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加坡的家庭政策對中國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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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2020-09-05
Source: 獅城新聞

![新加坡的家庭政策對中國的啟示](https://www.shicheng.news/images/image/1647/16478245.avif?1599229562)





作者 / 王玉潔

摘 要：隨著工業化的不斷推進，社會流動不斷加劇，中國的家庭結構越來越趨於核心化，家庭功能不斷外化，家庭結構也在逐步解體。然而，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和諧的家庭是社會的穩定器，如何建設幸福家庭是社會建設發展不可忽視的問題。新加坡和我國同處於東亞文化圈，深受儒家文化影響，學習和借鑑新加坡在家庭建設方面的經驗，將有助於我國家庭建設質量的進一步提升，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一、新加坡家庭政策實施背景

新加坡是一個以東方文化為特色的國家，由於被英國殖民統治了一百多年，所以其本土文化受到較強的西方文化衝擊，傳統家庭觀念逐步淡化，新興一代甚至逃離家庭束縛，選擇單身，丁克，獨居等，家庭功能弱化，家庭結構也在不斷分化瓦解，每個家庭人口數從以前的5人減少到了3.5人，隨著家庭人口數量減少的同時，人們在傳統家庭中得到的養老互助，經濟支撐，道德教化等福利都在逐步減弱。這些問題引發了新加坡高層領導者的深切憂慮。新加坡首任總理李光耀，生長在一個華人大家庭中，從小感受到大家庭給其帶來的滋養，祖父母家裡五戶人家關係相當密切，互幫互助，這樣的家庭有著較強的抵禦風險的能力。因此，李光耀在建國之初就把家庭完整與和諧發展放在首位。在家庭本位的思想指導下，新加坡政府出台的各種政策都將家庭擺在核心位置，關鍵是要促進家庭發展。經過新加坡政府20多年的努力，家庭本位的思想深入人心。在1987年，新加坡政府對758名已婚人士進行的一項調查中發現，有33%的人認為健康最重要;28%的人認為家庭最重要。且在關於「為什麼要生兒育女」這個問題上，34%的人認為是為了讓家庭更加完整;20%認為是為了老有照顧。這些數據表明，新加坡「家庭為本」的觀念，相比歐洲，北美地區已經深入人心，而且在傳統家庭觀念上立場更為科學。

二、新加坡的家庭政策

（一）將「家庭為根」植入國家共同價值觀

1991年1月份，新加坡政府公布了《共同價值觀白皮書》，自此「家庭為根，社會為本」成為新加坡人民必須遵守的五大共同價值觀之一。與西方「個人至上」的思想觀念不同，新加坡更加注重家庭的地位，家庭才是社會的組成單位，而非個人，甚至滲透著中國傳統的家國同構的思想，把國家置於家庭之上，把家庭置於個人之上，努力打造和諧和睦的新加坡「大家庭」。

為了使「家庭為根」的思想深入人心，新加坡領導人帶頭身體力行，他們認為，家庭能夠給予人們超越物質層面的精神動力，李光耀總理曾多次強調除夕夜家庭團聚的意義，吳作棟也認為，傳統佳節能夠增強一個家庭的凝聚力。除此之外，新加坡政府還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推動新的價值觀落地生根，比如，新加坡政府強調恢復「正確稱謂」並強調不同稱謂的行為規範，讓人們明確自身應當承擔的義務，履行好自己的角色責任。

（二）以「家庭為先」實行「居者有其屋計劃」

建國初期，新加坡基礎設施落後，城市面貌髒亂差，面對此種情形，新加坡首任總理李光耀，高標準，高站位，提出要將新加坡打造成符合已開發國家城市標準的東南亞綠洲。1963年組屋建設開始實施，為了鼓勵新加坡人民建立家庭，政府出台了只有以家庭為單位才能申請組屋的政策，比起世界各地以個人為供房單位的政策，新加坡的住房政策獨具特色\[1\]。凡已婚子女申請鄰近父母的組屋時，可獲得四萬新幣的津貼，不靠近父母或者子女的將少一萬新幣的津貼，父母選擇與子女同住或者靠近子女也會提升近一倍的中籤機率\[2\]。自2008年4月起，凡是35歲及以上的單身人士轉售或者購買組屋與父母一同居住，將獲得兩萬新幣的房屋津貼。隨著年輕一代對擁有自己獨立空間的要求的不斷提升，新加坡政府特地推出小型公寓，專門為想和子女或者父母居住，但又想保持相對獨立的人而設計，除此之外，組屋戶內設施和戶外設施都充分考慮到了老年人的需求，受到新加坡人民的普遍認可\[3\]。

（三）以社區為單位全方位服務家庭

在新加坡的規劃設計中，社區是最小的一個行政單位，新加坡的每個社區都有一個圍繞家庭服務而設置的鄰里中心，其中包括，家庭資源中心、老人中心、青少年中心等，對社區內各個年齡群體都有極為周到的服務，除此之外，還有面向解決家庭問題而提供的服務，如果一個家庭面臨心理和情緒問題，情緒問題、家庭經濟問題，孩子行為問題等，均可得到來自專門機構的專家進行專業指導\[4\]。其次，家庭教育中心還會針對家長進行家庭知識培訓，培訓方式以及內容也是多種多樣。社區里的家庭服務提供者主要來自兩種類型，一種是非盈利組織，通過政府資格審核之後進入社區，提供有償服務，第二種是在人民協會下屬的基層組織中的義工。

（四）推出輔助政策維護家庭穩定

即使新加坡政府已經推出各種政策來預防家庭的破裂，但是也難免有離婚等事件發生，為了避免家庭問題演化為社會問題，新加坡政府也推出了相應的政策，比如夫妻離婚時，伴隨離婚申請書必須同時育子方案，育子方案通過後方可離婚，以此來保證離婚後，孩子仍然能夠得到來自父母的關愛和庇護，防止青少年問題的發生。其次，新加坡的醫藥保健政策也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如果女公務員沒有結婚便有了孩子，那麼孩子將無法享受醫藥福利。當然如果這名女公務員是寡婦或者丈夫喪失勞動能力，那麼政府也會特別允許她的孩子享受公務員的家屬醫療福利\[5\]。

（五）實行激勵政策，鼓勵家庭和睦

為了促進家庭完整和睦，新加坡政府推出激勵政策，凡是完整和睦的家庭都能得到政府的獎勵。為了訓誡嗜賭群體，新加坡政府推出嗜賭黑名單，本人可以自首，家人也可以舉報，而自打黑名單計劃實行以來，政府發現，反而是自我舉報的人較多。為了減少進入賭場的人群，新加坡政府針對本國居民收取一百新幣的入場費，而對外國居民則實行免費。

（六）實行救助政策，保障家庭基本生活

為了保障家庭基本生活，新加坡政府對月均收入低於一千七百新幣的家庭進行救助，這些家庭可以獲得房租、現金、託兒費、水電費等方面的補貼。根據家庭發展部的評級，收入越低的家庭，將獲得更多的補貼。這些項目的實施主要靠社區中的區群經理負責，社區理事會在對問題複雜家庭提供援助之後，將會繼續和家庭服務中心合作，幫助困難家庭解決家庭糾紛之類的問題。

三、新加坡家庭政策對中國的啟示

當下，飛速發展的中國也面臨著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新加坡政府同樣面臨的問題，人口流動的加速帶來原本熟人社會的約束機制解體，城市房價的上漲使得三世同堂成為難以企及的夢想，中國目前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養老問題愈發凸顯;二胎政策放開，但我國實際生育率遠低於更替水平。此外，離婚率尤其是大城市的離婚率逐年遞增，家庭結構分解初見端倪，如果再不採取措施支撐家庭發展，那麼作為社會肌體的構成要素——家庭，將分崩離析。此時分析借鑑一下新加坡的家庭政策制定，將有利於中國家庭的持續發展。

（一）提升家庭地位，樹立正確家庭觀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經濟發展始終被放在社會發展的首位，一切都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家庭的重要性漸漸被人忽略，人際關係淡漠，也因此引發了不少社會問題，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家庭和睦，社會才能和諧發展，因此，國家制度發展政策有必要考慮到家庭的可持續發展。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有較多關於家國同構、「十義」等關於家庭建設方面的思想。新時代，有必要從傳統文化中汲取寶貴的思想精華來指導進一步前行。

（二）對以家庭為單位的購房者實施相應的優先優惠政策

隨著城市房價的提升，城市住宅越趨於小型化，家庭結構越趨於核心化，這樣的住宅環境不利於實現三世同堂的出現，隨著青年群體在城市定居，如果現有的住房不能夠滿足子女與父母同住的需求，勢必每個家庭都將面臨孩子缺乏親屬照料，老人缺少子女照料等問題，而且隨著我國老齡化問題逐步加重，離散的家庭狀態將直接減少老年人的老年生活品質。住房本身是人民生活的剛需產品，政府應當以推動家庭可持續發展為目的來制定相應住房政策。

（三）完善社區功能，滿足家庭成員的多樣化需求

目前少數城市社區社區文化建設比較完善，而這種社區多見於以前的單位制社區，這樣的小區鄰里相互熟悉，組織活動參與的群眾也較多，而新建的社區情況並不樂觀，大多數社區居民都互不相識，如果將現在的城市社區與農村社區相比，其在承擔功能方面有很大差異。以前的農村社會，倘若有一家鬧矛盾，必有村裡人前來進行調解。即使沒有專門的組織或者職務負責此事，鄰里之間自行做到守望相助。而城市作為陌生人社會，需要社區完善組織架構來促進鄰里關係的和諧，進而推動家庭的穩定發展。

（四）志願者和非營利組織的參與是服務家庭的重要力量

新時代，我國政府應當加強對志願組織和非營利組織的引導和培育，家庭問題具有瑣碎性，隱蔽性。城市作為一個陌生人社會，家庭又作為私人領域，很多家庭問題通常不為外人所察覺，在社區中安排固定的志願服務群體，經常組織社區人員做家庭培訓、心理疏導等，有助於提前預防家庭問題的發生以及及時覺察家庭問題的產生，這將有利於提高社區居民的生活質量。為此，政府設定志願組織和非營利組織進入社區的標準和門檻，促使志願服務正規化、常態化，通過志願組織來促進社會形成互幫互助的和諧氛圍。

參考文獻

\[1\] 呂元禮，黃衛平.一黨獨大，仍要隨需而變——新加坡人民行動黨運作揭密（上）\[J\].南風窗，2009（11）：46-48.

\[2\] 李路曲.新加坡治理制度設計的一個特色\[N\].北京日報，2016-01-25（021）.

\[3\] 呂元禮.魚尾獅智慧：新加坡政治與治理\[M\].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10.

\[4\] 王夏青.新加坡社區管理及其對我國的啟示\[J\].科技經濟導刊，2017（07）：249.

\[5\] 龐鵬.新加坡社會基層組織發展經驗及啟示\[J\].中共太原市委黨校學報，2016（02）：7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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