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光耀誕辰100周年～ 日治時期管理模式，改變新加坡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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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2023-08-18
Source: 獅城新聞

今年是李光耀誕辰100周年。李光耀（Lee Kuan Yew，1923年09月16日~ 2015年03月23日）新加坡華人，祖籍廣東省梅州市大埔縣高陂鎮黨溪鄉 ，畢業於新加坡萊佛士學院，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創始人。新加坡建國總理，被譽為「新加坡國父」。2018年12月18日，李光耀獲得「中國改革友誼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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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標誌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結束，也宣告短命的「昭南市」又回歸為「新加坡」。

1942年2月15日，日本占領新加坡，時間是中國的春節，這一天英軍投降。 新加坡成為日本的「昭南市」，「昭南市」在新加坡的歷史上只存在短短的三年半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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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時間是中元節。英軍又回來了，新加坡又成為英國人的「殖民地」。自1819年英國人萊佛士登陸新加坡，英國人統治了新加坡200多年。 

日治時期僅僅三年多的時間，李光耀卻從中學到了許多東西，對李光耀的執政理念、如何管理新加坡影響深遠。同時，也對新加坡人遵紀守法習慣的形成起到一定的影響。《日治時期》（1942--1945），該書1995年，由時報出版有限公司出版，書中詳細介紹了新加坡及李光耀當時的情況。並在題詞中寫道：獻給在日軍攻占期間罹難以及所有熱愛和平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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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檢證」 

1942年2月15日日本占領新加坡，僅在3天後--2月18日至25日，就進行了「大檢證」 ，凡是年齡18歲到50歲的男性公民，必須到5個集中地點接受驗證。這主要是針對當地華人中的「抗日分子」進行大清洗。當時，馬來西亞人和印度人對日本人的反抗並不激烈，華人由於受到中國及馬共的影響，對日本人激烈反抗 。

在「大檢證」中，最令人害怕的是，一隊隊的老百姓，在一個蒙上面罩的人面前經過，只要此人一點頭，一經過指認，就立即抓走，基本上都被處死。許多人就此就被殺害了。

李光耀在回憶錄中專門有一章，簡述他是如何逃出驗證關的，文章說：我在忠姑（李光耀家中的園丁）的小房間裡度過一晚，便決定到出口處，接受驗證後出去，可是執勤的日本兵揮手要我同一群華族青年站在一起。我本能地覺得不對勁，於是要求日本兵准許我回去整理房間的東西，日本兵答應了。我又回到忠姑的小房間，在裡面躲了一天半，才試著從同一個檢查站出去，這一次，我莫名其妙地平安通過了檢查站。

日本兵在我的手臂和上衣前面，蓋上一個「檢」字，意思是檢查過了，可以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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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種人」

「大檢證」主要針對的是以下「九種人」

1. 曾經在南洋華僑籌賑會中積極活動的人士

2. 曾經最慷慨地捐款給籌賑會的富裕人士（東南亞的富裕人士以華人為主）

3. 南洋華僑救國運動領袖陳嘉庚的追隨者

4. 海南人 （在日本人眼中，海南人均屬共產黨分子）

5. 凡在中日戰爭以後來到馬來亞的中國出生華人（他們被認為或參加過抗戰，或厭惡日軍侵略及逃避日軍徵用而離開中國的人）

6. 凡是紋身的男性（在日本人看來，紋身的男子都是私會黨徒）

7. 凡是以義勇軍之身份，幫助英軍抵抗日軍者

8. 公務員以及可能親英之人士

9. 凡是擁有武器，並嘗試擾亂治安之人士

從中可以看出，大清洗主要是針對華人中的抗日分子的。在戰場上，主要是針對馬來西亞共產黨組織的抗日軍隊。

《安居證》

「大檢證」後，1942年4月，警察開始戶籍註冊，他們到每家每戶登記所有住戶的詳細信息後，對每一戶居民都發《安居證》，確認他們為「良民」，《安居證》可能類似當時日本人在中國發的《良民證》吧。

1943年4月，《安居證》被戶口調查票所取代，這些戶口調查票都存在警察局裡，警察經常到各家各戶進行突擊檢查，如有關出生、死亡或者地址更換的戶籍變動，都需要向警察報告。

當時還是學生的陳萬清回憶說：我們不知道為什麼要集中，在事後聽到有人因此失蹤，我們才知道日軍在抓捕他們，認為他們是抗日分子。

「粒」替代「個」

1942年9月，日本人占領新加坡半多，就在新加坡實行了協警制，發協警胸章。負責3000戶人家的，稱之為區長（可能相當於中國城市的區），協警胸章有三顆星，稱之為「三粒星」。

負責300戶人家的，（可能相當於中國城市的街道）協警胸章有兩顆星，稱之為「兩粒星」。負責30戶人家的，（可能相當於中國城市的居民委員會）協警胸章有一顆星，稱之為「一粒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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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和日本是「同文同種」，日文中有許多字就是漢字，協警胸章上的「幾粒星」大概就是日文原文，華人也都能看得懂，唯一區別的是量詞不同了。

華文一般把比較小的東西才稱之為「粒」，如一粒米、一粒豆、一粒芝麻等等，而不能把比較大的東西稱之為「粒」，大的如西瓜、籃球，中等的如蘋果、梨等等。

中國人一般把比較大的東西稱之為「粒」就是說錯了。而新加坡人對許多東西不論大小，都一概稱之為「粒」，如一粒球、一粒西瓜、一粒蘋果、一粒蘿蔔等等。像「星星」等專有名詞，都必須固定的量詞來搭配，如「星星」只能用「顆」，西瓜、蘋果只能說「個」等等。 

筆者一直不知道新加坡的這個「一粒西瓜」是怎麼來的？現在看來，這個「粒」很可能是日本人帶來的。

日語中的「粒」也來源於漢語，百度文庫對日語「粒」的解釋為：「粒」在日語使用範圍大於漢語，相當於漢語中的「個」。可能日語對漢語中五花八門的量詞進行了簡化，「一刀切」對用「個」的不少地方，都稱之為「粒」。新加坡人可能也「跟隨日本的用法」，所以一直延用到今天，已經約定俗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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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檢證」殺死多少人？

新加坡的大屠殺，主要是指「大檢證」被殺死的人。關於被日軍「大檢證」殺害的華人數目，多年來因統計上的困難，一直沒有確切的數字，最少是2000多人，最多的是15萬人，相差幾十倍。

1945年9月，英國隨軍記者博比·傑克遜認為人數達到5萬。

同月11日，《星洲日報·總彙報》引用日本占領馬來亞時期出版的《昭南日報》提供的數字，說「新加坡檢舉不良分子7萬餘人」。

1946年5月，英殖民政府市民諮詢局進行初步的登記，只查出2721名遇難者。

1947年3月10日，在開審的檢證案戰犯法庭上，控方只能根據登記所得，指控日軍屠殺了五千以上的華人。

馬來西亞柔佛州蘇丹醫生班德拉博士，在遞交給遠東軍事法庭的書面證詞中就斷言：「我相信，在新加坡除去軍人外，有15萬以上的亞洲人被日本警察秘密處死或拷打致死」。

當時負責檢證而被指控的日軍警備司令官河村三郎，供證他所負責的市區內只有四五千人被殺。

日本歷史學家永三郎在他的《太平洋戰爭》一書中，引用了1942年出版的日本《朝日東亞年報》說，當年在新加坡共有七萬人被檢舉。

根據歷史學家的考證，因「檢證」遇難的華人應超過二萬五千名。

1983年，日本新版中學歷史教材經日本政府審查後，將「檢證」被害人數由兩萬人改為六千人。 

為什麼會出現死亡人數相差幾十倍的情況，可能是由於統計的口徑不一。死亡十幾萬人可能是廣義的，包含戰爭中死亡俘虜及擾亂社會治安中被嚴打的死亡，如偷竊者被處死，還有戰俘在虐待中死亡。英軍投降時，約十三萬士兵成為戰俘，其中許多遭遣送到緬甸、日本、朝鮮、滿洲國修蓋鐵路，部分被俘虜的英國士兵，被遣送至當時也是被日本占領的台灣，在台北州基隆郡瑞芳街金瓜石設立的金瓜石戰俘營，強制進行採礦等工作，其中絕大部分被折磨死。

李光耀在回憶錄中寫道：「據我所知，日本人並沒有殺害平民，也沒有邪惡或者殘暴的事件發生，他們不去理會當地的老百姓，直到英軍接管為止，他們的軍紀起到了作用。」（見《李光耀回憶錄1923-1965》p89）

應該說李光耀的回憶還是可信的，因為李光耀是當事人，他沒有必要為日本人開脫罪責。而二戰後，英國人接手管理新加坡，當時日本人是英國人最兇惡的敵人，英國沒有理由為日本掩蓋戰爭罪行。

國際法庭對日本戰爭中所犯罪行，當時是「美國、英國、蘇聯」是戰勝國，話語權在他們的「嘴上」，所以也不存在對日本的袒護。

李光耀在回憶錄中還寫道：二戰後，國際法庭公審了日本在菲律賓的「大屠殺」，並沒有提及在新加坡的「大屠殺」。這也從側面說明日本在新加坡殺死平民的現象並不普遍。

兩次「大屠殺」

《日治時期》一書記載的「大屠殺」只有兩次。

1.武吉知馬「大屠殺」

在《日治時期》一書中寫道：我們過了武吉知馬火車站後，那裡附近有一個兒童收容所，後面是一個樹膠園，我看到了日軍殺害正要撤退到荷蘭路的英軍，他們的頭和腳都被砍掉了，唯一剩下的軀體被丟棄在溝里。有些士兵的手被鐵絲穿過，他們的身體都被刺刀割裂成無數條線狀的傷口，衣服都被脫光，然後被日本人吊在樹上。在我回來的時候，是1942年2月15日，我又看到許多死屍，這些人多數是印度兵，屍體到處都是，有的可能死了好幾天了，屍體浮腫的像一頭頭水牛，最少有幾百個印度和英國的士兵在現在的義安工藝學院的後面被殺害。這是武吉知馬的一位林姓居民，記下了當時的情況。

2.亞歷山大醫院「大屠殺」

書中還寫了一個英國人的回憶：我們跑到亞歷山大醫院附近，看到日本人已經闖進了醫院，他們說英國人從醫院裡開槍。我們是離醫院最近的一支部隊，我們可以保證沒有從醫院裡開槍。但是，裡面的人都被日本人殺死了，無論是誰，都沒有逃過一劫，連醫生護士病人都難逃一死。他們派我們的五名士兵去醫院收屍，我們看到，許多傷兵都被打死了，有一個士兵，還沒有死，他正在呻吟，一個日本兵走過來，就給他一槍，立刻就死了。

這是英國皇家軍團的丹尼費拉斯所記載的1942年2月16日的經歷。

從這兩次「大屠殺」的記載，還是與英軍有關，該書沒有記載其他「大屠殺平民」的情況，如果發生過，該書是不會遺漏的。

《告市民書》

日本投降後，日本人在《昭南新聞》上刊登告市民書：

我們日本人深感遺憾，沒有計劃進行決戰。但是，由於新式武器（原子彈）的動用，如果戰爭繼續下去，將不符合人道主義的精神，也意味著整個世界的毀滅和文明的終結。

我們希望民眾了解戰爭結束後，每一個人都應當保持冷靜並且循規蹈矩，本政府即將移交下屆政府，凡屬於公眾或者政府的財產，都應該予以保護，任何人都不容許偷竊或者搶劫，這種行為將是人民的恥辱。每一個人都應當在新政府的管治下，遵守秩序，保持良好的行為。

戰爭結束後，免不了會經歷各種困難，全體人民應當與新政府合作，不許製造麻煩。我們再次感謝昭南市人民過去四年來的真誠支持與合作。 

---1945年8月22日。

從《市告民書》中「我們再次感謝昭南市人民過去四年來的真誠支持與合作。」這句話中也可以看出，新加坡普通老百姓當時抗日並不激烈，如果有日本人肯定會鎮壓的，《告市民書》是不會不提及的，因為那是日本人統治新加坡的「政績」。

1943年8月，在日本人占領新加坡一周年時，新加坡的華僑協會還與日本人一起，慶祝昭南市成立一周年，說明日本人和新加坡人的矛盾並不是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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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 慶祝昭南市成立一周年的歡樂喜慶場面 

特別是《告市民書》要求：「全體人民應當與新政府（英軍）合作，不許製造麻煩。」說明英軍回新加坡，日本人是配合的，英國人並沒有受到激烈的抵制。

機構特別少 

日本人在昭南市的管理部門特別少，整個昭南市只設 5個部！據《日治時期》的一書中介紹：日本人在昭南市 的管理機構設一個市長，下設五個部門，分別為：總務部、民生部、經濟部、事業部、警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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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部下面最多的設6個科，如總務部，下設秘書科、管財科、出納科、稅務科、經理科、敵產管理科。最少的只設3個科，如經濟部，下設商工科、食品科、農林科。專門管社會治安的屬於警察部，也只有4個科，分別為：警務科、保安科、刑事科和特高科。

日本人大達茂雄是昭南市政府的第一任市長，任期自1942年2月至1943年7月。大達市長的接班人是內藤寬一，任期至1943年6月至日治時期結束為止。像大島這類民事部門的官員，大多採取比較溫和的政策，而軍政部門的渡邊派系則堅持執行強硬政策。

治安特別好

一般人都會認為，一個中等城市只有5個部，就這麼幾個人，怎麼能管好昭南市？

據 《日治時期》一書介紹：日治時期的昭南市罪案幾乎是不存在的，因為，最瑣碎的罪案的罪犯，也會遭到極其嚴酷的懲罰。新加坡淪陷後，日軍在諸如多美歌及加冷橋等等地方，以搶劫者的人頭示眾，確實將許多人嚇到，紛紛屈服。據一位當時的人記載：當日本人進來的時候，在最初的兩個星期內，他們把8個人斬首，然後把他們的頭顱放進鐵籠里，旁邊的布告寫著：這8個人是因為他們膽敢違反了皇軍的法律。他們被控搶掠、品行不良與不同的私會黨。布告上也寫明了，要是任何人犯上以上的罪名，都將會得到同樣的處罰。

李光耀在他的回憶錄中，也記載了當時的情況：一次他到書店的路途中，在國泰戲院的大門口附近，圍著一群人，於是我走過去，原來他們正在看一個華人的頭顱，頭顱放在一塊杆子上頭的小木板上，旁邊有一張用華文書寫的告示，我當時還看不懂華文，有個懂華文的人對我說，告示上寫的是，任何人都不准搶劫，否則將會落得同樣的下場。那個人就是因為搶劫被抓而砍頭的。我離開時，對日本人充滿恐懼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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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一些不文明禮貌的行為，日本兵也不和你講什麼道理，上去就是一個打耳光。有的連不向日本兵敬禮或者看不慣你，也上去打一個耳光，說一聲：八嘎牙路！

一位馬來西亞人，開始以為日本人要比英國人好一些，後來才發現，日本人比英國人更壞。他們不管你是華人還是馬來西亞人，走在馬路上，，要是你沒有向他們鞠躬，或者不能回答他們的問題，他們就會上去打你一個耳光。

對新加坡人來說，不管是英國人還是日本人，只要能夠給人民帶來安定的生活就是好人。中華民國的國父孫中山，13歲曾赴夏威夷生活、讀書，因而選擇在夏威夷申請出生證明，成為美國公民。孫中山的美國國籍，這並不影響他領導中國的民主主義革命，也沒有人因為孫中山的美國國籍說孫中山是「漢奸」 。

很少強姦「花姑娘」

二戰時期，日本人在中國實行的是「三光」政策，日本兵到處殺人犯火強姦，一見到「花姑娘」就強姦。而在新加坡，日本兵強姦的現象卻比較少見，李光耀在回憶錄中說明了原因。

李光耀寫道：日本兵把市區經緯禧路一帶的房屋用木板隔起來，我騎腳踏車經過時，只見日本兵排著長長的隊伍，延著圍牆外蜿蜒而行。我聽附近的居民說，裡面有許多日本和朝鮮的婦女。她們隨軍南來，以便在戰鬥間歇時間伺候日本兵。這裡有一個告示牌，上面寫了幾個漢字。

鄰居們說，寫的是「慰安所」。在本地，除了這一所外，至少還有四所。我記得有一次，我路過丹戎加東路時，看到好大的一所，裡面有二、三十房子，用木板圍著。 我認為，日軍軍方對這類問題，採取的是實事求是和現實的手法，日軍司令部承認士兵有性要求，便給他們提供慰安婦，結果，強姦的事情就不經常發生了。

「慰安婦」的來源，主要來自日本及朝鮮的婦女，著名影片《望鄉》就是記錄日本妓女在南洋的經歷。玩火者必自焚！日本發動戰爭，受害最大的卻是本國國民，有多少日本男的成了「炮灰」；女的成為妓女，國家在戰後成為「一片廢墟」。

三個月學會日文

李光耀在看到日本人殘殺華人這一幕後，他決定學習華文，希望有一天能夠看懂這類告示。他在回憶錄中寫道：在新的統治者下，我的英文已經沒有價值了。 如果在今後的幾年中，日本人將繼續留在新加坡，成為我的主人了，為了避免麻煩和便於謀生我不得不學習日文。

1942年5月，李光耀到日本當局辦的日本語學校報名，成為第一批學生，課程為3個月。學生的年齡和學習能力各不相同，其中有些來自中學，有些像我一樣的來自學院，其他都是20多歲的年輕工人。三個月後，我考試及格，獲得文憑。

1942年8月2日星期天，日本皇曆是2602年。日文班舉行畢業典禮，李光耀與其他學生一起，朝東京日本皇宮的方向深深鞠躬，並且唱日本國歌《君之代》。接著，日本教師神保上台講話，他說：日本具有3000多年的悠久歷史......目前還有很多無知的人，仰慕英國文化，你們應該設法引導這些人，讓他們熟悉日本的偉大歷史，同時背棄英國的文化。有些人妄想英國人和美國人有一天會攻打昭南島（新加坡），並且重新占領這個地方，他們是因為無知，才會產生這種幻想，日本絕對不會退出這個地方...

李光耀覺得，學日文比學華文容易得多，因為它沒有四聲（與華文比較），但是在變音和文法方面，日文顯得更加複雜。學會日文後，也為今後找工作提供許多方便。

值得一提的是，李光耀很具有語言天賦，他在競選議員前，不會是客家話，為了爭取福建、廣東籍的華人，他下決心惡補客家話，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可以用流利的客家話參加演說並且與選民交流 ，客家話在李光耀的競選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幫助他爭取了許多華人選民。

給日本人打工

現燒熱賣，李光耀學會日語後，很快就用得上了 。1942年7月，李光耀祖父病重，李光耀在日文班畢業後三個星期，他祖父就去世了。

祖父去世使李光耀很難過，祖父到死都不明白：為什麼樣子古怪的日本人能夠打敗英國人？

英國統治新加坡100多年，僅僅在十幾天就被日本人趕跑了。11萬日軍，不僅打敗了比他們數量多得多的英軍， 而且俘虜了13萬英軍，真的令人不可思議。

李光耀的祖父在新加坡有一個日本朋友下田，祖父去世前幾天，李光耀的父親曾經登門拜訪過他，他幫助父親在日本軍部找了一份工作，負責管理石油供應。下田也為李光耀找了一份差事，在下田公司擔任書記，日常工作是抄寫內部文件，並且用複寫紙留下書信的副本。不久下田公司關閉了，李光耀也就「失業」了。

後來，李光耀做過許多事情，如販賣小商品、販賣農具，與朋友一起加工製作膠水並且出售等等。

1943年末，李光耀看到日本「報道部」招聘，這是日本人的電信媒體部門，主要從事電報編譯工作。李光耀去應聘，他的工作是處理同盟國通訊社發的電訊，包括路透社、合眾社、美聯社、塔斯社和中央社的電訊，我把各個戰線發來的電報分別整理成新聞稿，把英文翻譯成日文，再經過他們修改後送去廣播。工作時間是東京時間晚上7點開始，一直到次日天亮。李光耀寫道，這項工作從1943年末開始，到1944年底為止，前後工作約15個月。

秩序在法律之先 

日本占領新加坡只是短短三年多的時間 ，而這個時期卻是李光耀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在這個時期，李光耀從一個學生走向了社會，學會了怎麼做生意，後來又為日本人工作等等。從日本人如何治理國家中他學到了許多東西。

李光耀在回憶錄里寫道：「三年零六個月的日治時期，讓我學到的東西，比任何大學所教的東西都多。關於誰說了算，甚至改變效忠對象的爭論，是由日本的槍炮、日本軍刀和日軍暴行解決的。」

中國有句古話：知罰不知恩。李光耀認為：秩序在法律之先。首先是社會秩序，其次才是法律，穩定壓倒一切。 管理國家必須要有「高壓手段、鐵腕政治。 所以又有人說他是：獨裁者、政治強人、太上皇等等。

李光耀反對殖民主義，但是又學習英國的管理制度。他反對日本的侵略，但是又學習日本的管理方法。

在日占時期，有多方政治力量，英國、馬共及日本人。在反對日本侵略的問題上，李光耀與英國、馬共是站在同一條戰線的。

日本投降後，李光耀既與英國站在同一條戰線反對馬共；同時又與馬共站在同一條戰線，反對英國殖民統治。

人民行動黨的創始期間，有多名人員有共產主義思想。他們屬於「親共」，而李光耀屬於「非共」，與馬共既合作、又鬥爭。在「反對殖民」這個問題上「合作」，大家都希望趕走英國殖民者，實現自主獨立；在誰來執政的問題上卻存在「鬥爭」。

英國人當時也想讓新加坡獨立，但是害怕政權落到共產黨人的手裡。

李光耀說：「英國人回來後，卻再也無法重建過去的威望和帝國統治，他們於是到處尋找一群有能力接管，卻又不會讓共產主義取代的人們，我們就是這樣進入（政治）的。我和我的許多同僚都經歷了同樣的經歷。因此，我們沒有尋找政治，而是政治找上了我們。」

日本投降

1945年8月6日， 美國在日本的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3天後，又在長崎投下了第二顆原子彈。 日本在8月15日無條件投降了，英國反攻馬來西亞的的計劃也沒有實現。馬來西亞和新加坡躲過了一場「解放」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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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1949年9月12日，由板垣征四郎帶領的日本代表團，在新加坡市政廳內，正式向盟軍最高統帥蒙巴登元帥投降。

日本投降後，向各個國家進行了賠款，幾乎所有的東協國家都獲得了戰爭賠償，就連沒有參加戰爭的泰國也獲得了戰爭賠償。

具體賠償如下：

菲律賓 8億美元；

緬甸 2億美元；

越南 3900萬美元；

寮國 278萬美元；

柬埔寨 417萬美元；

印度尼西亞 8億美元；

泰國 150億日元；

馬來西亞 2500萬美元；

新加坡 2500萬美元。

1966年10月25日，日本外相椎名悅三郎訪問新加坡，在與新加坡外交部長拉惹勒南會談後，發表聯合聲明，宣布雙方就戰爭賠償一事達致協議，日本決定交付新加坡5千萬美元，其中2千5百萬是「贈款」，另外2千5百萬元是「貸款」。

在日本向各國戰爭賠款中，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都屬於非戰勝國賠款，中國等7個國家放棄要日本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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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日本戰後向各國賠款一覽

「向前看」就是「向錢看」。

中國傳統文化認為：冤家宜解不宜結。李光耀對日本的態度，就是站在中國的傳統文化的立場上的。他認為日本人侵略新加坡所犯下的罪行是歷史問題，應該「 向前看」。「向前看」就是「向錢看」！「 為了「 向錢看」，必須「 向前看」；只有 「 向前看」才能「 向錢看！

馬克思恩格斯，沒有鈔票「不來事」。 新加坡的外國投資中，約四成來自美國，三成多來自歐洲，近兩成來自日本。日本人最實在「道歉」就是給新加坡「送錢」，來新加坡投資，因為新加坡的發展離不開日本等西方國家的投資。 如果一邊請日本請來投資，一邊又在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豈不是一隻手在端著人家的飯碗，一隻手在砸人家的鍋？

李光耀認為，日本人侵略新加坡所犯下的罪行是歷史問題，應該「 向前看」。對「侵略」這個問題，不應該「倒洗澡水時把小孩也倒掉了」。「向前看」是當今世界「和平發展」的大趨勢，歷史上的恩恩怨怨，越算越算不清。

世界經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日本品牌外國造。日本設在新加坡的大創「兩元」專賣店，裡面的商品，大部分都是「日本品牌中國製造。或者是馬來西亞製造、越南製造、泰國製造、印度尼西亞製造等等。

新浪網有篇文章對中國人提出了：「說中國話、吃中國糧、穿中國衣、用中國貨、在中國游、過中國節、購中國物、有中國腦、安中國心、講中國事、守中國禮、做中國人"的12個要求。一個大國，可以做到「自力更生」，而作為一個小國新加坡是做不到的，因為新加坡連水都要依賴」外援「，離開了」外援「，新加坡一天也生存不下去。 

李光耀管理新加坡的首要任務就是：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1959年第一次獨立，李光耀主要是解決老百姓的住房問題， 對內成立「建屋局」，大興土木建組屋。並且把杜甫的詩句：「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具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作為建屋局的「局訓」。

1965年第二次獨立，李光耀主要解決老百姓的「吃飯」問題，他對外成立「招商隊」，抓就業、為老百姓找「飯碗」 。在新加坡首創開發區，吸引外資來開發區投資。自己親自帶隊到處招商引資，為的就是給老百姓找一個「飯碗。解決老百姓的住房吃飯問題這兩大問題，大家才能能安居樂業，你想叫老百姓不擁護你都難了。

「雙第一」

衡量一個國家的好壞，雖然有很多指標，但是其中有三個最重要的指標：一是對內是人均壽命；二是對外是免簽證國家多少。三是在經濟上GDP多少，最重要的指標是人均GDP指標是多少。恰恰是在這些指標上，新加坡和日本兩國 都是「雙第一」。

新加坡的「雙第一」是：新加坡的公民出國免簽證，經常是全世界第一，常常和日本並列第一。

新加坡的經濟指標，人均GDP每年高達8萬多美元，在亞洲第一。人均壽命新加坡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人均達到80多歲。

日本的「雙第一」是：日本的公民出國免簽證，是全世界第一。（ 有時和新加坡並列第一 ）日本人的人均壽命在世界上名列第一，達到80多歲。在經濟上是全世界第三強國。

新加坡是一個華人為主的國家，華人一直把中國看作是自己的祖國。有人說是「鼻屎大的國家」，只有720多平方公里。在二戰前許多華人都是生活所迫，下南洋來謀生的，被稱為「豬仔」。但是，只要選出一個優秀的領導人，就能夠改變一個國家。

新加坡和日本都是「大中華文化圈」的國家，他們的成功再次證明：大中華文化是全世界最優秀的文化，東方的月亮也能比西方亮。

新加坡的免簽證全世界第一，說明新加坡華人在全世界「最靚」，在全世界「通行無阻」。

日本的免簽證全世界第一， 說明了許多國家對二戰後日本的認可。

我們雖然不能忘記二戰時日本犯下的滔天罪行，但是也要看到今天日本對世界的貢獻。日本的諾貝爾獎幾乎一年得一個，大部分國家都有日本的投資，日本產品已經無處不在，就連李光耀戴的的手錶，也是日本品牌「卡西歐」。日本中國有句廣告詞：車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就有豐田車。當然，不一定有豐田車，但是肯定會有日本車。當今世界，已經很難找不到哪一個國家沒有日本產品， 哪一個人不用日本產品了。

美國著名記者斯諾在考察中國東北時曾說過：東北在城市建設及工業化的道路上，與兩個皇帝關係很大，一個是俄國的沙皇，一個是日本的天皇。沙皇把哈爾濱等城市建設成現代化的城市，新中國就曾經想把哈爾濱設立為首都。東北的大連市，名稱就來自俄語的音譯。天皇把偽滿洲國在經濟上打造成亞洲第一，成為中國工業最發達的地區。

東升西降

二戰後， 白種人的「高人一等」的，西方國家經濟發達，西方的月亮比東方圓等等觀點被徹底粉碎。其實，東方的黃種人和白種人，同樣具有聰明才智。白種人能夠做到的，黃種人也一定能夠做到，而且能夠做的比白種人更好。

明治維新後，日本通過向西方國家學習，經濟迅速發展，但是野心膨脹，發動了戰爭。日軍侵略東南亞時，英軍不堪一擊，露出「紙老虎」的原型，日不落帝國從此日落西山。如果不是發生太平洋戰爭，美國參戰，英國想二戰後重新返回新加坡，大概是不可能的。「昭南市」可能不是三年半，可能是更長的一些時間了。

二戰後，日本經濟在美國的扶持下迅速恢復，人們常常說它是「小日本」， 但是經濟總量是全世界第三，超過許多西方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如歐洲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英國、法國，還有歐洲第一的經濟強國--德國，經濟上都不如日本。

全世界最大的國家--俄羅斯，面積2000多萬平方公里，其GDP竟然和半個朝鮮--韓國差不多。而韓國面積只有10多萬平方公里，一個俄羅斯的面積約等於200個韓國的面積，俄羅斯的人口也是韓國的約3、4倍！你還會說：亞洲國家不如歐洲國家發達嗎？

多年來，中國人被稱之為東亞病夫，但是經過改革開放後，東方的巨龍開始騰飛。改革就是撥亂反正，恢復中國傳統文化，把孔夫子請回來。開放就是向西方已開發國家學習，包括向新加坡、日本學習。使中國經濟迅速發展，成為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不久的將來，很可能成為全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在東南亞，最富有的是華人，新加坡人的財富早就超越了原來的宗主國--英國。香港的華人首富李嘉誠，在英國的電訊、房地產等行業，有大量的投資，英國已經離不開他們的投資了。

李光耀說，中國的崛起是勢不可擋的，中國越強大，對新加坡越有利。同樣，中國越強大，對東南亞的華人也越有利。東南亞多次發生「反華、排華及大屠殺華人的事件」，關鍵是由於當時的中國貧窮落後。中國越強大，海外華人的安全感就越強。

中國和亞洲四小龍，都屬於大中華文化圈，日本和中國是「同文同種」。 二戰後，東方的崛起已經勢不可擋，「 東風壓倒西風」已經不是一句「口號」，正在成為現實。

有了好領導 才有好政府

實用主義的李光耀，對新加坡在日治時期，，，，。他對日本侵略問題是「一分為二」的， 壞事裡面有好事。他從中學習好的東西，如學習日本人的城市管理，如機構少、治安好，權威政府、實事求是等等。

現在的新加坡，機構也非常少，政府部門只有15個。人民行動黨執政了64年，專職黨務工作者只有十幾個，而且從來不拿政府一分錢的工資。

假如新加坡的政府官員「指鼠為鴨」，人民怎麼相信政府？一位人民行動黨的黨員曾經對筆者說：如果一個執政黨讓老百姓找不到工作，吃不飽飯，買不起房子，你怎麼好意思要老百姓支持你、投你的票！

日治時期的「嚴酷治理」，也對新加坡人遵紀守法習慣的形成，起到一定的積極影響。今天的新加坡，為什麼能夠做到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社會治安特別好，公共場所，幾乎看不到打架鬥毆的現象。人與人之間充滿友愛互助，顧客在超市買了東西後，營業員和顧客都會說聲：謝謝！路上只要碰到別人，都會連聲說：對不起！ 

人人見面都是「彬彬有禮」，文明的素質都非常高。三年半的日本人在昭南市的「從嚴管理」，對新加坡人的文明禮貌的形成，應該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今天，新加坡人理解了李光耀對他們的嚴厲管理，實際上是為了新加坡的好。

在新加坡的貨幣上沒有李光耀，公共場所也沒有李光耀的塑像，文藝作品中沒有宣傳李光耀的歌曲、戲劇，媒體從來沒有宣傳對李光耀的「個人崇拜」。李光耀他自己說是新加坡的「第一公僕」、「超級保姆」、「首席園丁」，，， 但人心有桿秤， 人民卻把他尊稱為「國父」，他永遠活在新加坡在人民的心中。

新加坡人民懷念李光耀，很少有政府行為，基本上都是老百姓發自內心的。在李光耀100周年誕辰的今天，人們都自發懷念這位新加坡的建國總理。

2023年8月，既是」二戰「結束78周年，也是新加坡建國58周年的時間，新加坡將舉行隆重的國慶儀式來紀念建國58周年。也將紀念建國李光耀誕辰100周年。

「和平」一萬年

在新加坡的市中心，有一個紀念碑，上面寫道：日占時期死難人民紀念碑。 一般人認為，該紀念碑的命名應該是：抗日戰爭勝利紀念碑，或者是人民英雄紀念碑，為什麼新加坡把它命名為「 和平紀念碑」？因為新加坡人希望和平、熱愛和平，沒有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就會沒有新加坡！

當時建立該紀念碑時，李光耀在選址、面積等問題上考慮了很長時間，他當時認為該不宜建立在市中心區域，面積也不宜太大。他主要擔心與日本的外交關係等問題，擔心激發大家對日本人的仇恨心理，影響日本人來新加坡投資等等。 在命名上，也不宜沒有採用「抗日戰爭勝利紀念碑，或者是人民英雄紀念碑」等名稱， 所以後來採取了「 和平紀念碑」這個名稱。

新加坡華人因日軍暴行，對日本沒有什麼好感。執政黨擔心總商會推動的索賠運動會在華社激起「反日」情緒，如讓這把「反日之火」燃起，可能殃及人民行動黨的執政地位。可見行動黨處於兩難，既要與索賠運動保持距離，又怕這種冷漠導致華社不滿。

李光耀認為，新加坡設立日占時期死亡者紀念碑，主要就是要記住那一段歷史，而絕不是激發人們對日本人的仇恨！1967年2月15日，和平紀念碑（日本占領時期死難人民紀念碑）終告落成，李光耀親自主持揭幕禮，並致辭說：

「今日我們集合在這裡，並不是要撩起舊日的仇恨火焰，也不是為了清算血債，我們是要悼念那些在新加坡的一場歷史大災難中死難的無辜和無助的男女同胞。」

李光耀生前最擔心的事情就是 ：兩岸發生戰爭！那麼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中國的國內的事情，很有可能演變成國際上的事情，從而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李光耀衷心希望兩岸能夠「和平統一」，極力反對武力統一台灣。他曾經語重心長地對中國領導人說：大家都是中國人，有事好好商量。

二戰以來78年了，慶幸沒有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雖然局部地區發生戰爭，但是新加坡地區慶幸沒有發生戰爭。大家都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戰永遠都不要發生，但願二戰成「終戰」！

在這來之不易的和平年代，筆者作小詩一首。

但願二戰成「終戰」

八十年前島變天，

英獅易手日昭南。

壞事裡面有好事，

但願二戰成「終戰」！

附1：潘受：新加坡死難人民紀念碑銘稿

這座碑標識著新加坡一次空前的浩劫。

1942年2月15日至1945年8月18日，新加坡在日軍的占領下是一段悲慘的黑色歲月，鞭撻、侮辱、奴役、搜刮，種種迫害之餘，占領軍還藉口「驗證」，秘密屠殺了一批又一批的非武裝人員。神被嘲笑！文明被埋葬！人類的尊嚴被踐踏！到處淚、到處血、到處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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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月，大屠殺的遺骸開始發現，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於是成立了「日軍占領時期死難人民遺骸善後委員會」，負責調查、發掘以及籌建公冢和紀念碑。7月，政府批准發掘的申請。翌年3月，政府允許撥出四英畝半的空地作為建碑與公冢的園地。4年來，大屠殺的遺骸越發掘越多，而紀念碑·也於人民群眾獻金一元，政府加助一元的鼓勵中，完成籌建工作。

如今，這座紀念碑蔚然樹立在赤道上，將日夜警惕地瞭望著東南亞以及全世界不斷變化的風雲。 無人能夠知道大屠殺死難的新加坡各民族同胞的全部姓名，但是，我們一律稱之為：

忠、勇、仁、義。忠肝、勇膽、仁魂、義魄。他們為新加坡的獨立成為「國殤」，是新加坡的精神支柱。

這座碑四高拔雲天的支柱，正是「忠、勇、仁、義」的化身，同時，也象徵著一向和諧團結的新加坡，各民族同胞可共安樂。這座碑傳達出新加坡人民的心聲：

戰爭是罪惡的，和平是神聖的！大國、強國需要生存，小國、弱國也需要生存。任何以大欺小，以強凌弱的行為，一定難逃歷史的裁判與懲罰。冤不可結，仇必須解！新加坡人民時時刻刻與全世界，包括日本所有熱愛和平、反對侵略，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的廣大人民在一起！

願日本占領時期死難的我新加坡各族同胞的千萬英靈，永遠棲息於此，並且接受此銘：

花兮淚紅，海兮血碧。魂隨潮而上下兮，以護此新興之國！ 

附2：余秋雨：新加坡的「皇軍」墓地

（ 一 ）

我到過一個地方，神秘得像寓言，抽象得像夢境。 很多長住新加坡的人都不知道有這麼個地方，聽我一說，驚訝萬分。 

是韓山元先生帶我去的。韓先生是此地一家大報的高級編輯，又是一位滿肚子掌故的鄉土歷史學家。那天早晨，他不知怎麼摸開了我住所的大鐵門，從花園的小道上繞到我臥室的南窗下，用手指敲了敲窗框。我不由竦然一驚，因為除了一位輕手輕腳的馬來亞園丁，還從來沒有人在這個窗下出現過。 

他朝我詭秘地一笑，說要帶我去一個很少有人知道的奇怪地方。我相信了他，他一定會發現一點什麼的，就沖他繞來繞去繞到我這個窗下的勁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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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開大門，那裡還等著兩位女記者，韓先生的同事，也算我在這裡的學生。她們都還年輕，對探幽索秘之類的事，興趣很大。於是，一行四人。 

其實韓先生也不太記得路了。在車上他托著下巴，支支吾吾地回憶著、囁嚅著。駕車的女記者每到岔道口就把車速放慢，好讓他猶豫、判斷、罵自己的記性。韓先生尋路的表情越艱難，目的地也就變得越僻遠，越離奇。 

（ 二 ） 

目的地竟是一個墳地。 新加坡的墳地很多，而且都很堂皇。漂泊者們葬身他鄉已經夠委屈的了，哪能不儘量把墳地弄得氣派一點？但是，這個墳地好生奇特，門面狹小，黑色的舊鐵欄萎萎縮縮。進得裡面才發現占地不小，卻冷冷清清不見一個人影。一看幾排墓碑就明白，這是日本人的墳地。「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墳地比它更節儉的了。你看這個碑」，韓先生用手一指，那只是許多墓碑中的一個矮小的方尖碑，上面刻著六個漢字： 

納骨一萬餘體 

碑下埋著的，是一萬餘名侵略東南亞的「皇軍」的骨灰。 

「再看那邊，」順著韓先生的指點，我看到一片廣闊的草地上，鋪展著無數星星點點的小石樁，「一個石樁就是一名日本妓女，看有多少！」 

用不著再多說話，我確實被震動了。人的生命，能排列得這樣緊縮，擠壓得這樣居促麼？而且，這又是一些什麼樣的生命啊。一個一度把亞洲攪得暈暈乎乎的民族，將自己的媚艷和殘暴揮灑到如此遙遠的地方，然後又在這裡划下一個悲劇的句號。多少倩笑和吶喊，多少脂粉和鮮血，終於都喑啞了，凝結了，凝結成一個角落，凝結成一種躲避，躲避著人群，躲避著歷史，只懷抱著茂草和鳥鳴，懷抱著羞愧和罪名，不聲不響，也不願讓人靠近。 

是的，竟然沒有商人、職員、工人、旅遊者、水手、醫生躋身其間，只有兩支最喧鬧的隊伍，浩浩蕩蕩，消失在這麼一個不大的園子裡。我們不能不把腳步放輕，怕踩著了什麼。腳下，密密層層的萬千靈魂間，該隱埋著幾堆日本史，幾堆南洋史，幾堆風流史，幾堆侵略史。每一堆都太艱深，於是只好由艱深歸於寧靜，像一個避世隱居、滿臉皺紋的老人，已經不願再哼一聲。 

（ 三 ）

到底是日本人，擠到了這麼一個地方，依然等級森嚴。 一般士兵只立集體墓碑。除了「納骨一萬餘體」外，還有一個含糊其詞的所謂「作業隊殉難者之碑」，也是一個萬人碑，為太平洋戰爭時戰死的士兵而立。另一個「陸海軍人軍屬留魂之碑」，則是馬來西亞戰爭中戰死日軍的集體墓，原在武吉知馬山上，後被抗日人士炸毀，日本人在碎墟中打點收拾殘骨，移葬這裡。 

軍曹、兵長、伍長，乃至准尉級的仕官，皆立個人木碑。一根根細長的木樁緊緊地排著，其中稍稍高出周圍的是准尉。 

少尉以上均立石碑，到了高級軍銜大佐，則立大理石碑。 

讓開這所有的群體，獨個兒遠遠地坐東面西的，則是赫赫有名的日本陸軍元帥、日本南方軍總司令寺內壽一的大墓。這座墓，傲氣十足，俯瞰著自己的數萬屬下。 

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對寺內壽一這個名字十分敏感。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蘆溝橋事變後，寺內壽一曾被任命為日本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在他的指揮下，日軍由北平進占山西、陝西、甘肅，直取蘭州。在著名的平型關戰役中遭受中國軍隊慘重打擊的板垣師團，也屬於他的部下。這麼一個把古老的黃河流域整個兒浸入血泊的軍閥，最終竟然躲到了這個角落！ 

我呆呆地佇立著，死死地看著這座墓。我深知，幾乎未曾有過中國人，會轉彎抹角地找到這裡，盯著它看。那麼，今天也算是你寺內元帥與中國人的久別重逢吧。你躲藏得好偏僻，而我的目光背後，應是華北平原的萬里雲天。 

寺內壽一改任南方派遣軍總司令是在１９４１年１０月東條英機上台組閣之後，他與山本五十六的海軍聯合艦隊相配合，構成了震動世界的太平洋戰爭。他把他在華北的兇殘傾泄到了南洋，從西貢直搗新加坡。他的死亡是在日本投降之後，死因是腦溢血。 

元帥的死亡，震動了當時由英軍看守的日軍戰俘營。正是那些早就被解除武裝、正在受到公審、正在受到全世界唾罵的戰俘，張羅著要為寺內壽一築墳，而且是築一座符合元帥身份的墳。從我接觸到的一些資料看，為了眼前這座墳，當時日軍戰俘營里所發生的事，今天想來依然觸目驚心。 

這些戰俘白天在英軍的監視下做苦工，到了夜晚空下來，就聚集在宿舍里密謀。他們決定，寺內壽一的墓碑必須採用柔佛（今屬馬來西亞）南部的一座石山上的石料，因為這座石山上曾發生過日軍和英澳聯軍的激戰，好多石塊都浸染了日本軍人的鮮血。他們要悄悄派出幾個目睹當年激戰的人去，確定當年日軍流血最多的地方，再從那裡開採巨石，躲過人們耳目，拚死長途運來。 

這些戰俘開始行動了。他們正兒八經向看守他們的英國軍官提出申請，說想自己動手修建戰俘營的宿舍，需要到外面去採伐，搬運一些木料石料。同時，他們又搜集身邊帶著的日本小玩意兒來籠絡英軍及其家屬。英軍同意了他們的申請，結果他們開始大規模地採運石料，不僅為寺內壽一，而且為其他戰死的日軍築墳。柔佛那方染血的巨石完全不像修宿舍的材料，只能在星夜秘密偷運。運到離現在墓地８公里之外一座荒棄的橡膠園裡，搭起一個帳篷，用兩天時間刻琢碑文，刻好之後又運到墓地，恭恭敬敬豎好，澆上水泥加固。我現在死死盯著看的，就是這個墓碑。 

這一切，竟然都是一個戰敗國的俘虜們偷偷做成的，實在讓人吃驚。我想，如果有哪位電影大師拍一部影片，就表現一群戰俘在黑夜偷運染血巨石來作元帥墓碑的艱苦行程，一定會緊扣人心。山道上，椰林下，低聲的呼號，受過傷的肩膀，勒入肌肉的麻繩，搖晃的腳步，警覺的耳朵，尤其是月光下，那一雙雙不肯任輸服罪的眼睛…… 

資料告訴我，即使在國際法庭公審和處決戰犯之後，那些日軍戰俘，竟還想盡各種辦法，通過各種途徑，弄到了每一戰犯處決時灑血的泥土，彙集起來到這個墳地「下葬」，豎起一個「殉難烈士之碑」。這個碑，我進入墓園不久就看到了的，不知底細的人怎會知道「烈士」是誰？ 

韓山元先生曾聽守墓人說，別看這個墳地冷清，多年來，總有一些上年歲的人專程從日本趕來，跪倒在哪幾座墓碑前獻酒上香，然後飲泣良久。這些年，這樣的老人看不到了，或許他們也都有了自己的墓碑。於是，墳地真正冷清了，不要說戰爭，就是那星夜運石的呼號，也已成了遙遠的夢影。但是，只要你不小心走進了這個地方，在這些墓碑間巡睃一遍，你就會領受到人類精神中極其可怖的一個部分，陰氣森森。這裡上下有序，排列整齊，傲骨嶙峋，好像還在期待著某種指令…… 

（ 四 ） 

現在該來看看那些可憐的日本妓女了。 論資格，這些妓女要比埋在近旁的軍人老得多。大概從本世紀初年以來，日本妓女蜂擁來南洋有過幾次高潮，每次都和日本經濟的蕭條有關。而當時的南洋，由於橡膠和錫礦的開採，經濟頗為繁榮，大批在國內不易謀生的日本少女就不遠千里，給南洋帶來了屈辱的笑顏。 

日本女子的美貌和溫柔使她們很快壓倒了南洋各地的其它娛樂項目，轟轟烈烈地構成了一種宏大的職業。從雄心勃勃的創業者到含辛茹苦的錫礦工人，都隨時隨地能找到適合自己的日本娼寮。各國、各族的嫖客，都在日本妓院中進進出出。在這個時候，日本民族在南洋的形象，顯得既柔弱又可憐。 

既然日妓南下與日本經濟蕭條有密切關係，而經濟蕭條又是日本必須向外擴張的根本動因，那麼，不妨說，日本妓女的先來和日本軍人的後到，確實存在著某種因果關係。讓他們的墳墓緊緊靠在一起，好像是故意在搭建一種歷史邏輯。 

當日本軍隊占領南洋時，原先在這裡的妓女再加上軍妓，日妓的數量更是達到空前，連著名的南華女子中學也解散而成了日本藝妓館。這簡直成了一支與「皇軍」可以並駕齊驅的隊伍，有人戲稱為「大和部隊」。

據說還有一位日本官員故意向寺內壽一總司令報告：「大和部隊已經打進來了。」寺內壽一因此而把不少軍妓遣送回國，但日本妓女真正在南洋的銳減，則是在日本投降之後。這些已經夠屈辱了的女子，無法在更屈辱的大背景下繼續謀生了。事實上，即便是戰敗的苦難，她們也比軍閥們受得深，儘管她們遠不是戰爭的發動者，也沒有因戰爭而有任何得益。 

日本妓女在南洋的悲慘命運，已由電影《望鄉》表現得淋漓盡致。但是依我看，那畢竟是日本人自己搞的作品，在某些歷史關節上無法冷靜地開掘。日本妓女在南洋的遭遇，只有與以後日本軍隊的占領南洋疏通開來，現代日本民族的心態和命運才能梳理得更加完整和透徹。僅僅表現她們在屈辱中思念故鄉，顯然是把題目做小了。 

《望鄉》中一個讓人難忘的細節是，日本妓女死後安葬南洋，墓碑全部向著故鄉。但是我在這個日本墳地中看到的情景卻完全相反：３００多個妓女的墓碑，全部向著正西，沒有一座向著北方！ 

也許是不敢，也許是不願，她們狠狠心擰過頭去，朝著另一方向躺下了，不再牽腸掛肚，不再幽恨綿綿，連眼角也不掃一掃那曾經天天思念的地方。 

豈止不再眼巴巴地望著故鄉，在她們這麼多的墓碑上，連一個真名字也沒有留下。石碑上刻著的都是「戒名」，如「德操信女」、「端念信女」、「妙鑒信女」，等等。這些姑娘，身陷可怕的泥淖之中，為了保持住一點點生命的信念，便都皈依了佛教，希望在虔誠的祈求間，留住些許朦朧的微光。但是我覺得，她們不具真名，與其說是為了佛教信仰，不如說是要隱瞞自己家族的姓氏，不使遙遠的族人因自己而招腥惹臭。 

這種情景，與邊上那些耀武揚威地寫滿軍銜、官職的軍人墓碑有多大的差別啊。我仔細地撥開草叢，讀著那一個個姑娘自己杜撰的假名字。她們都有過鮮亮的青春，但很快都羞縮成了一枚枚瑣小的石丁，掩埋在異地的荒草中。我認出那些字來了，顯然都是死者的小姐妹們湊幾個錢託人刻上去的，卻又像死者在低聲地自報家門。她們沒什麼文化，好不容易想出幾個字來，藏著點兒內心的悲涼：「忍芳信女」、「寂伊信女」、「空寂信女」、「幽幻信女」…… 

我相信，這些墓碑群所埋藏的故事，一定比那邊的墓碑群所埋藏的故事更通人性。可惜，這些墓碑群什麼資料也沒有留下，連讓我胡亂猜想的由頭也十分依稀。 

例如，為什麼這座立於昭和初年的墓碑那麼精雕細刻呢，這位「信女」一定有過什麼動人的事跡，使她死後能招來這麼多姐妹的集資。也許，她在當時是一位才貌雙全、俠骨慈心的名妓？ 

又如，為什麼這些墓碑上連一個字也沒有呢？是因為她們做了什麼錯事，還是由於遭致什麼意外？ 

還有，這五位「信女」的墓碑為什麼要並排在一個墓基上呢？她們是結拜姐妹？顯然不僅是這個原因，因為她們必須同時死才會有這樣的墓，那麼，為什麼又要同時死呢？ 

…… 

這些，都一定有故事，而且是極其哀怨、極其絢麗的故事，近乎中國明清之間的秦淮諸艷。 

發生在妓院裡的故事，未必都是低下的。作為特殊的時代的一個特殊交際場所，那裡會包藏著許多政治風波、金融搏鬥、人生滄桑、民族恩怨乃至國際諜情。也許，日本史和南洋史的某些線頭，曾經由這些「信女」的纖纖素手綰接。我在這片草地上走了一圈又一圈，深深可惜著多少動人的故事全都化作了泥土。當地不少文學界的朋友常常與我一起嘆息當今南洋文學界成果寥寥，恕我魯莽，我建議南洋文化的挖掘者，多找找這些墳地。軍人的墳地，女人的墳地，哪怕它們藏得如此隱蔽。 

（ 五 ）

「軍人，女人，還有文人！」韓山元先生聽我在自言自語，插了一句。 

是的，這個墳地里，除了大批軍人和女人，竟然還孤零零地插進來一個文人。 

這位文人的墓，座落在墳地的最東邊。本來，寺內壽一的墓座東朝西，俯瞰整個墓地；但這座文人墓卻躲在寺內壽一墓的後邊，把它也當作了俯瞰的對象。 

僅僅這一點，就使我們這幾個文人特別解氣。而且墓主還是一位挺有名的日本文學家：二葉亭四迷。我記得他的像片，留著鬍子，戴著眼鏡，頭上的帽子很像中國的氈帽。我應該是在研究魯迅和周作人的時候順便了解這位文學家的，他葬在這裡，對我也是個意外。不管怎麼說，整個墳地中，真正能使我產生親切感的只能是他了。 

他的墓碑上的字也寫得漂亮，是一種真正的書法。這又使我們幾個多了一份高興。那些軍官的墓碑既然都是戰俘們偷偷張羅的，字能好到哪裡去？ 

二葉亭四迷１９０９年２月在俄國遊歷時發現患了肺結核，但是這位固執的文學家不相信醫生，胡亂自己服藥，致使病情嚴重，後由朋友幫助，轉倫敦坐輪船返日本治療。但是，他並沒有能夠到達日本，而是死在由哥倫坡駛向新加坡的途中。就這樣，他永久留在新加坡了。他進墳地是在１９０９年５月，不僅那些軍人的墳墓還一座也沒有，連妓女的墳墓也不會有幾座，因為當時，日本妓女還剛剛向南洋進發。 

二葉亭四迷早早地踞守著這個墳地，他萬萬沒有料到，這個墳地以後會有這般怪異的擁擠。他更無法設想，多少年後，真正的文人仍然只有他一個，他將永久地固守著寂寞和孤單。 

我相信，如果二葉亭四迷地下有靈，他執拗的性格會使他深深地惱怒這個環境。作為日本現實主義文學的一員大將，他最為關注的是日本民族的靈魂。他怎麼能忍心，日日夜夜逼視著這些來自自己國家的殘暴軍士和可憐女性。 

但是，二葉亭四迷也許並不想因此而離開。他有民族自尊心，他要讓南洋人民知道，本世紀客死外國的日本人，不僅僅只有軍人和女人。「還有我，哪怕只有一個：文人！」 

不錯，文人。並沒有什麼了不起，但死的時候不用像那些姑娘那樣隱姓埋名，葬的時候不用像那些軍人那樣偷偷摸摸、鬼鬼祟祟。 

我相信，每一次妓女下葬，送葬的小姐妹們都會在整個墳地中走走，順便看看這位文學家的墓碑，儘管她們根本讀不懂他的作品；我相信，那些戰俘偷偷地把寺內壽一的墳築在他的近側，也都會對他龍飛鳳舞的墓碑端詳良久。二葉亭四迷為這個墳地提供了陌生，提供了間離。軍樂和艷曲的渦漩中，突然冒出來一個不和諧的低沉顫音。 

不能少了他。少了他，就構不成「軍人、女人、文人」的三相結構，就構不成一種寓言式的抽象。現在夠了，一半軍人，一半女人，最邊上居高臨下，端坐著一位最有年歲的文人。這麼一座墳地，還不是寓言？ 

這個三相寓言結構竟然隱匿於鬧市，沉澱成寧靜。民族、歷史的大課題，既在這裡定格，又在這裡混沌。甜酸苦辣的滋味，瀰漫於樹叢，瀰漫於草地。鐵柵欄圍住的，簡直是個歷史的濃縮體。我走過許多地方，為曾見過如此具有概括力的所在，概括得令人有點難以置信。 

（ 六 ）

離開墓地之後，我們的車又在鬧市間胡竄亂逛。不知怎麼，大家對街上的日本人特別注意起來。 

顯而易見，今天的日本人在這座城市地位特殊。前幾天讀到本地一位女作家的一篇作品，其中寫到一個年輕繁忙的華族母親把自己幼小的女兒托養在公婆家裡，沒想到一年以後，女兒牙牙學語吐出來的第一句話不是華語，不是方言，也不是英語，而竟然是日語。原來公婆家通用的是夾著日語的英語，而日語的成分又日見提高。這位年輕的母親真正地發怒了，大聲吼道：「我不能眼看著自己十月懷胎生下來的孩子，成為一個是華人又不像華人的怪物！」 

這種現象，在這裡比較典型。日本是亞洲首富，經濟界人士競相趨附是不奇怪的。你看，就在我們的車窗外，那些最豪華的商店門口，停得最多的是日本旅遊團的大客車。一大串專供旅遊的人力三輪車從我們的車外慢慢前行，不用細看，坐的大多是日本人。 

這時我心中忽起一個念頭，真想走上前去告訴那些坐在人力車上興高采烈的日本朋友：就在這座城市，一個草木掩蔭的冷僻所在，有一個墳地。無論如何，你們應該去看看的。我們剛去看過。 

真的，你們應該去看看。 

摘自《文化苦旅》知識出版社·上海1992年

（作者：田柏強 原中國安徽工人日報高級記者 現旅居新加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