『我是否願意承擔這項成本？』」
新加坡學者指出，育兒可能帶來的「機會成本」，包括對職涯、收入及退休儲蓄的影響，這些代價多數仍由母親承擔。圖像來源: Stephen Morrison/EPA/dpa/picture alliance
職場壓力之外，新加坡競爭激烈的育兒文化也增加了生育顧慮。從課外補習到12歲的小學離校考試（PSLE），孩子從小便處於比較與考核的高壓環境，父母也認為需要在每個孩子身上投入大量時間與金錢。
這樣的教育環境也為年輕世代增添另一層顧慮。他們會從自身的成長經歷出發，思考是否願意讓下一代也承受同樣的壓力。
「我們不僅要處理教育帶來的壓力，也要面對社會對『好父母』的期待所帶來的壓力。」她說。
「如果大家覺得當一個好父母的門檻實在太高，自然就會有人說：『我不想玩這個遊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