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US聚焦亞洲氣候未來：僅靠「臨時補丁」，為何追不上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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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2026-11-03
Source: 獅城新聞

NUS ARI · ASIAN CLIMATE FUTURES

洪水之後修堤、風暴之前建避難所，夠了嗎？

亞洲需要的不只是應急措施，也是一場關於能源、發展與公平的系統轉型

冰川崩塌、極端洪水、超級颱風……亞洲正處於全球氣候危機的前線。

更不公平的是，許多受災最嚴重的社區，對造成氣候變化的歷史排放貢獻相對有限，卻率先承受生命、住房與生計損失。

在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所（NUS ARI）25周年傑出講座上，來自學術界、法律界和社區實踐領域的嘉賓共同討論了一個緊迫問題：

亞洲如何在保護當下受影響人群的同時，

改變持續製造風險的發展方式，並建設更公正的氣候未來？

耶魯大學麥克米倫國際與區域研究中心主任Sunil Amrith教授提出三條需要結合的路徑：**保護脆弱群體、加速清潔能源轉型，以及重新認識人類與自然的相互依存**。

## 01｜第一條路徑：先保護正在受災的人



面對已經發生的氣候衝擊，務實的適應措施不可或缺。

孟加拉國正在重新設計風暴避難所，使空間更能照顧女性的安全與需求，也允許撤離家庭安置牲畜。這個看似細小的調整非常重要——對許多家庭而言，牲畜就是主要資產和生計來源。

真正有效的氣候適應，不能只計算建築能容納多少人，還要理解誰最難撤離、誰容易在避難過程中遭遇風險，以及災後如何繼續生活。

亞洲各地還需要更完善的預警、醫療、降溫空間、防洪設施和社會保障，讓極端天氣不會進一步放大原有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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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措施是救命的第一道防線，

但如果排放與不可持續發展不改變，防線就會不斷面對更強衝擊。

## 02｜為什麼「氣候務實主義」還不夠？



Amrith教授指出，只處理眼前損害，卻不改變危機根源，可能像用創可貼應對大出血。

亞洲各國建設海堤、避難所與排水系統十分必要，但煤炭、石油和天然氣仍在區域能源結構中占據核心位置，城市擴張和資源密集型發展也繼續製造新的風險。

如果升溫趨勢持續，今天按歷史標準設計的防護設施，明天可能就不足以應對更頻繁、更極端的災害。

因此，適應不能替代減排。兩者必須同時推進：

● 適應行動降低已經無法避免的損害

● 減排行動控制未來風險繼續升級

● 公平政策確保轉型成本不會再次落在弱勢群體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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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第二條路徑：清潔能源轉型不能只等市場



亞太地區的脫碳進展在部分領域快於預期，可再生能源也在持續擴張，但化石燃料依賴依然深厚。

Amrith教授認為，能源轉型不能只依靠市場價格與企業自發選擇。電網、公共運輸、儲能、產業升級和勞動者轉崗培訓，都需要政府行動、公共投資與長期基礎設施規劃。

市場可以推動成本下降和技術創新，但它通常不會自動解決以下問題：

偏遠及低收入社區能否負擔清潔能源？

依賴化石燃料產業的勞動者如何轉型？

跨境電網和區域能源合作由誰協調？

短期成本與長期公共利益如何平衡？

這意味著，所謂「能源轉型」不僅是替換髮電設備，也是一項涉及就業、產業、土地與社會保障的公共政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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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第三條路徑：不再把人類與自然分開



傳統發展思維常把自然視為可以提取和管理的資源，把生態保護當作經濟增長之外的附加任務。

Amrith教授提出一種「非二元」的視角：人類健康、經濟安全與生態系統健康並不是相互分離的目標。

河流污染會影響飲水、農業和生計，森林退化會改變洪水與高溫風險，海岸生態受損也會削弱社區面對風暴的天然屏障。

在印度和孟加拉國，部分法院曾承認河流具有法律人格，反映出法律體系嘗試納入超越單一人類中心的生態視角。

這類做法仍存在權利如何執行、由誰代表自然及與現有治理體系如何銜接等複雜問題，但它提出了重要問題：自然是否只能作為財產存在，還是也應成為法律和政策需要主動保護的主體？

## 05｜法律能否為受災社區爭取責任與聲音？



在講座後的討論中，NUS亞太環境法中心主任Jolene Lin副教授介紹了亞洲社區通過法律途徑尋求氣候問責的努力。

菲律賓部分受災社區正針對Shell提起法律行動，指稱該公司對氣候變化造成的損害負有重要責任。相關社區曾遭受2021年超級颱風「雷伊」的嚴重衝擊。

這類氣候訴訟面臨因果關係、司法管轄、證據和企業責任邊界等重大障礙。案件仍在推進，相關主張不等於法院已經認定企業承擔法律責任。

氣候訴訟的意義不只在於輸贏。

它也可能讓受影響社區進入公共討論，推動證據披露，並重新審視損害應由誰承擔。

法律改革還有更安靜的一面。社會林業制度讓東南亞地方與原住民社區參與森林管理，不再把保護完全交給國家機構。它既承認社區知識，也把生態治理與當地生計連接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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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社區不是「被幫助的對象」，而是行動主體



來自印度尼西亞巴厘島的數字廢物管理初創企業Griya Luhu，展示了另一種氣候行動路徑。

團隊通過數字工具和社區教育推動垃圾分類，並鼓勵居民自己組織鄰里環境行動。其核心並不是把一套外部方案交給社區執行，而是讓居民擁有問題定義、方案設計與長期運營的主動權。

這種參與還會調用當地文化資源，例如強調人與自然和精神世界平衡的「Tri Hita Karana」理念，以及巴厘島「寧靜日」傳統。

文化並不能替代基礎設施和公共政策，但它會影響人們如何理解環境責任、建立信任並維持集體行動。

## 07｜NUS亞洲研究所：讓亞洲經驗進入全球氣候討論



這場活動於2026年10月14日在亞洲文明博物館舉行，是NUS亞洲研究所成立25周年系列活動之一，吸引約130名政策制定者、學者、NUS校友及公眾參與。

討論沒有給出一套可以套用於所有國家的單一答案。相反，它呈現了亞洲氣候行動必須同時處理的多重張力：

眼前救災與長期減排

經濟發展與生態邊界

政府能力與社區自主

全球責任與地方承受的損害

政府主導的發展曾造成生態和社會傷害，但完全缺席的政府也會讓脆弱群體失去保護。市場可以激發創新，卻不會自動實現公平。社區擁有地方知識，但仍需要資源、制度與公共基礎設施支持。

真正可持續的路徑，必須把這些力量組織起來，而不是期待其中任何一方單獨解決危機。

亞洲需要的不只是更快恢復災後原狀，

更要重新思考什麼樣的發展值得恢復和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