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判刑前先心理干預？新加坡司法新趨勢：用心理輔導打破「犯罪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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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2026-07-08
Source: 獅城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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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近五年以來，一名化名為 John 的男子一直生活在極大的不確定性之中。

每天醒來，他都深知自己犯下了性犯罪，並等待法院對其量刑的決定。他說，這種不確定性本身就是一種懲罰。

在等待期間，這位 33 歲的男子接受了一段時間的治療。在那裡，他直面了導致其陷入犯罪行為的色情成癮問題，正視自己造成的傷害，並為即將到來的任何判決做好心理準備。

「這給了我希望，」他在心理治療中心（C4P）接受採訪時告訴 CNA，他目前在那裡參加心理輔導和團體治療。

「來到這裡幫我重新找到了自我認同，讓我意識到我不僅僅是我的錯誤，我的錯誤定義不了我。」

John 是新加坡刑事司法系統一個日益增長的趨勢中的一部分：法院越來越多地在被告被判刑之前，就將其轉介至心理輔導和心理健康支持機構。

這一策略旨在解決犯罪的深層原因——如成癮、心理健康問題和有害的應對行為——並儘可能早地開始康復治療，從而降低再次犯罪的風險。

## 關鍵的干預窗口



對於許多被告來說，從被起訴到被判刑之間的時間可能長達數月，甚至數年。

在這段時間裡，有些人一邊與愧疚、羞恥感和不確定性作鬥爭，一邊失去了工作、人際關係和經濟穩定性。

心理輔導員表示，這是進行干預最重要的機會之一。

「對於任何涉及司法程序的人來說，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時刻，」C4P 高級輔導員 Melissa Zehnder 女士說。

「他們的生活經歷了劇變，面臨著巨大的焦慮和羞恥感。（我們）為他們提供一個安全空間，讓他們處理髮生的事情，審視現狀，並學習如何為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

John 是在去年 11 月，在律師建議他進行心理評估以支持法院減刑報告後，首次來到該中心的。

但治療很快就不僅僅是一次評估，它幫助他理解了自己的成癮問題和情緒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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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採訪中，佩戴電子腳鐐的 John 告訴 CNA，治療如何幫助他理解自己的成癮和情緒。John 成長過程中學業優秀，旅途廣泛，並建立了一份幫助他人的事業。但在這些成功背後，是他在青少年時期就開始的色情成癮。

「起初可能只是看一張色情靜態圖片，漸漸地變成了需要看視頻，」他說，「永遠沒有『足夠』的時候，然後成癮情況不斷惡化。」

由於對自己的成癮感到羞恥，他隱瞞了多年。這種情況隨後升級為偷窺行為，最終導致他犯下了性犯罪。

如今，治療不僅幫助他理解了成癮本身，還讓他明白了導致犯罪的選擇以及這些選擇造成的傷害。

「他們幫我建立了一種意義感，」他說，「現在，我可以看到發生在我身上的每件事都有其目的。即使是入獄也有目的。在裡面我可以做一些事情，無論是保持善良還是觸動他人的生活。」

## 不斷擴大的合作夥伴網絡



在過去的二十年里，新加坡法院擴大了這些早期干預措施。

2008 年國家法院首次開始與社區組織合作時，僅與兩家機構合作。

如今，這個網絡已增長到 19 個社區合作夥伴，包括 C4P、綜合護理機構（AIC）、家庭服務中心、新加坡銀帶組織（Silver Ribbon Singapore），以及社會與家庭發展部的成人保護服務和兒童保護服務。

隨著法院識別出那些可能從心理或社會支持中獲益的人員，轉介人數也在穩步增加。

2025 年，法院將 543 名法院用戶轉介給社區合作夥伴，高於 2024 年的 509 人和 2023 年的 443 人。當識別出心理健康困難、藥物濫用、家庭功能失調或有害應對行為等問題時，就會進行轉介。

資深法院社會工作者 Natalie Tan 表示，在判刑前提供支持可以讓康復工作儘早開始。

「在處理法院案件的同時接受心理輔導等臨時支持，能極大地幫助他們洞察自己的犯罪行為，」她說道。

「這符合法院對司法系統的承諾——不僅是懲罰性的，而且是康復性和修復性的。」

## 超越懲罰



C4P 在 2024 年推出了「問責、改變與轉型路徑」（PACT）計劃，旨在支持涉及司法的人員走過整個刑事司法過程——從被起訴、服刑到最終重新融入社會。

除了個人輔導，客戶還參加團體治療、家庭會議，並在出獄後繼續獲得支持。

自啟動以來，PACT 已服務 235 人，涉及的罪行從性犯罪、毒品犯罪到詐騙、盜竊、襲擊、騷擾和刑事恐嚇。

其中 119 人現已回到社區，他們要麼完成了計劃，要麼已重新融入社會，或者與中心的個案已正式結案。

據該中心統計，目前僅有 5 名參與者再次犯罪——再犯率低於 5%。Zehnder 女士表示，這一結果令人鼓舞，反映了該計劃的影響力。

對該中心服務的需求持續增長。C4P 在今年上半年接收了 78 個案例，而 2025 年全年的案例數為 80 個。

自 4 月起，該中心還與新加坡監獄署合作，在客戶服刑期間繼續提供輔導，確保支持貫穿整個康復旅程。

Zehnder 女士提醒，康復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始於對自身行為責任的承擔。

「這一切始於問責。如果不這樣做，我們就無法正視所犯的錯誤，也無法尊重受害者或受影響的人，」她說。

「如果我們能幫助（哪怕一個人）理解其行為如何傷害了自己和他人的話，並選擇停止傷害，我們就在讓社會變得更好。」

該計劃還與受害者合作，因為康復的目的不是為了原諒犯罪，而是為了防止未來的傷害。

Zehnder 女士認為，早期干預具有更廣泛的社會效益。當父母進入刑事司法系統時，犯罪者的子女往往會經歷不穩定或創傷，從而增加他們日後犯罪的風險。

「早期干預對於降低再犯風險至關重要，不僅是為了犯罪者，也是為了防止下一代走上這條路，」她說道。

「我們幫助他們理解導致現狀的路徑，然後為他們創造一條前進的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