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尋跡東南亞 新加坡曾經對鴉片如此上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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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2025-07-01
Source: 獅城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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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街：新加坡人口的74.3%

尼爾路(Neil Road)蜿蜒向前，先是通向一個建築工地，之後便是佛牙寺(Buddha Tooth Relic Temple and Museum)。儘管寺院整體是唐代建築的風格，屋頂層層疊疊，但實際上直到2007年才建成開放。它是當地人和遊客都愛去的綜合型景點，可以被看作新加坡唐人街最恰當不過的起點。新加坡的唐人街乾淨整潔，對遊客相當友好，沿著橋南路的邊緣延伸。1822年萊佛士按照城市規劃藍圖，將這裡劃歸為唐人街，與英國人為每個地理和語言族群留出不同區域的方針保持一致。

這裡原來的名字叫「牛車水」(bullock water cart)，牛車水是一種運送淡水的牛車。1836年，這裡聚集起13700名華人居民，成為新加坡最大的城區，同時也是一個動盪不安、魚龍混雜的區域。

而如今佛牙寺就像一塊整潔的磁鐵，吸引了大量遊客，並在周圍聚集起嶄新的商鋪和擺滿紅色、金色紀念品的攤位。 

大多數來海峽的早期定居者都是苦力，隨著戎克季的貿易商隊從中國來到新加坡。有一些是「自由人」，也就是說他們已經為自己付過了錢，可以自由尋找工作。

而與之對應的還有一種「契約」苦力，他們有契約在身，需要按照合同約定工作。他們被裝進船艙運到新加坡，直到船員賣掉手上的合同才能離開。

有一些最後會進入苦力收留所［功能有些像今天的女傭服務中介(maid agency)］，這樣的機構星星點點地散布在新加坡不那麼光鮮的購物中心裡，長凳上坐滿了來自群島地區、一臉警惕的年輕婦女。 

在馬來亞和海峽殖民地，有大量工作需要這些沒有技能的苦力，從拉人力車到搬運貨物，儘管波動的供求關係可能導致工資極其不穩定。

從1870年代開始，該區域對人力的需求量突然開始激增，隨著馬來亞種植園和採礦業的興起（印度的罪犯勞動力時代已經終結），大量華南移民蜂擁而入。

苦力貿易從20世紀初開始逐漸消亡，契約勞工制度則在1914年的《勞動合同條例》(Labour Contracts Ordinance)中被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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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街是由社區首領來間接管理的。由此便形成了以宗族為基礎的各類互助團體。而第一個秘密團體——義興公司(Ghee Hin)，就是從這裡發源的。

在1820年代，義興公司為成員提供工作、保安和住宿，也幫助警察抓捕違法分子。

但隨著自身規模的擴大，義興公司開始掌控胡椒和甘蜜種植園，以及大米交易，同時也逐步開展起賣淫和鴉片業務。 

義興公司不斷聚斂的權力和財富，令對手大為眼紅。這其中既有從義興公司分裂出來的野心勃勃的小團體，也有初來乍到的潮州人和客家人。1846年3月，這些敵對勢力因「休伊葬禮騷亂案」(Huey Funeral Disturbances)爆發衝突。

當時正值義興公司為頭領何亞炎(Ho Ah Yam)舉行葬禮，由6000人組成的送葬隊伍轉上直落亞逸(Telok Ayer)的時候，迎頭遇上3000名全副武裝的敵對團體義福(Ghee Hok)的成員。

1851年，由於義興公司內部成員紛紛轉向天主教，並對種植園的控制提出異議，隨即爆發了「反天主教動亂」(Anti-Catholic riots)。義興公司的成員攻擊了位於克蘭芝和武吉知馬的種植園，基督徒之後做出反擊。在一周時間內，近500人死亡，27個種植園遭到破壞。

另有500人則是在1854年的「福建—潮州動亂」(Hokkien-Teochew riots)中喪生的。這場動亂始於幫派內部對米價無關緊要的爭執，隨後衝突升級演變成橋北路上動用大刀長矛的鬥毆行為。 

暴力不僅僅發生在私會黨(secret societies)內部。1876年，英國試圖規範匯款業務，成立了華人郵政分局，以固定的費用辦理與中國之間的郵寄和匯款業務。

但這觸動了私會黨的利益（以及壟斷地位），於是潮州商人開始散布謠言，說英國當局此舉是為了鉗制整個華人社區。他們還宣稱，誰能取郵政分局員工的首級，誰就能領取獎勵。於是騷亂爆發，造成多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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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德亞德·吉卜林

私會黨在魯德亞德·吉卜林到訪的時候就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他曾記錄稱，正當海峽殖民地政府試圖解決這一問題的時候，爆發了一場因雞毛蒜皮的小事兒引發的暴亂，起因是圍繞陽台清理問題的爭執。

「一個華人背後一定有某個私會黨，」他寫道，「在他土生土長的國家裡，自古以來人們為了尋求舒適、保護和穩定的工資，必須加入某個幫會，而他必須與幫會共進退，就像他必須攜帶自己的鴉片和棺材。」吉卜林同時注意到華人在島上定居的情況，並認為他們事實上已經確立了自己的統治地位。

「我知道自己已經觸到了天朝帝國的邊緣，我整個人已經被中國煙草的臭味所浸透，那是一種切得很細、油膩且帶有光澤的煙草……」 

當局不得不開始對私會党進行系統的監督和控制。1877年，華民護衛司署(Chinese Protectorate)正式設立，迫使私會党進行註冊登記。這自然引人不滿。第一任「華民護衛司」畢麒麟(William A. Pickering)於1887年遭到三合會(Triads)的襲擊。

兩年後《社團註冊法令》(Societies Ordinance)頒布，取締了海峽殖民地的私會黨。儘管這條法令順利推行了，但並不是說私會黨就從此銷聲匿跡了：一些私會黨變成社會組織，轉入地下，繼續從事犯罪活動。

一直到大英帝國統治的末期，私會黨的殘餘還在繼續活動，於是有了1950年代末的鎮壓行動：匕首行動(Operation Dagger)、佩雷克薩行動(Operation Pereksa)和賽普行動(Operation Sapu)。 

在新加坡做苦力也許比在中國當農民日子要好過一些，但其生存狀況依然非常糟糕。

所謂家通常就是睡一覺的地方，一張床墊擠在一個狹小又不通風的密室里，只有一小塊空間用來放置個人物品。1924年，人力車夫的工錢大約每月20叻幣～24叻幣(Straits dollars)，每月能省下10叻幣寄回中國老家。 

許多苦力用抽鴉片的方式逃避艱苦的現實生活。鴉片讓人遺忘。一個旅行者曾記錄道，一個煙民的四肢垂下來，「好像不屬於他一樣；帶著毫無意義但非常友善的笑容斜睨著我們。

過量服用鴉片後，人看上去像個白痴，而不是一般的中毒後的樣子。鴉片像酒精一樣，奪走了人的大腦」。 

新加坡第一任驗屍官羅伯特·利特爾(Robert Little)記錄了19世紀中葉人們吸食鴉片前的準備過程。他所描述的過程讓人想到了今天人們在後院製造冰毒的過程。

這裡面涉及用文火熬煮，通過紙或布料進行過濾，再加上黑色糖漿混合。除此之外，鴉片吸食過後剩下的殘餘被叫作「tye」，tye也被賤價出售。那些連tye都抽不起的人，還可以買tye抽剩下的灰燼(samshing)。 

1848年，城鎮中一共有45家擁有鴉片專賣特許權執照的商鋪，農村則有6家（不算那些非法販賣的店鋪）。

販賣鴉片的店鋪必須在店鋪外面懸掛牌匾，標明專賣特許權執照的號碼。而鴉片被放在竹葉和紙做成的三角形小包里，上面印有紅色的「鴉片專賣」字樣。

最受歡迎的品種是三莽漢(three hoon)，裡面含有17.5克鴉片，足夠抽六次的。它的售價是40分，抵得上苦力半日的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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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會在新加坡風靡一時並非偶然。毒品貿易是新加坡得以建立的基礎之一，這有賴於英國的貿易政策和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它位於中國和印度之間。

1814～1818年，鴉片占到孟加拉地區向中國和東印度群島出口額的30%～50%。最初，鴉片一度被作為貨幣使用。正如之前提過的，威廉·法夸爾通過拍賣專賣特許權幫助該島建立起行政管理體系。

政府鼓勵當地人特別是苦力服用鴉片：如此一來不光有大筆資金入帳，還能抑制這個主要由男性移民組成的、充滿絕望的、工作和生活環境極其惡劣的港口城市裡躁動又緊張的氣氛。

然而進入20世紀後，當局在取締鴉片貿易的問題上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當時整個殖民地有500多家鴉片特許專賣店。

相關措施逐漸出台。1907年，新加坡成立禁吸鴉片協會(Anti-Opium Society)；1909年，《禪杜稅收條例》(Chandu Revenue Ordinance)頒布，終結了鴉片的稅收體系。

1928年，鴉片吸食者必須進行登記；到了1933年，他們必須出示吸食證（包括照片），按照規定的限制購買當天所需鴉片。

同年，禁吸鴉片協會的會長陳素蘭(Chen Su Lan)建立了一家康複診所。1934年，吸食登記制度廢除，鴉片只能作為醫療用途使用。

禁吸鴉片協會於1935年進行的一項研究表明，馬來亞有10%的成年華人吸食鴉片，他們無論貧富，皆有毒癮。1943年，在日本占領期間，鴉片貿易被宣布為非法。 

儘管戰後繼續推行禁止政策，但吸食鴉片的行為一直持續到1980年代。當時人民行動黨正致力於將新加坡建設成為一個更健康的國家，鴉片的存在顯然與他們的意志相悖。

鴉片的時代結束了，新加坡經濟奇蹟的背面就是對社會的大清洗，懲治毒品濫用成為新加坡司法系統的主要目標之一。

任何人倘若在樟宜機場被發現攜帶毒品，那他就要大難臨頭了。那麼多苦力和勞工賴以為生的毒品隨著如煙的往事淡出了新加坡的歷史。 

與在鴉片中醉生夢死的苦力相比，處在社會經濟另一端的是來自中國的富豪階層。他們吸收了殖民地社會的精華，發家致富，並建立起自己的影響力。

1830年一個名叫黃埔(Whampoa)的15歲少年來到剛建立不久的新加坡，他的名字源自廣州的一個地名。黃埔的父親經營著一家賣牛肉和麵包的商鋪，就在駁船碼頭(Boat Quay)和文咸街(Bonham Street)交會的地方。父親死後，他將商鋪的業務擴展到製冰業等新領域。

憑藉他精明的商業頭腦和勃勃雄心，加上日漸蓬勃的港口貿易助力，黃埔逐漸成為新加坡最富有的個體經營者，而一系列的榮譽和成就也接踵而至。他既是殖民地立法委員會裡的第一個華人，也擔任過新加坡駐俄國、中國和日本的領事，並且一手建立了萊佛士女子學校。

在喬治·麥克唐納(George MacDonald)的小說《弗萊施曼夫人》(Flashman’s Lady)中，他出場時手上總是拿著滿滿一杯雪利酒。

本文節選自 尼古拉斯·沃爾頓《尋跡獅城：新加坡的歷史與現實》，注釋從略；僅供學習之用，版權歸原出版社所有；欲了解更多，請購買原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