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差點成為女蘇丹的她，在新加坡留下了一件通往馬來世界的衣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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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2026-05-06
Source: 獅城新聞

我一直想參觀新加坡的馬來文化遺產中心（Malay Heritage Centre）。這份執念，藏在過往路過甘榜格南（Kampong Gelam）的駐足里。

我曾走進新加坡華族、印度裔、歐亞裔文化中心，每一座博物館館都像一扇窗，照見不同社群在這座港口城市的遷徙與安身。唯有這座承載馬來文化核心的舊王宮，長期在谷歌地圖（Google Map）上標註著「暫時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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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丹回教堂（Sultan Mosque）的金頂靜默矗立，哈芝巷（Haji Lane）與阿拉伯街（Arab Street）的煙火氣縈繞四周，它像一塊缺失的拼圖，讓新加坡的多元文化圖景在我心中不夠完整。

直到今年年初，4月重開的消息傳來，我終於在5月初奔赴這場遲來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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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後陽光有些刺眼，黃色外牆、紅瓦屋頂與黑色百葉窗構成的舊王宮，讓人得眯縫著眼來看。節慶帳篷下的食物攤與往來人群，讓眼前的這片空間生機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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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排隊等參觀貼紙的時候，我轉頭看了看入口，蘇丹回教堂的金頂近在咫尺，遠處是現代新加坡的玻璃幕牆高樓。紅瓦、金頂、椰樹與鋼筋水泥重疊，像不同時代的城市切片，被時光輕輕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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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突然想起一個疑問，為什麼新加坡這座以英語為主要公共語言、多元族群共生的現代城市，要將馬來語定為國語？也許我可以在這裡找到些線索。

走進展廳，我首先被一件十九世紀中期的馬來傳統長衣（baju kurung）給吸引了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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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細閱讀站展牌，我發現它屬於廖內—林加王室的一位女性——登姑恩邦法蒂瑪（Tengku Embong Fatimah），旁側是她兒子、廖內—林加蘇丹阿都拉曼（Sultan Abdul Rahman of Riau-Lingga）的服飾。

廖內—林加王室原本並不在今天的新加坡本島，而是在如今印度尼西亞廖內群島一帶，核心區域包括民丹島（Bintan Island）、林加群島（Lingga Islands）與彭延加島（Penyengat Island）等。只是，在現代國界形成以前，新加坡、柔佛、廖內與林加本就處在同一片相互往來的馬來海上世界之中。

兩件衣物靜靜陳列在一起，長袖寬版、布料厚重，在濕熱的空氣里透著與當下格格不入的沉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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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反應直白而世俗：沒有空調的年代，為何要穿得這樣厚重？

這個疑問，恰是一把讀懂這座博物館的鑰匙。衣物可遮體、裝飾、保全體面，而王室衣袍更承載著禮制與王權。寬大的衣袖、厚重的面料刻意製造距離感，身體被遮蔽的同時，王族身份得以彰顯。

登姑恩邦法蒂瑪曾是廖內—林加王室合法繼承人，聰慧善言，卻因父權秩序與家族反對，與女蘇丹之位失之交臂。王位傳給兒子阿都拉曼後，這位蘇丹被荷蘭人廢黜，廖內—林加被吞併，他與家人流亡新加坡。這件衣袍，便循著這段流亡之路，從廖內—林加來到了這座舊王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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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再是一件單純的衣物，而是一段未竟的繼承，一次被阻斷的女性權力，一條橫跨海峽的流亡軌跡。它像一條被摺疊的海路，將新加坡與廖內—林加的過往緊緊相連，也讓我開始意識到，馬來語與這座城市的關聯，或許不能只從今天的語言使用場景里尋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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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座舊王宮所在的甘榜格南，本身也是馬來世界海路網絡的一個節點。萊佛士到來前，這裡早已活躍著馬來統治者與海人（Orang Laut）的身影——他們依海而居，駕船守護水道，是這片海域流動的紐帶。甘榜格南的名字，源自當地的格南樹（gelam tree），這種樹木可造船、作柴火、入藥，見證著土地與海洋的深厚聯結。

新加坡馬來文化的起點，不是宮殿或國界，而是一片流動的海域。船隻載著貨物、語言、信仰與親屬關係，在柔佛、廖內等島嶼間穿梭，將這些如今分散的土地，連成一張由潮水、貿易與王權編織的大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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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兩件王室衣物放在這裡毫不突兀，它們是這段海上聯結的實物註腳，提醒人們：舊時的新加坡，本就深深嵌入馬來世界。

展廳里的宮廷樂（nobat），讓王權記憶有了聲音。馬來蘇丹登基時，號角、長鼓與銅鼓奏響的神聖樂章，由樂師世代口傳心授，讓王權威嚴穿透空氣。

衣服讓王室彰顯莊重，宮廷樂讓王權融入社群。不過，十九世紀英荷殖民力量湧入後，這份聲音漸漸被時代壓低。

殖民統治帶來了條約與殖民展覽，馬來世界被外部目光重新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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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廳里的銀制馬來屋模型，便是殖民展覽中「馬來亞」的符號化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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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邊的舊旅遊海報上，海岸、椰樹構成浪漫圖景，「遊覽馬來亞」的文字，將這片土地包裝成歐洲遊客的熱帶想像——生活仍在繼續，外部卻已為它貼上了陌生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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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展覽並未止步於「被觀看」的敘事。一條朝覲腰帶、一把剃髮禮剪刀（tahalul scissors）、幾張沙特紙幣，指向一段跨越山海的信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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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馬來群島的人，曾以新加坡為中轉站前往麥加朝覲，他們在此等船、換錢，有人短暫停留，有人便將這裡變成了新的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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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在宏大建築里，也藏在旅行者的腰帶上、剪髮的儀式里、離家歸鄉的路途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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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個展廳里，河流與職業的陳列，更將宏大歷史拉回日常：梧槽河與加冷河畔的作坊，甘榜格南的銅匠、寶石商、造船匠，這些謀生手藝與煙火氣，和王宮禮制、殖民條約一樣，都是馬來社群的歷史註腳——城市的記憶，本就藏在普通人的衣食住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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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裡走，牆上的皮影戲（Wayang Kulit）偶，訴說著文化的流動與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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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摩衍那》中的羅摩、悉多、羅波那，穿越馬來群島，吸收當地審美與伊斯蘭傳統，長出了不同模樣。文化傳播就像影子穿幕布，保留輪廓，又染上當地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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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後，展覽的氣息忽然變得明亮起來。出現了馬來女性服飾可峇雅（kebaya）、宋吉布（songket）與蠟染布（bat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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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邊還有電影海報、雜誌封面與演員影像。那些衣服不再像王室衣袍那樣沉重，也不再只服務於繼承、禮制與權力，它們開始貼近城市生活，貼近銀幕、舞台、晚宴、照相館和普通人的審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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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中期的新加坡，曾是馬來電影和流行文化的重要中心，P. Ramlee 等演員、歌手與電影人，讓馬來語的聲音通過歌曲、喜劇、愛情故事和家庭倫理進入大眾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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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偶戲在幕布後投下影子，電影則在銀幕上投下另一種影子。到了這裡，馬來文化從王宮走向街市，從儀式走向娛樂，也從古老的海路，繼續進入現代城市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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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梯間《我們的新家》作品，以影偶、蠟染拼貼，恰是這份遷徙生長的註腳：從遠方而來，在新土地紮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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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展館，蘇丹回教堂的金頂依舊閃耀，店屋、攤位、椰樹與高樓依舊如初見，可我的心境已然不同。這場參觀，讓我重新理解了新加坡的來路——它不能只從現代國家的地圖開始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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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將馬來語定為國語，不止是政治安排，更是一種提醒。提醒這座現代金融中心，在成為移民國家前，早已浸潤在馬來世界的海風裡。

那些海路、王宮、信仰與貿易網絡，那些海人的船槳、格南樹的枝葉，都早於現代國家存在，是這座城市無法割裂的根脈。

重新開放的馬來文化遺產中心，最動人之處，是它沒有將「馬來文化」塑造成固定答案。它讓王室衣袍的重量、宮廷樂的迴響、殖民圖像的凝視，與港口等待、手藝人煙火、影偶輕盈共生，構成一段鮮活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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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開現代喧囂，讓那條被遮蔽的來路，重新走進了光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