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加坡往事，小漁村的逆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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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2021-07-21
Source: 獅城新聞

新加坡舊稱淡馬錫(Temasik)，也叫獅城(Singapura)。北隔柔佛海峽與馬來西亞為鄰，南隔新加坡海峽與印度尼西亞相望，毗鄰馬六甲海峽南口。雖然地理位置優越，但被開發之前，新加坡只是一個居民不足百人的小漁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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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現代歷史要追溯至19世紀初期，英國正擴張其在印度的版圖以及與中國的貿易。他們急需找到一個能夠讓其船隻停泊、維修的港口，以期在與荷蘭人的貿易競爭中取得優勢。

經英國駐孟加拉大總督批准，1819年1月29日上午，英屬東印度公司雇員，兼蘇門答臘島代理總督史丹福·萊佛士(Stamford Raffles)，率眾在新加坡河口登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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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佛士曾經是個苦孩子。14歲那年，被迫輟學到東印度公司倫敦總辦事處當一名小職員，整天幹些泡茶、掃地、夾文件、送資料，這類的雜事。萊佛士天資聰穎，智力非凡，堅持自學，進公司不過兩三年，便開始為公司起草、上報重要的文件。10年後，萊佛士被派到東方，當時東印度公司里的歐洲雇員，沒一個懂馬來語，但萊佛士到後不久就學會了當地方言，熟悉了馬來人的風俗習慣，深得印度總督明托勳爵的賞識，讓他負責從海路入侵爪哇的準備工作，後升任爪哇代理總督。

經過考察，萊佛士認為新加坡是一個理想的港口，港灣的對面有供船舶停靠的泊位，又有充足的材料供應；同時，在河流的低洼處可建避風港，有一片寬廣平坦的原野可開闢為城鎮，在港灣的兩側還有一些海島，有重要的經濟和軍事價值。萊佛士一眼看出，誰占領了這個港灣，誰就控制了海峽和印度與中國之間的貿易通道，於是萊佛士決定在這裡建立自由貿易港。

新加坡鎮

早期的新加坡缺乏資源，發展得差強人意，直到1824年才被英國承認為其殖民地。萊佛士給出的自由貿易政策過於高大尚，但免稅是誰都能聽懂看得見的「實惠」。馬來人、印尼人、印度人、華人紛至沓來。十九世紀後半葉到二十世紀初，中國的封建王朝崩潰，在風雨飄搖。從鴉片戰爭到太平天國，從義和拳到辛亥革命，中國經歷了長達百年的動盪不安。閩粵沿海的居民為了躲避戰亂，紛紛下南洋討生活。這些避禍求生的華人，為剛開埠的新加坡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資源。英國人的管理和海軍保護，讓新加坡成為一個可以安心賺錢的地方。

有人靠倒賣燕窩發家，有人靠販賣中國土產致富，有人憑手藝賺錢。無論是何種途徑，華人移民們只希望在這裡賺取一份家業，等到祖國安定時好榮歸故里。華僑人口呈幾何倍地增長，1860年新加坡總人口八萬，華僑就占了五萬，達總人口的63%。1901年華僑已增至16萬多，占總人口的71.8%，妥妥的主體民族。

新加坡人多房少，房屋往往是下店上屋（一樓臨街的成為商業店面，銷售商品、開辦餐飲、設立錢莊，二樓以及更往上的閣樓往往是居室或分割給不同的租戶）的店屋。由於是人群聚居形成社區，也融入了本民族的建築特色。華人在店屋的正面掛起牌匾和燈籠，伊斯蘭教徒在房頂繪出星月和植物標誌，馬來風味的木雕、希臘羅馬式的柱頭和拱圈、殖民風格的盾牌和勳章競相登場。居民說著不同的語言，過著各自不同的節日，互不來往，很少有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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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紀初，新加坡迎來了經濟大繁榮。隨著美國工業發展，橡膠成為重要的進口原料，而東南亞正是橡膠的主產地。新興的罐頭產業，又刺激了馬來西亞錫礦的開發。新加坡華商抓住了這個大好機遇，在馬來西亞開橡膠園和錫礦，運往新加坡加工，再銷往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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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起來的華商，時刻觀察著祖國的動態。他們不僅支持同盟會和其它革命黨，抗日戰爭還為前方的將士，捐獻寒衣、藥品、卡車等物資。1938年，陳嘉庚領導的「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發動東南亞八百萬華僑，為中國籌集了約合4億餘元國幣的巨額外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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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底，英國完全低估了日軍的戰鬥力。珍珠港事件隔天，日軍在馬來亞北部的哥打峇魯登陸。1942年2月15日，英軍總司令白思華宣布無條件投降，逾13萬名英國、澳洲、印度等守軍淪為階下囚，日軍占領了整個馬來半島與星洲。日本憲兵隊踹開中國城一間間店屋的大門，抓走約二萬多華裔男性，絕大多數被帶到偏遠的樟宜、榜鵝海邊予以集體槍殺，剩下的則被送到泰國做苦工，以報復南洋華人對抗日活動的資助。日本投降，新加坡華人無不高興雀躍。

新加坡市

1945年9月，英軍回到新加坡。1950年，新加坡人口破100萬，國民生產總值GDP達1.3億元（當時的馬來亞640萬人口，GDP總值為4億元，人均$62，只有新加坡的一半）。根據英國法令，當一個城市達到100萬人口，就有資格升格為市。於是，1951年9月22日，新加坡鎮（Town ofSingapore）升格為新加坡市（City of Singapore），吸引了30萬人到市政廳（現政府大廈City Hall）門前的大草場（Padang）和周邊街道聚集慶祝，前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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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的新加坡，人民要求在政府中享有更大的發言權。1948年3月20日，新加坡舉行了第一次選舉。1953年底，新加坡修改憲法，獲得較大的自治權。1959年，人民行動黨在51個立法議院議席中贏得43席，新加坡自治邦首任政府宣誓就職，李光耀出任新加坡首任總理。

1963年，新加坡同當時的馬來亞聯合邦、砂拉越以及北婆羅洲，共同組成馬來西亞聯邦，完全脫離英國統治。新加坡原以為在加入馬來西亞後能獲得更大的經濟利益。但始料不及的是，印度尼西亞並不滿意身旁突然出現一個強大的鄰居。在馬來西亞成立後，印尼便斷絕了和馬來西亞的外交關係，禁止馬來西亞的商人到印尼做生意，很多新加坡商人因此破產。

「馬來人至上」的觀念逐漸升溫，聯邦第一任首相東姑阿都拉曼，擔心華人會主宰馬來西亞的政治及經濟環境，最好的辦法就是以華人為主體的新加坡獨立出去。於是以巫統為首的執政聯盟，在國會緊急通過修改憲法，以126票贊成、0票反對，將新加坡驅逐出馬來西亞。

李光耀含淚作電視講話，他為蕞爾小國的生存空間太過狹窄而流淚，為處於一億多穆斯林包圍的200萬新加坡人的安全而流淚。在擦乾眼淚之後，他公開發表施政宣言：「作為總理，不是為了隨著別人的音樂起舞，更不是討好和聽命他人，我要對幾百萬人的生活負責，只有這樣，新加坡才能活下來，而且活的像個樣子！」在李光耀後來的自傳中，他說一生中只哭過兩次，一次是他的母親去世，另外就是這次的新馬分家。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成為一個有主權、民主和獨立的國家，謀求「小國大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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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李光耀意識到，只有讓新加坡人民有生存的機會，才能獲取人民的信任，才能實現真正的獨立。而要獲取民眾的信任，就必須要解決民眾最關心的兩大問題：就業和居住，有了工作才有工資，才可以養活自己和家人；有了穩定的居所才不用顛沛流離。

李光耀刻意按照英荷殼牌石油集團的模式設立政府機關、行政部門和激勵體制。新加坡的經濟策略看起來如同商業計劃一般，其公務員享有全球最高的薪水，並一直都被評為世界上最為清廉的國家。新加坡的福利體系跟歐洲如出一轍，包括國民醫療保險和低成本的教育體制，但它既不鼓勵希臘人那種懶散的行事方式，也不提倡西班牙式的肆意揮霍。新加坡的失業率一直很低，幾乎沒有人無所事事。

新加坡為了求存求活，開始一連串的措施來發展工業及經濟，於1961年設立的經濟發展局致力於實行國家經濟發展方針，重視製造業，裕廊工業區正式成立，並在加冷、大巴窯等地建立輕工業基地，為了吸引外資，政府決定給予外國企業優惠，同年，經濟發展局重組，裕廊鎮管理局以及新加坡發展銀行也在該年成立。

1961年5月25日，河水山貧民區發生大火（Bukit Ho Swee fire），導致2800棟低矮的住宅被燒毀，16000人無家可歸。新加坡政府抓住了這一機會，承諾在7個月內修建足夠的、價格合適的房屋來安置無家可歸的居民。新加坡政府迅速組建了住房和發展委員會，開始建設第一批公共住房項目。

新加坡的城市規劃保密性極強，專門出台法律，規定政府有權，為公共用途強制徵用私有土地。且政府只會按照發展建設前的地價進行賠付，使得人們很難通過土地投機行為獲利。如今，80%多的新加坡居民都居住在政府組屋中，而不是像別的國家，只有少部分低收入或者需要照顧的特殊群體才能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公租房中。新加坡公民在買賣公屋的過程中，必須要保證此棟樓內的華人、馬來人、印度裔的人口數量比例維持穩定。華人最高比例為84％和87％，馬來人在每個街區所允許的最高比例為22％，印度裔最高比例為10%和13%。不是一家人，但進一家門（小區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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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家最關心的養老問題上，新加坡將老年人照料作為一個系統工程來對待。要求個人必須負起責任規劃自己的晚年生活；家庭要成為提供照料的基礎；社區要協助和支持家庭，擔負起照顧老人的責任；國家提供基本框架，創造條件，幫助個人、家庭和社區各盡其責。

對個人，推行以房養老模式，即：60歲以上老年人把房子抵押給有政府背景的公益性機構，由公益性機構一次性或分期支付養老金，老人去世時產權由這個機構處分，「剩餘價值」（房價減去已支付的養老金總額）交給其繼承人。對家庭，則鼓勵子女和老人同住。子女和老人同住的家庭，可優先申請政府的廉租房，同時採取其他多種措施以確保家庭仍是老年人快樂的主要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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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養老機構，由於有政府管理服務運作成本的補貼和社會扶助，經費不再是其考慮的主要問題。因此，其工作任務和目標就明確在努力提高入住老人的生活質量和生命質量，達到專業化、精細化、科學化。服務對象也定位於那些滿足政府標準要求，經評估確定後真正有護理需要的身體虛弱和低收入的老人。

作為國際自由貿易港口，新加坡沒有貨幣管制、貨物稅收，外資享有最惠待遇，新加坡政府對土地、勞資關係、資源分配、市場運作和商業決策都擁有強大的法律與行政管制權，是典型的「政府指導式的資本主義體制」。「新加坡模式」時常被批評為溫和獨裁，稱其集權、政府廉潔、經濟自由，但同時壓制政治對手、對言論自由和公開集會管控嚴格。

新加坡的政治精英們，在政治上堅定依靠美國，把自己的國家命運系在美國的「戰車」上；以此抗衡周邊國家和潛在敵對勢力。根據美新協議，新加坡機場的一半歸美國空軍單獨使用，新加坡的所有港口美軍艦艇都可以無須事前告知地停泊。但同時，新加坡又努力維持與修好同周邊國家的關係。在經濟上則擴大同中國的合作，利用中國的優惠政策，在大陸投資建設工業園區獲得巨大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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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從自己治理新加坡的親身經驗出發體會中國的治理殊不易，他在書中說：「5000年來，中國人一直認為，只有中央強大，國家才能安全；中央軟弱則意味著混亂和動盪。每個中國人都理解這一點，這也是中國人的根本原則。西方一些人希望中國變成西方傳統意義上的民主國家，但這不會發生。中國是一個有著13億人口的巨大國家，文化和歷史都與西方不同，中國有自己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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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國大政治」從來不靠譜。小國的傑出領導人需要審時度勢、深謀遠慮，或左右逢源、擴展空間，於複雜國際政治中，最大限度地保全本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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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人從來沒把新加坡人視為自己的公民，也只是維護英國東南亞商業利益的中轉站。在惡劣的東南亞地緣政治環境下，飽含中國人氣質的新加坡人，既需要揚棄、改造英殖時代奠定的政治架構，在反殖、自治、聯邦、獨立、去殖等重大事件中，締造出一個獨立的國家，一個全新的民族，一個安全的社會。新加坡做到了，不得不說是個奇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