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徒老去，攤位消失：新加坡古蘇島朝聖傳統正面臨代際斷層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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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2026-10-06
Source: 獅城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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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對於胡先生（Mr Hoo Tiang Lai）來說，古蘇島（Kusu Island）的朝聖季曾經意味著一個熱鬧非凡的月度盛事。那時，無數的小販攤位和紀念品店林立，服務於成千上萬前往島上兩處宗教聖地參拜的信徒。

如今，這場年度朝聖活動變得安靜了許多。這位在朝聖季經營攤位超過40年的65歲老人表示，參與人數在下降，攤位也越來越少。

「以前這裡有20個攤位，由很多不同的業主經營。競爭非常激烈，我們得通過投標才能拿到攤位，」售賣飲料、麵條和小吃的人胡先生回憶道，「那時候人們認為古蘇朝聖季肯定人山人海，所以願意花錢去投標。」

今年從10月10日開始的朝聖活動，僅剩下三個餐飲攤位和一個紀念品攤位。

這反映了近年來訪客人數持續下滑的趨勢。根據新加坡土地管理局的數據，2019年的訪客人數約為3萬人。在疫情期間的防疫限制下，2020年下降至約1.12萬人，2021年約為9400人，隨後在2022年回升至約2萬人。

2023年，由於大伯公廟（Tua Pek Kong Temple）慶祝百年慶典，人數達到2.25萬人。但隨後在2024年下降到約1.85萬人，2025年則進一步降至約1.55萬人。

在年度朝聖期間，信徒們會前往寺廟參拜，並攀登152級台階前往聖墓（keramat），在兩處聖地焚香祈禱。

## 信徒老齡化



相關人員指出，信徒群體的老齡化以及年輕一代缺乏認知，是人數下降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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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輩的人已經去世了。年輕人並不真正了解古蘇島，他們覺得這裡只是個野餐地點，」胡先生說。

古蘇島聖墓的管理員伊沙克·薩姆斯丁（Mr Ishak Samsudin）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

這位65歲的管理員說：「孩子們通常只是跟著父母來。當父母去世後，他們就不再來了，所以人群變得越來越少。」

大伯公廟的管理員席先生（Seet Seng Huat）表示，訪客減少的部分原因在於年輕一代缺乏相關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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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自1986年起擔任管理員的78歲老人說：「他們不知道這次朝聖的意義，而老一輩也沒能說服他們一起參與或去深入了解。」

「古蘇朝聖實際上非常有意義。它傳承了這麼多代，在我們出生之前就已經在舉行了。」

席先生和伊沙克先生提到，馬來西亞訪客的數量隨時間顯著下降；伊沙克回憶說，他們曾經占據了所有信徒的一半以上。

運營前往新加坡南部島嶼渡輪服務的「新加坡島遊輪與渡輪服務公司」經理李國利（Mr Li Guoli）表示，他的公司近年來也觀察到馬來西亞遊客的減少。

他分析道：「新加坡元兌馬來西亞林吉特走強可能是一個因素，因為對於馬來西亞遊客來說，前往新加坡旅遊變得相對昂貴。」

文化遺產觀察人士也注意到了這種代際轉移。達馬佩薩達大學（Darma Persada University）客座教授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表示：「年輕人可能會將此視為一種過時的迷信，認為它在自己的精神生活中並不重要，而是一個可選的文化活動，而非日曆上必須參加的事件。」

「城市主義者新加坡」（The Urbanist Singapore）的創始人何永民（Mr Ho Yong Min）補充說，交通便捷性也是一個問題。

他說：「你只能乘渡輪到達，島上不能過夜，而且聖墓位於100多級台階之上——對於那些最虔誠但年事已高的信徒來說，這是一個真正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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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攤位與捐款雙雙下滑



人群的減少也削弱了朝聖活動周邊的生態系統，例如小販攤位和紀念品店。

胡先生說，以前大約有12個紀念品攤位售賣鑰匙扣、護身符以及以古蘇島標誌——烏龜為主題的商品，而今年僅剩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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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65歲的攤主在工作日僱傭約五名全職員工，周末則在家人幫助下增加到10人。

他回憶說，下滑始於大約20年前，當時攤位數量降至約五個。

「現在沒人想做這個了。以前有兩個老攤主做了很久，但他們去世後，沒有人接手他們的生意，」他說。

運輸和布置桌椅等設備的隱藏成本，使得這項業務難以長期維持。胡先生說，一些初次嘗試的人經歷了慘痛的教訓，到朝聖月結束時幾乎沒賺到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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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遠離大陸，物資供應也需要精心計劃。

「這不像在大陸，如果我想要五包粿條，直接給供應商下單就行。在這裡，如果東西不夠，打電話訂貨得在這裡等三個小時。」

隨著訪客人數的下降，寺廟和聖墓的捐款也大幅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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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沙克先生表示，朝聖月通常是古蘇島一年中人流量最高的時候，也是聖墓收到捐款最多的時期。他20多年前從父親手中接管了這份工作。

他說，這些年捐款減少了「很多」。「實際上，通過銷售香燭的情況，我們就能看出當天的客流量，」他說。

他的父親曾僱傭20名全職員工在聖墓工作，白天維護場所並引導信徒祈禱。當伊沙克接手時，為了控制成本將人數減至10人，在過去兩年中進一步減至5人。

他表示，包括交給政府的租金、保險和運輸在內的每月成本總計約2萬新加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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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先生說，大伯公廟的捐款同樣在下降。「捐款減少了很多，但我們盡力管理，」他說。

不過他指出，由於渡輪服務更加頻繁，人們在一年中的其他日子也會造訪，因此寺廟現在對朝聖季的依賴程度降低了。

「那些每天來祈禱的人也會捐一點。以前只有在古蘇朝聖期間才有人來。現在渡輪每天運行，幾乎每小時一班，所以我們不需要只依賴朝聖人群，」席先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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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見一次面」



對於胡先生來說，在朝聖季到古蘇島擺攤不再是為了盈利，而是為了與老友相聚並服務信徒社區。

「我們在這裡住一個月，不去大陸，」他說，「我們彼此都認識，包括寺廟和聖墓的人。所以每天晚上我們會聚在一起聊天；這像是一種友誼。一年見一次面。」

伊沙克先生認為，這次朝聖是一個獨特的活動，體現了新加坡多元種族和多元宗教的身份，吸引了不同宗教背景的訪客來到島上的兩處聖地。

「他們來這裡可能不完全是為了祈禱，而只是為了表達敬意，」他說，「維護這項遺產非常重要，因為如果這種地方消失了，就真的徹底沒了。」

75歲的維克多·岳（Mr Victor Yue）近二十年來每年都會前往古蘇島。

自2006年起，他一直為雄羚音樂協會（Siong Leng Musical Association）協調行程，該協會每年在島上進行傳統的南音表演。岳先生說，該團體通常約100人，其中一些人每年忠實回歸，另一些則是好奇的本地人和外國人。

「大多數新加坡人在古蘇朝聖時，會先去大伯公廟祈禱，然後上山到聖墓向拿督奶奶（Datuk Nenek）表達敬意。這非常有趣，因為那裡的人會用馬來語和福建話混合的方式幫你向拿督祈福，」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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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示，年輕訪客尤其覺得這一點很獨特，經常記錄這個過程。「所以對他們來說，這更像是一件有趣的事，而不是非常嚴肅的宗教活動，」岳先生說。

對於15歲的 Dylan Sim 來說，這次朝聖有著不同的分量。

這名中三學生曾兩次前往：第一次是10歲時隨外祖父母前往，第二次是去年隨他的道教團體——全真文化協會前往。

他說，去年的訪問充滿了酸楚。

「我小時候是外祖父母帶我去的。我的外祖父已經不在了，他在那次旅行一年後去世，」他說，「所以當我回去時，勾起了我的回憶，重新走一遍我們一起走過的路非常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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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在第一次旅行時，他對朝聖的意義知之甚少，是外祖父母在渡輪上向他解釋的。

Dylan 認為，他的同齡人了解得更少。

「我意識到在我的這一代人中，沒有多少人會去了解這樣的傳統，比如大伯公廟的故事，以及這座島為什麼被稱為『龜島』之類的，」他說。

他補充說，社交媒體上關於朝聖的內容往往吸引的是年長觀眾，而非他的年齡組。

「我認為讓更多青年或青少年參與並認可這座島是非常重要的，讓人們去那裡了解它的歷史和過去的故事。在遠離大陸的地方有這樣一個地方，是非常特別的，」他說。

## 僅存的少數朝聖傳統



「城市主義者」的何先生認為，將古蘇朝聖描述為新加坡少數僅存的本地朝聖傳統之一，即使是保守說法也是恰當的。

「一個多世紀以來，華人信徒和馬來信徒通過同樣的航線前往古蘇島，經常訪問與自身傳統之外相關的神聖空間，」他說。

「我們大多數的宗教活動都在市區內進行。而古蘇島要求人們真正地出海，前往一個不能隨意進入的地方。這種與日常生活的分離，正是使其成為一次『刻意朝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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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su」在福建話中意為「烏龜」。傳說一隻巨龜化身為陸地，救了兩個遇難的水手，一名華人，一名馬來人。

何先生表示，如果參與度繼續下降，新加坡面臨失去的不是島嶼本身的傳說（因為傳說仍可以通過書籍或網絡講述），而是作為一種被信仰和實踐的傳說。

「面臨風險的是，人們選擇每年前往並成為其中的一部分，從而讓傳說保持生命力。」

吉布森教授說，這次可以追溯到19世紀40年代的朝聖活動，也將新加坡與更廣泛的地區聯繫在一起。馬六甲附近和北雅加達也有類似的聖墓與大伯公廟相結合的場所。

「我們總會有這類活動的紀念形式。但如果活動本身停止舉行，或者變得純粹是形式主義或為了遊客而做，那麼它就失去了一些無形的東西。」

遺產觀察人士表示，努力的重點應放在保留朝聖的意義和延續傳統上，即使社區在萎縮。

「我不認為人數會恢復，我也質疑將人數作為目標是否正確。導致下降的力量——世俗化和信徒老齡化——是結構性的，而非情感性的。遺憾的是，我認為一場宣傳活動無法扭轉這一點，」何先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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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如此，他認為讓古蘇故事煥發新生的努力（包括將其納入今年的新加坡之夜節）是「令人鼓舞的」。

吉布森教授表示，信徒人數的下降是「任何代表過去的文化機構在尋求現代相關性時都必須面對的問題」。

「如果你把它變成一個比現在更像的旅遊景點，我認為它會被淡化，變成一種簡單的姿態，我認為那也不是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案。」

然而，何先生表示，島嶼的娛樂吸引力為延續古蘇故事提供了機會，他注意到一些年輕的新加坡人已經帶著孩子來到島上遊覽潟湖和烏龜保護區。

「差距在於如何通過更好的現場解讀，將這種訪問與旁邊的歷史聯繫起來；在年長信徒還能講述時記錄口述歷史；並給學校和遺產團體更多理由在朝聖季組織正式的訪問，」他說。

吉布森教授建議，除了政府倡議，保護朝聖也可以是一項基層努力，由參與者自己控制其方向。

「這種損失將是深遠的，但最終，如果人們不再感興趣將其作為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那麼你無法強迫他們這樣做，」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