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0年代起，從中國南來新加坡知識分子中的作家群體開始重視「南洋文藝」，不願意「淪為中國文化的支流」，轉而關注居住在熱帶的生活。
例如藝評家瑪戈（許鍾祜）於1933至1936年間，曾經在報上發表過一系列有關馬來亞、新加坡美術的文章，後來出版成一本題為《南洋之美》的文集，內容很明確肯定本土人文風物的美學價值。
南洋美術專科學校的校長林學大於1938年創校時認為新加坡獨特的地理、人文條件，有利於創造和發揚富有南洋特色的美術，並溝通東西文化。
身為南洋美專創校校長，林學大的美術教育理念將美術活動設定於東南亞觀點的語境中，造就出一批作品獨具特色的南洋美術家。
▲葛月贊編纂的《峇厘1952：通過劉抗的鏡頭——四位新加坡先驅畫家的峇厘與爪哇之行》重要的參考書
從這個歷史背景的視角，我們更能體會葛月贊（Gretchen Liu）新近以英文出版的《峇厘1952：通過劉抗的鏡頭——四位新加坡先驅畫家的峇厘與爪哇之行》（Bali 1952: The Bali and Java Journey of Four Singaporean Artists through the Lens of Liu Kang）在美術發展上的意義和重要性。為配合新書出版，國家圖書館也特別策劃了相關展覽《塵封的故事：四畫家1952年峇厘尋藝之行》，展覽開放至今年8月2日。
葛月贊曾任職於《海峽時報》，出版過多部有關新加坡傳統文化書籍。她這本新出爐的大部頭著作，詳盡記錄了四位中國出生的新加坡畫家劉抗（1911-2004）、陳文希（1906-1991）、鍾泗濱（1917-1983）與陳宗瑞（1910-1985）當年具里程碑意義的印尼之旅，必定成為眾人津津樂道的出版物。
葛女士為已故先驅畫家劉抗的媳婦。2016年，她在劉抗Jalan Sedap家中清理遺物時，偶然發現一個鞋盒，盒蓋上寫著「相片峇厘」四個大字，盒內整齊排列著以中英文標註的信封，信封內裝有6cmx6cm的底片。四年後疫情期間，她進一步整理這些舊物，仔細一看，驚訝地發現底片竟多達一千張。
她從這批已塵封將近70年的底片當中精選了數百張沖洗出來，成為這本書的主要部分，也構成相關展覽的圖片內容。這些照片經過細緻編纂，再配合畫家們的素描、畫作、藏書、書信、日記等原始資料，匯聚成一部前所未有、詳盡而鮮活的歷史記錄。值得一提的是，葛女士還努力從其他畫家的家屬那裡獲得相關資料，得以比較與參照。
▲新加坡四位先驅畫家：左起劉抗、陳宗瑞、鍾泗濱、陳文希。1952年6月8日印尼之旅啟程前攝於加冷機場（版權屬劉抗家人）
這部新書敘述了一段引人入勝的故事：四位南洋畫家為了找尋新的靈感，從新加坡遠赴印度尼西亞，遊歷了爪哇島上的雅加達、萬隆、茂物、馬朗、日惹、梭羅與泗水以及有世外桃源美稱的峇厘島。故事敘述也澄清了長久以來的一個誤解，人們含糊地稱他們的旅程為「峇厘之旅」，給人印象似乎他們只去了一個地方，實則遠不至於此。
全書將近300頁，內容分量厚重、圖文並茂。這本畫冊不僅展示了劉抗以藝術家的獨特審美眼光捕捉的攝影作品，更融合了葛月贊女士生動的文筆、嚴謹的考據與精細的注釋，並適當地加入畫家相關的素描與畫作，構成一個內容豐富、形式多元的完美組合，是美術館專業人士與一般藝術愛好者的必備參考書。
▲劉抗等人在雅加達逗留了一個星期。雅加達Jalan Hayam Huruk河畔婦女正做沐浴、盥洗等活動，對岸是Jalan Gajah Mada路（版權屬劉抗家人）
從書中我們獲知，四位畫家的行程始於1952年6月8日加冷機場。搭乘飛機前往雅加達。在雅加達逗留一周後，於6月15日乘車前往萬隆，並在那裡住了四天。照原定計劃是先環遊爪哇，再從泗水飛往峇厘島，停留兩個星期。然而由於當時日期接近開齋節，爪哇地區活動受限，他們只好臨時調整行程，將原訂的爪哇之旅延後，改為先行前往峇厘島——這一待，就是整整一個月。
他們一行人從萬隆乘火車，走了13個小時的路程直達泗水，抵達後發現飛往峇厘的機票已售罄，並且也無船可乘，只剩下乘汽車的選擇。可是由於佳節在即，車票價格飛漲，遠超合理的限度。幸好，他們結識了由陳文希的親戚介紹的泗水商人李澤恭。多虧這位愛好藝術、古道熱腸的李先生慷慨相助，邀請他們在附近Tretes的山莊別墅度假，然後派自己的車子和司機送他們前往班由萬宜（Banyuwangi）。
▲五人團隊抵達峇厘後第一個早晨，攝於Singaraja, Buleleng皇宮，左起：陳文希、羅銘、鍾泗濱、劉抗、陳宗瑞（版權屬劉抗家人）
他們從位於爪哇島東端的班由萬宜乘小船，橫渡三公里寬且時有洶湧波濤的峇厘海峽，經歷了兩個半小時膽戰心驚的航程，抵達峇厘島西岸的吉利馬奴克（Gilimanuk）。
對那些習慣從新加坡乘直飛航班三個小時之內就抵達峇厘的人來說，當時這四人團隊選擇那多番轉折的奔波旅途是很難想像的。但是，就是這樣的行程才能讓他們遊覽更多的地方，獲得更豐富的體驗。
從這本書里的照片與敘述看來，他們對這一次的爪哇峇厘之行肯定覺得非常值得，並且可說是收穫滿滿的，尤其是看他們翌年那場備受矚目的展覽，確是成績斐然。
新書的出版為這一美術史上重要的篇章提供了極寶貴的資料與新觀點，它同時也讓我們聯想到與劉抗同游的以及旅途中所遇見的藝術家們，是否也曾留下值得參考的材料，為這段難忘的旅程增添一樣精彩的敘述。
1952年6月25日，劉抗從班由萬宜乘船前往峇厘的前夕，他遠眺彼岸，感觸良深：十多年來夢想的世外桃源如今就在眼前。他在日記中如此記錄下心情，可見他對峇厘是多麼殷切的期盼與嚮往。
就在這之前的十多年期間，劉抗與亦師亦友的藝術大師劉海粟（1896-1994）之間時有書信來往。劉海粟曾是劉抗在上海時的老師，後來兩人在法國巴黎深造時成為知交，情誼持續終身。劉海粟於1940年曾在爪哇各大城市包括峇厘島訪問，並舉行抗日籌賑展覽。同年年底來到新加坡，並帶來了在印尼完成的作品，翌年在新馬繼續籌賑活動。
以他們倆傳奇性的友誼關係，劉海粟來新時剛完成在印度尼西亞數月的藝術之旅，親歷姿彩豐富的美學體驗，必有深刻的感受，對嚮往峇厘島的自然與人文景觀的劉抗來說不可能不激發一定的靈感與觸動。但是，在他們之間的信札里或者這本新書所引述的資料里，似乎都不見任何提及劉海粟曾對劉抗述說爪哇峇厘活動的記錄。
▲新加坡畫家訪荷蘭畫家Rudolf Bonnet私宅，左起：陳文希、劉抗、鍾泗濱、羅銘、周碧初、陳宗瑞、Bonnet、峇厘商人薛煜淇
葛女士因幾張在峇厘拍攝的照片當中出現了中國留法畫家周碧初（1903-1995）而感困惑，尤其令她費解的是劉抗與陳宗瑞兩人的文字當中都未曾提及這位從1949年起旅居印尼的中國油畫先驅畫家。她甚至認為劉抗等人認識定居於峇厘的比利時畫家Le Mayeur與荷蘭畫家RudolfBonnet，很可能是通過周碧初介紹的。周氏於1959年回返中國之前在雅加達舉行一項個展，之後也曾來新加坡展出。
其實，正當寫書評之際，一位中國友人傳來兩則剛尋獲的剪報，正好化解了葛女士的謎團。《星洲日報》1953年5月14日報道了中華美術研究會聯合南洋美術專科學校在植物園設茶會，歡迎張荔英與周碧初訪新的消息。會上劉抗發言表示熱情歡迎兩位遠道而來的畫家，並希望他們「長期居留在新加坡加入我們的陣線工作，以增強我們的力量」。另外，陳宗瑞印尼歸來翌年在《星洲日報》（8.5.1953）發表了一篇短文以記周碧初在新的畫展，文中回憶在峇厘偶遇周碧初時喜出望外的心情，更何況陳於20年前離開上海時期盼會見周碧初並欣賞他的作品，但卻緣慳一面；如此相見猶如他鄉遇故知，感到格外興奮。從陳宗瑞此文看來，四位新加坡畫家會見兩位歐籍畫家，未必如葛女士所猜測是由周碧初引薦。
▲攝於雅加達博物館，左起：劉抗、陳宗瑞、鍾泗濱、羅銘、陳文希與雅加達友人楊永奎（版權屬劉抗家人）
此外，中國畫家羅銘（1912-1998）是劉抗在上海時的同學，自1940年代起就在東南亞各地寫生。他與劉抗等人在雅加達偶然相遇，馬上決定跟隨大伙兒同游。後來羅銘回到中國，畫壇對他在東南亞的寫生活動與創作階段，尤其關注。1989年羅銘來新加坡舉行個展時，媒體報道並沒點出他當年曾參與「峇厘之旅」，與四位先驅畫家曾把臂同游的往事。《聯合早報》的報道卻聚焦於羅銘與美術評論家瑪戈莊在展覽會上重逢的消息。
如今，就因為羅銘頻頻出現在這本新書的照片與文字中，我們才發現他原來是與這四位南洋畫家一起同游的第五位成員，占有相當大的意義與重要地位。這本新書提供了一則我們大家以前所不知道的信息：峇厘之旅的畫家不僅有四位，而是有五位。
從書中照片看出，羅銘跟其他人一樣——除陳文希以外——也攜帶了相機，以他全程的參與，理應也拍攝了不少照片，做過一些記錄，對於1952年印尼之行料必有值得參考的資料可以提供。令人不解的是，他雖然曾對東南亞有濃厚的興趣，也曾在區域活動過相當長久的時間，但根據可查考的記錄，在他下半生的歲月里，似乎從未在所發表的文字中追憶過自己曾參與那場富有時代意義的旅程。
這本書所引發諸如此類耐人尋味的問題，值得美術史研究者深入探討，或許早年像劉海粟、周碧初、羅銘這樣的中國美術家在東南亞的經驗，正可為我們研究南洋美術提供有趣的對比與參照，也可能帶來新的啟示與發現。
迄今為止，對於南洋美術史上1952年這段印尼之旅的相關記錄，這本書可算是最為周詳齊全，也擁有最珍貴、最可靠的原始資料，其中大部分的原文是用中文書寫的。倘若有人願意將全書翻譯成中文出版，對僅閱讀中文的研究者及讀者來說，肯定是一大喜訊。
（作者曾任《海峽時報》雙語版主編、好藏之兼吳冠中美術館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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