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碼頭苦力到總統府，印度裔在新加坡的200年沉浮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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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2026-09-15
Source: 獅城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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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年1月，萊佛士和法夸爾登陸新加坡時，隨行人員中有120名來自英屬印度的士兵。他們承擔殖民據點最早的防務工作。

幾個月後，泰米爾人納萊納·比萊來到新加坡，先在殖民政府做文員，隨後開磚廠、經營布匹，並參與修建當地第一座印度教寺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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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最古老的印度教寺廟：馬里安曼廟

兩個世紀後，印度裔經濟學家尚達曼以70.41%的得票率當選新加坡總統。印度裔約占新加坡居民人口的9%，一名印度裔候選人要獲得七成選票，必須得到大量華裔、馬來裔和其他族群選民的支持。

從120名士兵到總統府，這段歷史看起來像一條持續上升的曲線。

把鏡頭拉近，可以看到幾條同時延伸的軌道：殖民時期留下的泰米爾勞工及其後代，通過教育進入專業階層；商人、放貸者和文職人員較早積累了資本與社會關係；1990年代以後到來的印度籍工程師、銀行家和程式設計師，進入跨國公司的辦公室；同一時期，還有大量南亞工人在建築工地、船廠和石化園區工作。

這些人都可能被外界稱為「印度人」，他們持有的護照、收入、住房條件和社會資源相差很遠。

殖民地里的印度人，從一開始就分成多層 

新加坡早期的城市建設與印度勞工關係密切。1825年，新加坡成為英國的流放犯安置地，大批印度囚犯被送來修路、挖排水渠和建造公共建築。

聖安德烈座堂、總統府、加文納橋以及南橋路、北橋路，都有印度流放勞工參與施工。到19世紀60年代，新加坡印度人約有1.3萬，是僅次於華人的第二大群體。

大多數泰米爾勞工在碼頭、鐵路和種植園領取低工資。殖民政府還大量招募泰米爾人和錫克人進入警察、軍隊和保安系統。能讀寫英語的印度人，則進入學校、法院和政府機構，擔任教師、律師、翻譯和行政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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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一對印度夫婦，大約攝於1890年

另一批人掌握了錢。

來自印度南部的切蒂亞商人從1824年前後進入新加坡。他們經營匯兌、抵押和商業貸款，在現代銀行尚未覆蓋小商戶時，為華人店主、種植園主和地產商提供資金。

市場街上的「吉當基」兼有宿舍、辦公室和金庫功能。切蒂亞人依靠家族信用和跨境網絡，把新加坡、仰光、檳城、馬德拉斯連接起來。

直到20世紀70年代本地銀行擴張，這套金融網絡才逐漸退場。

因此，新加坡印度裔的起點很難用「底層勞工」四個字概括。碼頭上有苦力，殖民政府里有文員，警署里有錫克警察，市場街上還有放貸給其他商人的切蒂亞金融家。

職業差異後來轉化為教育、住房和家庭財富的差異，並延續到建國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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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地圖顯示大多數新加坡印度人（南亞裔）的祖籍來源

建國後的變化，先從語言、學校和住房開始 

1970年，印度裔占新加坡居民人口的7%。1980年降至6.3%，2000年回升至7.9%，2010年達到9.2%。2025年，這一比例為9.0%，約合38萬人。這裡的「居民」包括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不包括大多數持工作準證的短期勞工。

人口比例不高，印度裔在國家制度中的位置卻十分明確。英語、馬來語、華語和泰米爾語被寫入憲法，成為四種官方語言。

英語承擔政府、學校和商業中的通用語言功能，印度裔學生可以把泰米爾語作為母語課程。

這項安排帶來兩種影響。英語教育為少數族群提供了共同的職業入口。一個泰米爾家庭的孩子，無需先掌握華語，也能參加統一考試、進入大學和政府部門。

與此同時，泰米爾語獲得學校、電視、廣播和公共標識的制度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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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現場標誌顯示新加坡的四種官方語言：英語、華語）、泰米爾語和馬來語。

住房政策進一步改變了日常交往。1989年，新加坡在組屋中實施種族融合政策，對每個街區和樓棟的族群比例設置上限，減少單一族群集中居住的情況。

新加坡建屋發展局 對印度裔家庭來說，這意味著鄰居、同學和社區組織長期處於多族群環境中。

房屋轉售時，買家的族群需要符合配額，部分少數族群業主可能面對買家範圍較窄、出售時間較長的問題。

選舉制度也加入了類似設計。

1988年建立的集選區制度規定，每個參選團隊至少有一名馬來裔、印度裔或其他少數族群成員。2025年大選採用18個集選區和15個單選區，少數族群議員的存在由候選人組合規則提供保障。新加坡選舉局

學校讓孩子共同學習，組屋讓家庭成為鄰居，集選區讓主要政黨必須推出少數族群候選人。新加坡的族群融合很大程度上依靠這些具體規則運轉。

印度裔家庭收入較高，人均數據透露了另一面 

2020年，新加坡共有36.23萬印度裔居民。其中21.69萬人出生在新加坡，11.14萬人出生在印度，另有一部分出生在馬來西亞、斯里蘭卡及其他地區。

換算下來，約40%的印度裔居民出生於新加坡以外，印度出生者占印度裔居民的30.7%。

新移民比例會明顯影響教育和收入數據。

許多獲得永久居民身份的印度籍人士，本身就是跨國公司招募的工程師、金融從業者、醫生和技術管理人員。他們進入統計樣本時，已經完成高等教育。

2020年，25歲及以上印度裔居民中，擁有大學學歷的比例為41.3%，高於新加坡居民整體的33.0%和華裔的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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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印度裔的這一比例為36.8%。十年間提高4.5個百分點。

職業結構呈現同樣特點。根據2020年人口普查，在18.98萬名印度裔就業居民中，約3.31萬人屬於高級官員和管理人員，4.84萬人屬於專業人員。兩類合計約占42.9%，略高於全體就業居民的39.7%。

若把技術人員也計算在內，印度裔的專業、管理和技術崗位占比約為62.9%。

收入數字更容易製造「印度裔最富」的印象。2020年，印度裔家庭月工作收入中位數為8500新元，高於華裔家庭的7972新元和全體家庭的7744新元。

2010年，印度裔家庭的這一數字為6000新元，十年名義增幅約42%。

換成人均口徑，排序發生變化。

印度裔家庭每名成員的月工作收入中位數為2521新元，華裔為2603新元。印度裔家庭的總收入較高，家庭人口、雙職工比例和家庭結構分攤了這項優勢。

高學歷群體的存在，也會遮住收入分布的下端。2020年，仍有18.3%的25歲及以上印度裔居民沒有完成中學教育。

社區內部同時存在銀行高管、律師、醫生、小商戶、清潔工和低收入家庭。

1991年成立的新加坡印度人發展協會長期提供補習、家庭援助、青年發展和財務支持，成立目的正是改善印度裔群體的教育和社會經濟狀況。

泰米爾語進入國家制度，英語進入印度家庭「印度裔」在新加坡的公共表達，經常以泰米爾語言和印度教節慶為中心。

2020年，36.23萬印度裔居民中，泰米爾人約19.84萬，占54.8%；馬拉亞利人約2.67萬，印地語族群約1.86萬，錫克人約1.26萬，其他印度族群超過10萬。

宗教組成同樣多樣。2020年，15歲及以上印度裔居民中，57.3%信奉印度教，23.4%信奉伊斯蘭教，12.6%信奉基督教，3.9%信奉錫克教等其他宗教，2.2%沒有宗教信仰。新加坡人口普查宗教數據

這意味著，一名印度裔新加坡人可能講泰米爾語、馬拉雅拉姆語、旁遮普語、印地語或英語，也可能去寺廟、清真寺、教堂或錫克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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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於1912年的新加坡中央錫克教堂

政府用「印度裔」這個統計類別安排母語教育、住房配額和政治代表，類別內部仍有大量差異。

語言變化最能反映社會融入的速度。

2010年，41.6%的印度裔居民在家中最常使用英語，2020年升至59.2%；同期，最常使用泰米爾語的比例從36.7%降至27.4%。英語幫助年輕人進入大學、金融機構和跨國公司，也使部分家庭的祖輩語言逐漸退出日常交流。

文化的公共能見度則持續提高。

屠妖節早在1929年就成為公共假日；小印度從牛隻交易和勞工聚居區，發展為餐飲、黃金、紡織、旅遊和節慶消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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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文化遺產中心

2015年開放的印度文化遺產中心，開始以國家博物館體系保存南亞移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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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屠妖節期間的小印度

印度文化已經走出家庭和寺廟，進入公共假期、城市景觀和旅遊消費。與此同時，英語家庭增加、泰米爾語使用下降，也讓文化傳承逐漸依賴學校、媒體和公共機構。

從拉惹勒南到尚達曼，政治地位為何高於人口占比 

印度裔參與新加坡政治的時間很早。開國領導人拉惹勒南曾任文化部長、外交部長和副總理，並起草新加坡國家信約。「不分種族、言語、宗教」這句話，出自一名斯里蘭卡泰米爾裔政治家的筆下。新加坡國家檔案館

1981年，工會領袖蒂凡那成為新加坡第三任總統。他曾領導全國職工總會，並推動成立職總英康保險、康福計程車合作社和職總平價超市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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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任新加坡總統蒂凡那

新加坡總統府 1999年至2011年，塞拉潘·納丹連續擔任兩屆總統。此後，尚達曼先後擔任教育部長、財政部長、副總理、金管局主席，2023年當選總統。

三名印度裔先後進入總統府，拉惹勒南、達納巴蘭、尚穆根等人長期擔任關鍵部長。

這個現象與英語教育、文官選拔和人民行動黨的多族群候選人安排有關。印度裔人口規模較小，受過英語教育的專業人才比例較高，法律、財政、外交和公共管理成為較常見的晉升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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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總統尚達曼

尚達曼的70.41%得票可以說明，印度裔身份沒有構成全國性選舉的固定障礙。

這個數字也無法覆蓋全部生活經驗。

2019年一項覆蓋約2000人的種族關係調查中，67%的印度裔受訪者表示曾因種族受到負面對待，62%提到膚色因素。住房租賃、求職和日常刻板印象，仍會讓一部分人感到族群邊界的存在。

總統選舉體現全國接受度，租房和求職反映日常接觸。兩組材料放在一起，新加坡印度裔的政治地位與社會體驗才顯得完整。

新移民帶來了第二次重組 

1990年代以後，新加坡發展金融、軟體、諮詢、生物醫藥和區域總部經濟，對英語熟練的技術人才需求增加。印度擁有規模龐大的工程師和信息技術人才供給，新加坡成為其中一部分人的工作和移民目的地。

2005年簽署的新印全面經濟合作協定，後來成為本地就業爭論的焦點。新加坡政府多次說明，協定沒有賦予印度公民自動就業資格，申請者仍需滿足工作準證的工資、學歷和職位要求。

政府同時承認，科技行業聚集了較多印度籍員工，部分企業存在國籍集中、本地求職者競爭壓力和職場歧視問題。

城市另一端，還有來自印度及南亞其他國家的建築、船廠和石化工人。工作準證制度允許建築企業從印度等「非傳統來源地」招聘勞工。這類准證通常由僱主申請，沒有統一最低工資要求，期限一般不超過兩年，也不能攜帶家屬。

截至2025年12月，新加坡共有163.57萬名外籍勞動力，其中就業准證持有人20.33萬，建築、海事和流程工業的工作準證持有人48.26萬。

官方公開表格沒有完整列出各國人數，印度同時是高技能人才和建築勞工的重要來源地。

於是，同一座城市裡出現了兩個差異明顯的印度移民形象：一個在濱海灣和樟宜商業園上班，從事銀行、科技和諮詢；另一個住在勞工宿舍，周末前往小印度購物、匯款和見朋友。新加坡本地出生的印度裔還要面對第三種處境——他們擁有公民身份和本地成長經歷，卻時常被外界與剛到來的印度籍雇員混為一談。

印度裔走到了什麼位置 

從經濟數字看，印度裔居民已經大量進入管理、專業和技術崗位，家庭收入處於較高水平。把數據拆到家庭成員、教育下端和不同准證群體，內部差距隨即顯現。

從政治位置看，印度裔進入總統府、內閣、法院和文官系統已經形成連續記錄。集選區制度保證少數族群不會從議會消失，尚達曼的得票則顯示，一名印度裔政治人物可以跨越族群邊界獲得支持。

從文化生活看，泰米爾語、屠妖節、小印度和印度文化遺產中心擁有穩定的公共空間。英語使用上升又在改變家庭語言，年輕一代與祖籍地的聯繫更多通過節慶、宗教、影視和旅行維持。

從社會關係看，學校、組屋和國民服役增加了不同族群的接觸機會，租房、求職、膚色偏見和新移民爭議仍在製造摩擦。

新加坡印度裔的發展，因而很難濃縮成「少數族群逆襲」。殖民時代的勞工、商人和文員留下不同起點，建國後的學校與住房政策擴大了流動機會，全球化又引入一批高學歷移民和大量短期勞工。

總統府里的尚達曼、銀行里的程式設計師、小印度的金店老闆和宿舍里的建築工人，共同構成了今天的新加坡印度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