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代新加坡華人社會文化構建的困境 URL: https://www.shicheng.news/zh-hant/v/je6gV Published: 2020-12-21 Source: 獅城新聞 雖然新加坡華人在新加坡人口當中占據多數，但是當地華人也面臨著其社會文化構建的困境。本次東協快閃特邀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廈門大學博士、華中師範大學教育部區域國別研究中心副主任彭慧博士就本次主題展開演講。本次講座文字內容整理如下，以饗讀者。 一、新加坡首次去華化文化運動與新謠運動的興起 自上世紀六十年代新加坡獨立開始，李光耀就放棄了原先欲作為以馬來語為共同語的政策，轉而恢復殖民時期英語的主流地位。人民行動黨也將原來的中學改制計劃付諸實施，華文教育納入英文教育的軌制，英校統一華校。當時整個華社反應很大，1965年10月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因為對這個問題不滿而提出要求，希望華文重新受到官方的承認。當時李光耀就說：「你們這樣說話是很不聰明的，會嚇壞馬來人和印度人以及新加坡的其他民族」，從此新加坡非官方的華人階層再沒有人提出華族文化占主流、公開提升華文地位的要求。所以華文就被作為非官方的語言，雖然列在四大語言之一，但是和被列為公共語言的英文相比作用越來越小。 60年代到80年代，新加坡快速進入都市化和現代化的進程，慢慢被西化，也是新加坡慢慢失去華族文化的一個時期。面對西方文化及全球化的衝擊，失去民族文化之根的新加坡華族開始陷入彷徨，就在此時期，以大學生為代表的華族青年，掀起了一股緬懷過去、反思當下的新謠運動。新謠運動是由年輕人創辦的類似於校園民謠的活動，這些學生是華校生，接受過華文教育，所以當時這些年輕人面對新加坡華族文化處於弱勢的形勢產生焦慮而找不到認同感。南洋大學是新謠的誕生之處，南洋大學詩社發表詩樂，後來新謠運動一炮而紅，這些歌曲的主要內容有以下三類：即對童年時代的懷念、青年的心理彷徨以及對社會現實的關注與批判。 90年代以後，原先的一批老華校生已進入中年，新謠也由於商業化操作而失去原本的社會關懷，巫啟賢等紅極一時的新謠歌手則轉戰其它國家地區。然而，這十年間的新謠運動卻影響不衰，百勝樓因是第一場新謠新歌發表會《海蝶逐日》的舉行地點而成為華族文化的聖地。 二、新加坡構建華族文化的再次嘗試與七月歌台 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新加坡西化嚴重，為了防止新加坡受到西方思想的侵蝕，面對華文的邊緣化，李光耀開始重新推崇儒家思想，並自1983年開始推動「講華語運動」。開展此運動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確立新加坡華語在新加坡的主流地位；二是對方言的收集。 方言是海外華人的文化基礎，在新加坡，除了正宗華語之外，還有多種方言存在，而這些方言在新加坡被使用的比例很大。但是近年來，方言使用人數銳減，尤其是在年輕一代，使用方言的人數更少。面對方言逐漸衰弱的情況，新加坡政府採用各種方式來恢復日漸衰落的方言。其中，七月歌台就是一個很好的措施。所謂七月歌台指的是，在新加坡每年七月份中元節那天，會有很多歌手以方言演唱進行表演。隨著方言復興運動的開展，這種方言演唱表演並不僅僅局限於七月，一年當中的其他時間也會出現。七月歌台本質是一個不同文化結合的產物，在歌台舉辦的時候，無論是社區還是企業，都會舉行相關儀式，祭祀和表演是同時進行的。在政府的支持下，歌台成為了方言傳承的媒介。90年代以後，由於歌台表演形式不受到年輕一代喜愛，新聞媒體對歌台的關注也越來越少，這種「草根文化」即將面臨沒落。在這一草根文化行將沒落、即將成為歷史記憶時，擅長講述本地小人物故事的新加坡導演陳子謙重新撿起這一文化議題，拍攝了兩部以歌台為主題的電影《881》和《12蓮花》，將本地的歌台文化又重新帶回華族文化的視野中。這兩部電影在新加坡引起了很大的轟動，又重新引起了年輕一代的注意。此後，作為唯一可以用方言進行的大型文化活動，歌台文化似乎又有復興之勢。 三、華文書屋的興衰 華文書屋的興衰是新加坡華人文化變化的一個縮影。上世紀20年代中後期，在新加坡開始出現個別出售華文書籍的書屋或書局，此時書屋的建立並沒有形成規模，僅僅是店主為了養家餬口而選擇的營生。二戰結束至70年代中期，華文書屋的發展迎來了黃金期，並且達到鼎盛。據統計，新加坡華人書屋數量在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共有230多家。這在海外總體華人書屋數量不多的情況下，新加坡的數量算是一個比較多的地區。在新加坡，華人書屋比較集中的地方是樟宜路、武吉知馬等地區。在這20年中書屋之所以數量較多的原因是在這期間新加坡掀起了一股中華文化熱。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看，這個時期新加坡尚未獨立。為了反對英國殖民統治，增強華人凝聚力，華人文化熱涌動了起來。著名的南洋大學也在這期間創立，由此可見華人對凝聚文化的積極性。 20世紀70年代末華人文化熱開始走向衰落，到了80年代，華文書屋的輝煌不再，發展受到諸多限制。新世紀以來，華人書屋的發展非常困難。首先，英文學校的普及，華校的關閉，華文學習者的減少直接造成華文出版物的受眾減少。其次，網際網路發展改變了人們的閱讀習慣。最後，一些大型連鎖書店對華文書屋造成很大衝擊。華文書店的減少並不意味著新加坡書店的消亡，新加坡依然有許多國際知名的大型連鎖書店，譬如日本的紀伊國屋等，但書店內大部分以英文書為主，華文書較少。華文書屋仍然存在，但有華文文化底蘊的書籍越來越少。 現在華人書屋仍然有不少堅守者，大多集中在百盛樓書城，可以算作是現在華人文化的一個象徵，百盛樓也因賣華文書而得名。百盛樓里的華文書屋都比較小，書籍也不多，但在新加坡這樣的國家能夠堅守下來已經實屬不易。書店裡的書大多是從香港、台灣和中國大陸進口的，也發現了暨大、廈大等同行的著作。書店人跡寥寥，生意清冷。現今經營華文書屋的業者可以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已過花甲之年的老一輩華人，他們大多在上世紀中後期就已經涉足這一行業，並堅守書屋數十年，他們也是華文書屋由輝煌走向衰落的見證者；還有一類業者是年紀尚輕的華人，他們當中有的是子承父業，有的是新移民到新加坡創業而投身這一行業（新式書屋）。 第一類的典型代表是新加坡無人不知的「草根書室」。「草根書室」的創辦者是新加坡的文化界名人英培安。英培安曾在香港居住多年，1995年決定返回新加坡投身華文文化建設，便創辦了該書室。「草根書室」和其他華文書屋的不同之處在於這個書店主要是售賣華文的文化類書籍。相反，百盛樓其他華文書店為了維持生存，紛紛商業化，兜售教材（華文是新加坡的必考科目之一）。 2015年上半年，「草根書室」還開設在百盛樓的對面，一個十幾平米的小店。裡面除了有文化類的華文書籍，還有英培安自己的著作。2015年的下半年，「草根書室」由於高昂的租金開始搬遷，也增添了投影、咖啡等商業化內容來維持生存。 第二類業者是新移民。新移民當中有一部分便是年輕的文化界移民人士。他們為了迎合年輕人的需求，創辦的多是新式書屋。但書店數量比較少，影響力也很小。總體而言，新加坡的華文書屋已經非常衰敗，未來能否繼續堅持下去也未可知。 四、新加坡式英語的流行 新加坡人說的英語非常難聽懂，這不僅是一個語言問題，還上升為包含著身份認同、國家建構和草根反抗元素的一種有趣的現象。雖然新加坡在國族建構中將英語發展成為各民族之間共通的語言，很好地運用了語言作為交流工具的功能，但語言的另一大功能——文化象徵卻在這一過程中受到了衝擊。很顯然，新加坡政府建立的英語環境在一定程度上將各種族和他們的民族情感強行剝離了。所以新加坡式英語在這種背景下產生了。 新加坡式英語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世紀英國殖民者在新加坡開辦的學校教育。現在新加坡式英語發展成為了一種混合了馬來語、泰米爾語、中文等多國方言的語言。在語音、語調上，新加坡式英語h的語調是向下的，而且多會加「ah」、「lah」、「lor」、「hah」和「mah」等尾音，並且詞語是一個一個的蹦出來，聽起來頗似機關槍掃射；在詞彙方面，新加坡式英語中的許多詞彙都是借用閩南語詞彙而來；在語法上， 新加坡式英語很明顯帶有中文語法的形式。 政府對新加坡式英語的發展基於以下兩點原因持反對態度。首先是基於效率訴求——如果人們說的新式英語讓別人，尤其是外國人很難聽懂，那語言就失去其交流的最基本功能了。在2000年，新加坡政府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講好英語的運動（Speak Good English Movement）」（SGEM），提倡國民在公共場合說標準英語。其次，政府也不贊同草根民眾十分重視的新加坡式英語的身份認同功能，強調維繫身份認同的是各族人民的母語，母語才能為人們帶來價值觀念、傳統文化和獨有的認同感。 《海峽時報》在2016年的5月至8月發表了10篇關於新加坡式英語的評論，《聯合早報》在2016年的8月至11月發表了8篇評論人士對新加坡英語的不同看法，各方報道中更不乏請來普通民眾分享自己的經歷以現身說法。歸結起來，民眾對於新加坡式英語的觀點主要分為兩類：一部分人十分擔憂新加坡式英語的發展帶來不良的社會影響；另一部分人則認為這種擔憂是不必要的，反而覺得應該重視新加坡式英語的地位。 ![當代新加坡華人社會文化構建的困境](https://www.shicheng.news/images/image/1657/16570631.avif?1619428568) 五、新加坡政府華族文化建構的矛盾與困境 縱觀這幾十年政府的強力介入和建構，其力圖打造的新加坡式「華族文化」卻一直難以成形，從而導致中下層普通華人在文化上無所適從。其原因主要在於政府的種族和文化政策內部存在著三大難以解決的矛盾與張力，使得其國族政治性認同與文化認同錯位，從而造成華族文化上的困惑、掙扎與彷徨。 首先，新加坡政府對待不同族群的矛盾性政策導致華族文化易被解構和稀釋。 新加坡政府對不同族群的政策是不一樣的，比如政治競選上的候選人族群百分比、撥款上的少數族群傾向、參政上的華人個體參與限制以及自上而下推廣可以代替華語的方言。 其次，新加坡政府的文化政策本身存在建構性與原生性的矛盾。其實原生與建構並不矛盾，但是需要增加材料來增加政策的推廣能力。但是振興華文教育與文化存在很大的矛盾，比如南洋大學與新加坡大學的合併，以及後來南洋大學的拆分與合併所建立起來的南洋理工大學。 最後，新加坡華族文化建構過程中有著中華源流與本土化之間的矛盾，而這一矛盾牽扯上政治認同後就更加複雜。例如新加坡的國慶大會，李顯龍在活動上說新加坡的文化已經形成了一個鮮明「南洋風格」，結果招致輿論批判和討論。有人認為「南洋」是一種中國視角下的風格，他們應該要有自己的文化自信，還有自身的文化獨特性，以剝離中國文化的影響。 由於新加坡的功利性主義，導致很多矛盾將長期存在。新加坡有一種物化文化傾向存在，整個國家被形容為像一個「公司」。所以新加坡在進行政治建構的同時，其文化建構與身份認同卻未能與政治建構同步。 總體看來，新加坡國族建構優先論導致了華族文化在建構時矛盾重重，政府實用、功利且多變的政策使得中下層本地華人文化上處於焦灼、彷徨的狀態。這種現象一方面反向影響了本地華族文化的發展，使得新加坡華人的文化認同形成滯後於其政治認同，另一方面也間接阻礙了近年來新移民的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