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逛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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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2024-03-18
Source: 獅城新聞

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的現址位於新加坡河畔一棟1867年建成的新古典主義大樓內，最初主要以收藏馬來人和東南亞各原住民的工藝品為主，90年代後開始擴大範圍在西亞和南亞等地收集藏品，逐漸成為展示亞洲不同文化和文明交匯的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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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幅伊朗設拉子畫派16世紀後期的細密畫，描繪的是著名波斯詩人尼扎米的代表作《五卷詩（Kham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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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紀末鄂圖曼時期的細密畫插圖，來自《有福之人的花園（Hadigat us-Su'ada）》，寫於1547年左右。這一幅插圖描繪了穆聖及其家人所經歷的艱難困苦，當時他正在呼圖白樓上講臥爾茲，下面有伊瑪目阿里和海珊、哈桑等穆聖的家人。為了表示尊敬，穆聖、阿里、海珊和哈桑的身後燃燒著金色的火焰，穆聖和阿里的臉被遮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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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齋普爾18-19實際的絲綢刺繡，一般用於帳篷或貴族住所的掛毯、窗簾，中間的花卉是莫臥兒王朝時期的經典圖案，在齋普爾所在的拉賈斯坦邦被廣泛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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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法爾斯14世紀的銅錯金銀碗，在14-15世紀法爾斯是伊朗的金屬加工業中心，上面描繪了當時蘇丹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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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的黑石號沉船展廳。在1100年前，一艘滿載珍貴貨物的阿拉伯貨船從廣州港起航，準備返回阿拉伯阿拔斯王朝運送貨物，最終在新加坡東南600公里的蘇門答臘海岸附近沉沒，直到1998年才被發現，因沉船地點被稱為Batu Hitam（黑色岩石）而被稱為黑石號。這條沉船出土了大量陶碗，和同時期阿拔斯王朝出土的阿文陶碗形制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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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卡尚13世紀的書法砂玻（fritware）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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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12世紀末塞爾柱王朝時期的砂玻壺。砂玻器是中東工匠為了仿製中國陶瓷在11世紀發明的一種新的陶瓷工藝，由早期的埃及彩陶發展而來，由粘土、石英和釉料混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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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利亞9世紀初的大理石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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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木兒王朝14世紀末的庫法體瓷磚，可能來自某位帖木兒貴族的陵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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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東北部11世紀的米哈拉布瓷磚，中心的燈即光明（nur），象徵著主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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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11世紀的墓碑瓷磚，這種形制的墓碑有可能嵌在陵墓的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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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西部14世紀的砂石書法雕刻，這種三一體書法在書寫中進行了上下拉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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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阿文書法家陳進惠在1996年書寫的阿文書法，融入了中國水墨畫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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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1891年的波斯文剪紙。這種藝術在15-17世紀廣泛用於伊朗手稿的裝訂，並一直延續到19世紀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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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圖曼土耳其18世紀的經架，使用玳瑁殼和珍珠母貝鑲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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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19世紀的經架，上面雕刻了精美的花卉、幾何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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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利亞或北非8-9世紀的羊皮紙經文抄本，是庫法體書法的早期形式，這種羊皮紙庫法體抄本也是目前可見最早期的古熱阿尼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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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本中國和爪哇所寫的教門讀物，可以看到非阿拉伯語母語者在寫作阿拉伯語時的方式，上面加上了本民族語言的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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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鄂圖曼王朝1876年帶墨水瓶的筆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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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卡尚12世紀晚期的陶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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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尼沙普爾10世紀帶有庫法體書法的陶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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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1887-88年的砂石Jali屏風，用來阻擋炎熱的陽光，上面寫有贊主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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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17世紀抄寫的解剖學著作Tashrih-i Mansuri，原文是14世紀創作的，研究了身體的不同系統，包括骨骼、神經、肌肉和動脈等，最後一章講述了人體各個器官和胎兒是如何形成的，並且有孕婦的解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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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羅馬著名藥理學著作《藥物論（De materia medica）》的波斯語伊本，1595年在印度德干抄寫。《藥物論》公元1世紀由希臘語寫成，9世紀翻譯為阿拉伯語，之後又翻譯為波斯語，為西亞植物學和藥理學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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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16-17世紀初莫臥兒王朝時期的杜阿宜襯衫。這件衣服全身寫有經文和主的99個尊名，戰士上戰場時穿在鎧甲里，病人穿在身上，都是對健康平安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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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19世紀的杜阿宜帽子，上面寫有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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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古吉拉特邦16世紀末-17世紀的首飾盒，古吉拉特穆斯林匠人為整個伊斯倆目世界製作精美的首飾盒，上面鑲嵌有精細切割的珍珠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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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卡尚1230年的瓷磚，這種八角形瓷磚和十字形瓷磚一起組成了伊朗宮殿和重要陵墓的牆壁，上面經常有波斯語詩歌和古熱阿尼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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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木爾坦15世紀的瓷磚，受到中亞帖木兒王朝的影響，藍綠十二角星的設計非常顯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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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的中國外銷瓷，體現了當時中國與伊斯倆目世界經濟與文化上的交流。 中國17世紀初的幻方瓷盤，黑色草書經文和紅色卷草紋交替出現。幻方被認為具有預防疾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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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漳州窯17世紀初的外銷瓷盤，中間是兩隻孔雀在一棵盛開的花朵下面，四周寫有清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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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17世紀的外銷瓷，加了銀瓶口和壺嘴，上面有安拉的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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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齊蘇丹17世紀時訂製的福建漳州窯瓷盤，內圈是經文，外邊的8個小圈是亞齊蘇丹仿照莫臥兒王朝設計的印章。亞齊蘇丹國（1496-1903年）位於印尼蘇門答臘島北部，曾經是重要的伊斯倆目學術和貿易中心。這些瓷盤很可能是蘇丹Iskandar Muda（1607-36年在位）時期訂購的。在他的統治下，亞齊蘇丹國達到了鼎盛，是印尼西部和馬六甲海峽最強大和富有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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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或印度什葉派在1844-45年訂購的外銷瓷盤，上面有和伊瑪目海珊殉道相關的波斯語詩句。這裡使用的淚滴型花紋在波斯語中被稱為「boteh」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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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卡扎爾王朝王室在1883-84年訂購的廣彩瓷碗，上面提到了卡扎爾國王納賽爾丁·沙（Naser al-Din Shah Qajar，1848-96年在位）的長子Mass'oud Mirza Zell-e Soltan王子，他曾擔任伊斯法罕州長超過35年。卡扎爾王室非常喜歡廣彩瓷器，他們經常訂製全套的餐具才宴席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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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清代回民使用的傳統琺琅彩爐瓶三事：香爐、香盒、箸瓶。過去回民一般放在家中高處，每到過乜貼和爾德節慶時才會使用。後來隨著棍香的普及，爐瓶三事逐漸被單獨的香爐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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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花瓷的向中東地區的傳播和演變。

第一個是15世紀景德鎮的青花瓷盤。這種花卉圖案的青花瓷盤在明代大量出口中東國家，在伊朗著名的蘇菲篩海薩菲·丁（Safi al-Din）的陵墓中就有收藏。

第二個是鄂圖曼王朝15世紀中期生產的青花瓷，是中東地區對景德鎮青花瓷的早期學習。其中花卉圖案明顯受中國影響，但柏樹的圖案卻是土耳其的特色。

第三個是鄂圖曼王朝統治下的土耳其伊茲尼克在1600年左右生產的瓷器。這一時期的伊茲尼克已經能夠生產高品質的青花瓷，花卉圖案則繼續受到中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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爪哇島北部19世紀的柚木經文箱子。這種雕刻複雜的經文箱子一般只有在清真寺和經學院中才會使用，並且帶有爪哇風格的傳統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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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大明正德年制」款的景德鎮青花瓷筆架，正面用阿文寫「khamah（筆）」，背面用阿文寫「dan（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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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的教門文化。

馬來半島登嘉樓19世紀抄寫的贊聖集Dala'il al-Khayrat。這本贊聖集通常在馬來人前往朝覲時隨身攜帶，因此書中帶有聖寺和禁寺的示意圖，標明了聖墓和天房的位置。兩張天方圖採用了華麗的登嘉樓裝飾風格，使用了大量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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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南部棉蘭老島南拉瑙省20世紀前期的Buraq木雕，這是穆聖登霄時乘坐的坐騎。每到重要的宴會和節日時，棉蘭老島的穆斯林就會擺出Buraq。雖然聖訓中沒有提到Buraq的面貌，但是提到它有「英俊的臉龐」，因此歷史上都把Buraq描繪為人臉，這尊Buraq的頭飾和尾巴則融入了菲律賓南部的傳統Okir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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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曼丹島東南部1894年的木製墓碑，精心雕刻的墓碑是貴族地位和財富的象徵，上面同時有馬來語和阿拉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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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榜鵝Wak Sumang寺20世紀中期的五時圖，一直使用到1995年清真寺被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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爪哇島三寶壟的一本1824年用爪夷文（阿拉伯文拼寫馬來語）抄寫的占卜書Primbon。書中通過命理學和古熱阿尼結合，對從搬家到結婚等一系列事件的決策或吉日吉時進行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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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半島霹靂蘇丹皇城瓜拉江沙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一個幻方皮帶扣，上面寫有清真言，這是馬來傳統服飾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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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門答臘島占碑地區20世紀的蠟染（Batik）阿文書法。這種由四個衛星圖案圍繞中心圖案的整體設計源自佛教的曼陀羅，後來被蘇門答臘島的穆民用作埋體匣子上的苫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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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半島北大年府1835年的桑葚紙手稿。這種黑色的摺疊手稿使用白色滑石書寫，在緬甸佛教地區非常受歡迎，後來被緬甸和馬來等地的穆民所沿用。手稿內寫到了對年輕人的建議，其中Syair Dendang Fatimah（法圖麥之歌）通常是在儀式上給新生兒吟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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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邊是印尼19世紀的哈吉棉帽，右邊是蘇拉威西島南部19或20世紀武吉士人（Bugis）戴的宋谷帽（Songkok Recca）。白色象徵著純潔，也象徵著朝覲時所穿的純白色戒衣，在印尼一般是朝覲歸來的哈吉所戴。黑色宋谷帽源自鄂圖曼王朝的菲斯（Fez）帽，蘇拉威西島南部的武吉士人一般在周五主麻上戴這種帽子，金帶越寬表示和國王的關係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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爪哇島20世紀初的蠟染紗籠，上面描繪了一支朝覲團隊，旗幟上寫有「Bendera Radja Mekkah（麥加國王的旗幟）」，這是1916年麥加人反抗鄂圖曼王朝的起義中所使用的旗幟。這場起義受到了葉門哈德拉毛人（Hadharem）的援助，而許多東南亞的阿拉伯裔都屬於哈德拉毛家族，其中一些人在爪哇島的北岸經營蠟染作坊，同時為爪哇穆斯林安排朝覲行程，這種紗籠可能就是在這一背景下製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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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30-40年代印度南部（可能是金奈）進行什葉派阿舒拉遊行的畫卷。整幅畫卷近6米長，可以看到Ta'ziya（伊瑪目海珊和哈桑墳墓的模型）、Buraq（穆聖登霄時的坐騎）、Alam旗幟、阿巴斯之手、Sipar盾牌和對卡爾巴拉戰役的重演，另外還能看到金奈土著兵團、打扮成動物的人，甚至還有印度教Charak節的元素，這也是印度多元文化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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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紀初伊朗薩法維王朝時期的銅鍍金Alam旗杆，上面刻有古熱阿尼。Alam旗杆是什葉派進行阿舒拉遊行時使用的，分為三個部分。下面是一個立方體在銅軸上升起，上面刻著對先知的召喚，中間是刻有龍頭的梨形平面，中間是一個有彩色花卉圖案的搪瓷球，最上面則象徵著阿里仙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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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阿巴斯之手」。阿巴斯是伊瑪目阿里的兒子，他在公元680年卡爾巴拉戰役中擔任哥哥伊瑪目海珊部隊的旗手，與倭馬亞王朝作戰。在阿舒拉日前夕，阿巴斯前往幼發拉底河試圖獲取飲水，但在返回途中被敵人阻擋，手被砍斷，最終被殺。此後，「阿巴斯之手」被什葉派視為勇氣、真誠、自我犧牲精神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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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六甲蘇丹國15世紀中期的兩塊墓碑。除了經文外，其中一個寫有獻給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的一位船長，他於1459年去世。古吉拉特邦的穆斯林商人對馬六甲蘇丹國的貿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當時蘇丹國的四位港務局長中就有一位專門負責對古吉拉特商人的貿易。這兩塊墓碑由英國工程師在馬六甲的葡萄牙城堡牆壁上發現，是新加萊佛士博物館（現國博）的首批館藏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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爪哇島中部傑帕拉或庫杜斯20世紀初的一扇鍍金門板。這種傳統門板在爪哇語中被稱為Gebyog，是爪哇傳統房屋內部分隔客廳和臥室的。上面除了經文外還有精美的花草圖案，在印度教-佛教時期經常使用蓮花圖案，進入伊斯倆目時期則轉變為茉莉花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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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門答臘島20世紀的繡金線絨掛毯。這種傳統掛毯被稱為Tekat，以前一般是皇家服飾和建築上使用，現在則大多在婚禮上或清真寺和拱北入口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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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不同風格的東南亞經文抄本。

馬來半島東部登嘉樓地區19世紀的經文抄本。由於使用了大量黃金，因此推測可能是登嘉樓蘇丹宮廷委託抄寫的。這種登嘉樓地區的抄本密集而精緻，以紅色和金色為主調，其次是黑色和綠色。

蘇門答臘島亞齊地區19世紀的經文抄本。和登嘉樓地區一樣，亞齊地區的抄本同樣以紅色、金色和黑色為主。亞齊抄本最為獨特的是三角形的邊緣和翅膀形狀的圖案。

爪哇島中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經文抄本。和蘇門答臘島的亞齊風格和馬來半島的登嘉樓風格相比，爪哇風格的抄本具有更多的顏色和圖案。在爪哇抄本中藍色更為常見，而且「卐」字圖案也是爪哇抄本中獨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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