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加坡與海上絲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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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2023-01-31
Source: 獅城新聞

**如**果說印度洋、南海和爪哇海是亞洲海上貿易的動脈，那麼馬六甲海峽就是心臟。兩千多年來，商貿活動在這些動脈中源源不斷地進行。導論部分將展示古代東南亞海上貿易網絡是如何逐漸形成，又如何逐漸向西延伸至印度，向東延伸至中國，最終形成一張巨大的網絡，將生活在綿延上萬公里海岸線上的數百萬人口聯繫起來。而這條海上通道已經存在兩千年之久。

這個海上網絡有幾個不同的名稱，本書使用的是「海上絲綢之 路」。長久以來，人們一直使用「絲綢之路」指代始於地中海，跨越中亞，最終到達中國的陸上貿易之路。聽到這個名字，人們腦海里便 會顯現這樣一幅畫面：滿載貨物的長長駝隊、荒無人煙的沙漠、孤零零的客棧旅舍、神出鬼沒的劫匪，還有勇敢執著的商人。這些商人即便歷盡千辛萬苦，也要到達擁有燦爛文明的中國，然後滿載珍寶踏上歸途，從此過上榮華富貴的生活。這種貿易的標誌性商品就是絲綢：輕薄、柔軟、耐用。在西方世界，絲綢與同等重量的黃金等值(Warmington, 1928: 175 ) 。

歷史資料告訴我們，公元1世紀，絲綢也曾經由海路運往西方(Warmington, 1928 )。古代絲綢在陸地上的運輸痕跡很少能保留下來，在海上的甚至根本找不到。在亞洲南部沿海地區，絲綢並不是最早被販運的商品之一。然而，人們對絲綢的渴望卻是推動7世紀貿易網絡大規模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將人們熟知的「絲綢之路」一詞與「海上」 連用，說明儘管陸上絲綢之路聲名遠播，古代東西方之間的交通和貿易很多還是通過海路進行的。

本書將帶讀者領略另一條路的重要意義。這條路雖然是傳說中的路線，但從貿易和文化角度來講，它比陸路更重要。在這條路上，駱駝被船隻取代，黃沙漫漫的荒漠變成了浩瀚無際的大海。在這條路上，不再有荒郊野嶺里的商旅客棧，有的是一串點綴在巨大亞洲大陸邊緣的港口城市。不再有四處流浪的劫匪，取而代之的是出沒風浪的海盜。最重要的是，販運的貨物不再是布匹這種輕量物品，而是一條船就可以運載的五萬件瓷碗、玻璃香水瓶以及數百名乘客。如此想像一番，你就會開始明白，為什麼人們更應該關注海上絲綢之路。

穿越中亞的著名絲綢之路盡人皆知。相比之下，海上絲綢之路卻少有人問津。這也說明，直到最近一段時期，人們對早期亞洲海上貿易還是幾近一無所知。作為漫長演化過程的一部分，古代新加坡在整個亞洲海上貿易發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讀者只有在了解早期東南亞地區海運及港口的發展歷史之後，才能明白這個貿易網是多麼複雜。而正是這個網絡，在1300年前後，促成了新加坡興起。

很多人相信，新加坡的歷史始於1819年托馬斯·史丹福·萊佛士(momas Stamford RaHes ) 爵士到達之時。但萊佛士本人對此不以為然，他的目標是要讓一個曾經具有輝煌歷史的古老港口城市重現於世。

一登上這個島嶼，他就立刻發現了一些古老遺蹟，這讓他確信新加坡早期歷史的意義。甚至在到達這個島之前，他就已經向朋友們詳細講述新加坡古代的輝煌。也許，這個話題是萊佛士搭乘印第安納號(插圖 0.01)時從餐桌上聽來的。這艘船第一次將他帶到這個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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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圖 0.01 印第安納號。船長為詹姆斯·珀爾(James Pearl)。1818 年，萊佛士讓這艘船從加爾各答駛往檳城，在那裡以政府名義租賃了這艘船；珀爾船長用磚石作為壓艙物，並進行貿易。這實際上是一個障眼法，使萊佛士藉機溜進新加坡，而未引起荷蘭人的察覺。1819年，萊佛士 進入新加坡後，繼續使用此船一段時間。新加坡國家博物館、新加坡國家文物局藏品

萊佛士的同船水手對新加坡曾是個古城的說法將信將疑。約翰 · 克勞福德 (John Crawford) 是 1819 年 1月萊佛士隨行船隊的一位船長， 他環視如今叫作大草場 (Padang) 的地方，寫道：

我們搭建帳篷的地方是一塊一英里 ( 1.6 公里) 見方的平地， 其中一部分從叢林中平整出來。清澈透明的淡水小溪 (或者說小河) 穿過這裡。……這塊地是新加坡一個非常古老的城區和要塞 的所在地。……這裡看不到一絲昔日輝煌的痕跡，也沒有被人發 掘過的蛛絲馬跡。至於說這裡曾經有過堅固的防禦工事，更是見 不到一點兒蹤影， 只有那些想像力豐富的人才能看出土坡上殘 存的部分土堡或土堡地基。土堡沿小溪蜿蜒而建，順著海灘延 伸 ……。 關於土城牆的記錄是史丹福爵士從一本古老的馬來書中 看到的 (Moore, 1969: 20 ) 。

據萊佛士第二任妻子索菲亞說，他在 1817 年離開英國之前就認定 新加坡可以成為英國船隻航行於印度和中國之間最有利的的據點。為 什麼選擇新加坡？在這一地區積累了豐富經驗的威廉 · 法夸爾 ( William Farquhar) 上校更青睞吉里汶島 ( Karimun Island)。該島位於馬六甲海峽南端 入口的中央。不過，據一位萊佛士傳記作者所寫，「萊佛士的特點就 是，在制定政治規劃時，總要為自己的行動找到歷史依據」(Wurtzburg, 1984: 454)。當時，馬六甲掌握在荷蘭人手中，這段歷史可以追溯到15世紀，在東南亞盡人皆知，對此深信不疑。萊佛士很可能想壓過荷蘭人，將馬來人的貿易吸引到馬六甲前身—新加坡。1818 年 12 月 12日，萊佛士給他的老朋友，在蘇門答臘島明古連 ( Bencoolen ) 生活多年的 威廉 · 馬斯登 ( William Marsden) 寫信：「如果我給你的下一封信是發自新加普拉古城遺址，請你一定不要感到吃驚。」

萊佛士不斷學習東南亞歷史和文化。在這一過程中，他收集了 各種手稿，其中最著名的是《萊佛士第 18 號手稿》 ( Raffles Manuscript 18 ) ， 這就是已知的《馬來紀年》 (Sejarah Melayu 或Malay Annals) 的最早版本 (插圖 0.03 )。《萊佛士第 18 號手稿》講述了起源於巴鄰旁 (Palembang) 的馬來王 室家族，以及他們移居新加坡、馬六甲、柔佛和廖內的經過。在《馬來紀年》的敘述中，新加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被描述為馬來人 的第一貿易大港。在最早的五位馬來國王統治期間，影響馬來文化 形成的多個重大歷史發展事件都圍繞這個城市發生。據《馬來紀年》 記載，後來爪哇人進攻新加普拉，馬來人才不得不將都城遷移到馬六甲。

萊佛士為找到關於新加坡古蹟的證據感到非常滿意。他寫信給自己的贊助人薩默塞特公爵夫人夏洛特公主：

您可以從馬斯登繪製的蘇門答臘島地圖上看到，海峽北邊有一個叫作新加普拉的島，這裡就是古代馬來人的港口都城。在 六個多世紀前修建的要塞城牆內，我豎起了英國國旗 (Moore, 1969: 3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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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圖 0.02 1811 年蘇丹謝里夫 · 卡西姆( Sharif Kasim )寫給萊佛士的信。西加里曼丹島坤甸的蘇丹謝里夫 · 卡西姆請求萊佛士，幫忙抵抗來自另一個西加里曼丹島王國三發王國( Sambas )的海盜。三發王國聯手伊拉農海盜( Ilanun pirates )襲擊商人，也威脅到了英國 的利益。在這封信中，蘇丹謝里夫感謝萊佛士送給他的禮物：布匹和一雙金鞋。作為回贈，他 送給萊佛士兩本馬來文手稿：一本是律法，一本是歷史傳奇小說《伊斯干達蘇丹傳》( Hikayat Sultan Iskandar )(Gallop and Arps, 1991: 43 )。經大英圖書館允許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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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圖 0.03 《萊佛士第18 號手稿》，最早的《馬來紀年》版本，該版本可追溯到1612 年。考古 研究發現其與《馬來紀年》中敘述的新加坡部分有眾多相似之處。新加坡國家博物館藏品

**萊佛士與考古**

萊佛士興趣廣泛，愛好文物古蹟便是其中之一。雖然當時還沒有 考古學這門學科，但萊佛士比他同時代的人更獨具慧眼—那些人有 時會收集一些古物，但也只是出於好奇而已，而萊佛士卻具有真正的 人類學頭腦。他將東南亞古代各民族的藝術與文化遺存視為了解其後 代的一種手段。

1811—1816 年，萊佛士在出任爪哇總督期間，鼓勵人們到叢林中 搜羅自然樣品，並把古代遺物交給他。他組織繪圖小組，畫出古蹟草圖。他還努力破譯碑文和手稿。這些研究工作的成果成為 1817 年《爪哇史》中的大部分內容。由此看來，他選擇新加坡作為新港口也就很 好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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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圖 0.04 婆羅浮屠( Borobudur)。經佩里普拉斯出版社(香港)允許複製。

**19 世紀和 20 世紀初的發現**

約翰 · 克勞福在新加坡進行了有史以來最接近現代考古發掘的 活動。此約翰 · 克勞福與之前提到的、對萊佛士的觀點將信將疑的約翰 · 克勞福德 (John Crawford) 船長名字相似，容易混淆。1821 年 2 月3 日， 克勞福在出使暹羅和交趾支那(越南南部)的途中到訪新加坡，並來 了一次清晨閒遊。1828 年，他對此次閒遊的描述在倫敦發表。

克勞福誤以為福康寧山 ( Fort Canning Hill ) 是東西走向，但事實上是 西北偏北到東南偏南走向。克勞福描述山坡的北面和西面大部分被磚 瓦遺址覆蓋。他的描述中唯一能確定位置的遺址是伊斯干達王 ( Iskandar Shah ) 聖墓，位於山坡東面。所以，更合理的做法是將方向「西」換成 方向「北」，以此類推。對克勞福的閒遊，我將進行如下概述：

克勞福閒遊的起點是這個早期英國飛地的中心，位於新加坡河北 面(如今叫作大草場)的一塊平地上。在大草場的東北邊緣(如今的 史丹福路)有一面堅固的土牆，牆基處16 英尺(5米)寬，8—9 英尺 (約 2.5米)高，一條小溪從旁邊流過。這種特徵被萊佛士和克勞福德 船長稱為「要塞」或「堡壘」，在一幅 1822 年繪製的地圖中，此處被清晰地標示出來，名為「新加坡古防線」(Old Linesof Singapore)，而那條小溪被稱為淡水溪 ( Freshwater Stream，插圖 0.05 ) 。

位於新加坡體育俱樂部對面的史丹福路以北，有一塊黑漆小鐵牌，是為了紀念這裡曾經橫跨淡水溪的一座橋。看到這塊牌子的行人一定會納悶，因為這裡既沒有橋，也不見小溪。淡水溪其實還在，只 是如今它的下游沿著一條名為梧槽運河的人工地下水道流走了，其上 游仍可以在史丹福路和勿拉士峇沙路(Bras Basah Road) 交匯處的索菲婭山(Mount Sophia) 附近看到，距以前的國泰大廈 (Cathay Building) 不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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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圖 0.05 淡水溪，如今是史丹福槽河的一部分。攝於 20 世紀 90 年代末

1918 年，荷蘭學者洛菲爾 ( G. P. Rou任aer) 對新加坡古代史進行過推 測。他顯然知道有這麼一幅 1822 年的地圖。地理學家保羅 · 惠特利雖然沒有提及，但他很可能也知道這幅地圖，因為他在《黃金半島》一書中，展示了與1822 年地圖中相同地點的那段城牆 (Wheatley, 1961: Fig.15 ) 。1985 年，我在撰寫第一部新加坡古代史時還沒見過這幅地圖， 並且推測城牆是與福康寧山東南山腳相連，而不是東北山腳。現在我知道我這個推測是錯誤的。不過，我依然相信，「王宮和廟宇區」並不像惠特利的地圖所顯示，或克勞福所描述的，位於西面山坡上，而是在北面和東面的山坡上，靠近今天的聖墓位置。朝向里峇峇利路( River Valley Road) 的西南坡相當陡峭，與東北坡相比，在那裡進行的考察和勘探發掘幾乎沒什麼收穫，而東北坡考古堆積非常密集，包括古代磚頭建築遺蹟。

中國旅行者汪大淵提到1330年暹羅人進攻時，淡馬錫人「關上大 門」。《馬來紀年》也提到古代新加坡一堵城牆上會開一扇門。而克勞福的報告則稱，土城牆是一個連續不斷的堤壩，上面沒有任何缺口。確實可能沒有必要修建城門，因為這面城牆只圍繞城市的一面而不是 四面，而其他三面都擁有天然屏障—要麼是水，要麼是山坡。在勿 拉士峇沙公園(現新加坡管理大學所在地) 的發掘工作並沒有找到證據證明古時城牆北面有人居住，所以說沒有修建城門的必要。也許，福康寧山上的王宮居所由柵欄圍護，圍欄上開了一扇門。

克勞福在平原地帶沒有看到什麼遺蹟。除了新加坡古防線，新加坡的其他古蹟主要在山上和新加坡河口處：在山上，有一塊「墓地」 和一處應該是廟宇的地方；在河口處，有一塊人工劈開、刻有銘文的大圓石。

1819 年，新加坡居民稱這座山為「禁山」(Bukit Larangan)。萊佛士的 馬來老師在自己撰寫的《阿都拉傳》 (Hikayat Abdullah) 中記載了法夸爾上 校與東姑 · 阿卜杜勒 · 拉赫曼 ( Tengku Abdul Rachman ) 的對話。阿卜杜勒是代表廖內蘇丹國管理新加坡的地方官，又稱天猛公。阿都拉記錄的這 次對話也印證了《馬來紀年》中記錄的另一次對話。那次對話的一方 是代表島上原有居民的因陀羅 · 博帕爾 (Indra Bopal)，另一方是代表新來 居民的首領室利帝利般那( Sri Tri Buana ) 。東姑說，普通百姓是不能上那座古代王宮山坡的。「禁山」之所以令人敬畏，還因為那裡會發出奇怪的聲響。即使到了 20 世紀 20 年代，當地人仍相信山上有鬼魂出沒。

克勞福發現山坡兩側的「絕大部分地方」被磚頭地基覆蓋。他 在地基周圍發現了「大量」中國陶器和當地陶器的碎片，還有中國錢 幣，其年代可追溯到967年。但這些物品並不能證明早在那個年代新加坡就已經存在一個聚落了，因為這樣的錢幣在東南亞已經流通長達幾個世紀。在蘇門答臘島東北海岸，就有宋元時期的貿易港口「中國 城」，12 世紀和 13 世紀都在使用隋、唐、五代和宋時期的錢幣 ( Edwards McKinnon, 1977 )。元朝時很少鑄造銅幣，因為在中國已經開始大量使用 紙幣 ( Kuwabara, 1928 ) 。

最大的遺蹟是一處方形結構，每邊長12 米，位於靠近山坡頂端 的一塊階地上。在新加坡電信大廈附近，也就是今天的福康寧山東南端，克勞福看到一些方形砂岩石塊，酷似在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遺址中發現的柱礎。這些石塊很可能是用木柱支撐屋頂的涼亭遺蹟。他還發現了一個圓形石堆，石堆外有一圈低矮的方形圍牆。

14 世紀的汪大淵，以及 1515 年駐馬六甲的葡萄牙官員多默 · 皮列士 ( Tomé Pires ) 都曾寫道，馬來人的王宮一般都坐落在階地丘陵上。因此，福康寧公園的遺蹟很可能是一個古代宮殿的所在地。馬來人的宮殿中常常會有一個面向百姓居住區的聽眾涼亭，在印尼語中叫「pendopo」，這個有柱子的建築也許就是這種涼亭。

克勞福得知還有另外一處階地，與這處大小相似，是一個「君 王」的陵墓。他未對這一地點做進一步的詳細記錄。那裡有一處匆忙建造的「簡陋建築」，今天我們得知那是伊斯干達王聖墓 (插圖0.10 ) 。1909 年，洛菲爾到訪此地時，發現這是一處穹頂墓地，與南蘇 拉威西島上的墓地相似，而且修建時間不會早於 17 世紀。墓地沒有發現可以確認墓主身份的碑文 ( Rou任aer, 1921: 64, 380 ) 。20 世紀初，羅蘭 · 布 拉德爾爵士發表了一張圖片，其文字說明是「新加坡伊斯干達王墓 地」(Braddell, 1982:opposite p. 57 )。圖片上一座木橋跨過一條壕溝，壕溝對面 的一排柱子形成了院子的入口，院子裡有一個方形屋頂的低矮建築。一本 1892 年的旅遊指南稱，「經木橋跨過新加普拉老城壕溝，遊客即 可進入該景點(聖墓)」( Reith, 1892: 60 ) 。

據《阿都拉傳》記載，1819 年，有泉水從山坡西側流出 ( Hill, 1962: 42 )。這泉水被稱為「禁泉」( Pancur Larangan)。傳說古時王室女眷都在這裡洗浴。根據印尼考古發現，古代浴場非常流行。有些浴場砌磚牆或石牆，還裝飾了雕像、雕刻的出水口和浮雕等藝術作品。沒有人記載 過「禁泉」遺址的情況。但英國人發現泉水後，他們修建了一條水渠，將泉水引到河邊的一個貯水池裡，就位於今天裡峇峇利路與禧街( Hill Street ) 路口附近。19 世紀 20 年代，這泓泉水為過往船隻提供了全部所需淡水。這些船不必上岸，只需派小船載著木桶，逆新加坡河而上，在貯水池裝滿淡水即可。

**伊斯干達王聖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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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圖 0.10 攝於 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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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圖 0.11 新加坡「保留地」( Reserved Plain )地圖，1827 年由愛德華 · 雷克( Edward Lake ) 繪製。地圖顯示此地左上角為船隻取水處。這一地點位於今天禧街和里峇峇利路路口。經新加坡國家檔案館允許而複製。

19 世紀 30 年代，淡水需求量超過了泉水的供應能力，於是人們到山腳下打井。打井的做法顯然切斷了泉水的水脈。

1857 年，政府已經在山坡的西面建起兩處貯水池，用來供應淡水。正因如此，北面山 腳下的一條街被稱為「登路」( Tank Road ，貯水池路)，即今天的克列孟梭大道 (Clemenceau Avenue)。新加坡獨立後，這裡成為一個大型市政游泳池，也因此使這個有著七百年歷史的遺蹟保持了生機。後來，游泳池由新加坡國家公園局的福康寧辦事處接手，今天叫山麓 (me Foothills ) 。

克勞福在山坡南面發現了一片生長著古老果樹的小樹林。這是東 南亞王宮的一大特點——王宮都建有種植了果樹和花木的王家花園。這樣的園子有很多，比如在井裡汶、日惹、梭羅、巴厘島和龍目島(插圖 0.12 、0.13 )。據《馬來紀年》記載，新加坡的統治者家族來自巴鄰旁，而在巴鄰旁附近發現的 7 世紀碑銘顯示，這個統治者修建了一處人間天堂似的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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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圖 0.12 西爪哇島井裡汶的桑尼亞拉奇公園( Sunyaragi Garden )，建於 17 世紀，是保存最好的古代東南亞王家花園，它讓我們領略到印尼園林設計師是如何將水運用到園林規劃中的。

《阿都拉傳》也提到在福康寧山(禁山)的山腰下有一處古老的果園，裡面有形形色色的古老樹木，包括杜古、酸橙、柚子、蘭撒、 臭豆和耶林( Hill, 1960: 168 )。在 19 世紀初的新加坡，這些樹木一定非常搶眼，因為根據現代資料所述，那時山坡上很少有高大樹木。新加坡 河河口堤岸上的桃金娘屬樹木和野牡丹都是低矮灌木，大量生長在被 廢棄的空地上。因此，這處古代遺址上生長的不是原生叢林，而是二 次生長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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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圖 0.13 龍目島上的馬悠拉花園( Mayura Garden )建於 19 世紀。位於印尼東部的王家花園 精美絕倫，令 19 世紀 90 年代最早發現這裡的歐洲人嘆為觀止。

《馬來紀年》里講述了一個名叫巴當 (Badang) 的大力士將一塊巨石 拋出王宮(很可能從福康寧山拋出)，扔到新加坡河口的故事。正是 在河口這裡，克勞福看到一塊砂岩巨石。孟加拉亞洲學會副秘書萊德雷 (J. W. Laidlay) 描述過 1819 年 6 月發現這塊巨石的經過：「1819 年，新加坡河入海口南面的岩石地帶還覆蓋著茂密的叢林和灌木，英國海 軍僱傭的一些孟加拉水手發現了這塊石頭。」(Laidlay, 1848: 70 ) 根據阿都 拉 · 文西 (Abdullah Munshi) 所述，那塊巨石是在取石填沼澤時被發現的。那片沼澤就是今天的萊佛士坊 ( RaHes Place ) 所在地。不遠處的另一塊石 頭被「海人」(orang laut) —生活在船上的移動部落，第一章將介紹更 多關於他們的信息—稱為「劍魚頭」( Batu Kepala Todak)。他們將此石視 為宗教神物。阿都拉說：「他們的習俗是，重大協議都要在此地(石 頭處)達成，因為他們認為此石具有神力。他們還會祭拜這塊石頭， 用長幡加以裝飾。」( Hill, 1960: 145, 165– 166 )。洛菲爾則誤將新加坡古石碑( Singapore Stone ) 與「劍魚頭」混為一談，認為兩塊石頭是同一塊( Rou任aer, 1921: 33 ) 。

這塊巨石被一分為二。開成兩塊的完整巨石一般會順著直線裂開，這樣就能得到兩塊對稱的、表面相對平滑的石塊。人們開石很可能是需要平滑的表面來刻字。這塊石頭高3 米，寬 3 米，一面已經鑿刻，留下一圈凸起的邊緣。石頭內側寬2.1 米、高 1.5 米的面積上刻有 50—52 行不明文字。住在加爾各答的東方學學者普林西普 (J. Prinsep) 研究了這塊石頭的拓印圖，發現其中 40 行文字可以辨認，但開頭的 12 行文字被抹掉了。他沒有解釋為什麼會這樣，或者怎麼變成這樣的。

1843 年，這塊巨石被炸毀，因為軍方徵用此處來修建浮爾頓堡壘( Fort Fullerton) 司令部。後來這裡陸續使用過不同名稱：炮兵連、浮爾頓堡壘，以及船務總管辦公室。新加坡獨立後，又在原址上豎立新的魚尾獅紀念碑。不過，21世紀初，這個碑被向南挪動了100米。

英國軍官詹姆斯 · 洛 (James Low) 上校對古蹟情有獨鍾。他在古石被炸毀後不久才來到這裡，設法搶救出幾塊殘片。他聘請了一位華人工 匠，將這些殘片修成小塊的石板。洛寫道：「不過，這些小塊石頭上的 銘文恰好是整個銘文中最清晰的(如果『清晰』一詞在這裡真的適用 的話)。」他將三塊石板寄往加爾各答。石板於 1848 年 6 月到達目的地(Low, 1848: 65–66 ) 。

另一位官員巴特沃斯上校( W. J. Butterworth ，1843—1855 年任新加坡海峽殖民地總督)在河對岸找到巨石的另一塊殘片，地點是新加坡財 政部(也就是今天的皇后坊 \[Empress Place\])的游廊上。衛兵將這塊殘片 當作凳子使用。巴特沃斯命人將殘片送到他位於政府山(後來的福康 寧山)的辦公室，後來又送到加爾各答。似乎還有人找到一些殘片， 但隨後又下落不明。舉例來說，里德 ( W. H. Read) 曾「在政府官邸(今 天的福康寧)的角落裡見到一大塊碑銘殘片。但是，有一次總督去檳 城出差，在他離開新加坡期間，一些犯人因為需要石料翻修公路，擅 自撬走了這件珍貴的文物」( Rou任aer, 1921: 54)。就這樣，這塊古石的殘片 如今散落在從新加坡河到福康寧山的大範圍地區內。

1918 年，萊佛士博物館及圖書館管理委員會要求將古石殘片歸 還新加坡。加爾各答博物館同意將它們作為長期租借文物送回新加 坡。《1919 年萊佛士博物館及圖書館年度報告》稱，新加坡古石碑的 一塊殘片已經以無限期租借的方式由印度博物館受託人送回。2013 年， 在我撰寫本書期間，這塊古石殘片正在新加坡國家博物館展出 (插圖0.14 ) ，其他殘片很可能仍留在加爾各答。

1989 年，時任新加坡國家博物館館長的柯宗源先生和我一起，訪 問了加爾各答博物館的接替機構印度博物館，並向館長詢問另外兩 塊殘片現存何處。他們告知，那些殘片很可能在博物館儲藏區的某個 地方。至於殘片的具體下落，他們也說不清楚。大家不妨回想一下電影《奪寶奇兵》中的最後場景，再聯想一下藏在印度博物館儲藏區的 古石殘片。那可是一座巨大的倉庫。但願這些殘片有朝一日能夠重見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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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圖 0.14 新加坡古石碑上刻有很長的文字，但被軍事工程師爆破炸碎，只能估算其年代有 700— 1000 年之久。石頭上的文字與那個時期蘇門答臘島上使用的文字相近，裡面至少有一部 分梵文。新加坡國家文物局屬下國家博物館提供

在之後的 85 年裡，新加坡考古並未增添新的重要發現。山坡的頂 部原本呈錐形，19 世紀 50 年代後期修建福康寧要塞時被推平。雖然山頂地帶可能藏有大量遺物，但一直沒有發現文物的報告。1928 年，要塞被拆除，人們修建了一個占地7 英畝(3 公頃)的水庫。在施工過程中，發現了一批金首飾，其中包括一個臂環、一批耳飾，以及一枚設計獨特的指環。這批遺物被發現的深度為10 英尺(3 米)，在原有的地表下(即山頂被推平之前的深度，見第五章)。

指環上剔刻了一隻鵝、一個梭羅(位於中爪哇)王室標誌，以及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梵天的坐騎標誌。發現的臂環有兩隻，但保存 下來的只有一隻，另一隻在20 世紀 40 年代與指環一同丟失。臂環上 刻著伽羅的面孔。在印度神話中，伽羅偷了長生不老藥，想自己喝下 去。毗濕奴用劍割下他的頭顱。但伽羅頭顱的上半部已經觸到長生不 老藥，所以不會死去。正因如此，伽羅的頭像象徵著永生不滅。伽羅 頭像是8— 15 世紀爪哇廟宇中普遍的浮雕主題，也常被用作雕像的裝 飾。在西蘇門答臘島發現的一幅 14 世紀大型浮雕就有非常相似的裝飾 (插圖 0.15)。荷蘭考古學家卡倫菲爾 ( P. V. van Stein Callenfels ) 具有豐富的爪哇 生活經歷。他指出，在福康寧發現的金首飾讓他想起 14 世紀那些工藝 精湛的爪哇島文物 (Winstedt, 1969) 。

寶琳 · 舒雷爾 ( Pauline Scheurleer) 是一位專門研究古代爪哇金屬工藝 的當代學者。她在 2001 年 8 月22 日的一封信中告訴我，她不太相信對 伽羅頭像 (插圖 0.16)的考證。至於那批文物，她寫道：

那些飾品屬於我非常熟悉的爪哇類型，但有一件例外：那對有克提穆卡 ( kirttimukha ，伽羅裝飾品的別名 ) 形狀扣環的臂鐲。我很肯定，這對臂鐲來自南印度，而且我認為其年代也比較「晚」。我不知道具體有多晚，大概 18 世紀吧。不過，也許是 我搞錯了。可以將克提穆卡比對克麗媞娜和庫瑪(Usha R. Bala Krishnan and Meera Sushil Kumar)所著《孔雀之舞》(Dance of the Peacock ，1999 年出版於德里 )第 152 號插圖，以及尼甘姆 ( M. L. Nigam) 所著《印度首飾》( Indian Jewellery ，1999 年出版於新德里) 第36 頁。手鐲類型可以比對尼甘姆 著《印度首飾》 第85 頁提到的 18 世紀拉賈斯坦邦 (Rajasthan) 莫臥兒王朝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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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圖 0.15 在西蘇門答臘島巴當洛克( Padang Roco )發現的 14 世紀派 勒瓦( Bhairawa )雕像上的伽羅頭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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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圖 0.16 1926 年在福康寧發現的金伽羅頭飾。新加坡國家博物館藏品

的確，伽羅頭像臂環看起來非常具有印度風格—繁複的圖案設 計、臉部周圍凸起的瘤狀、面孔形狀等，都並非爪哇風格。臂環還有 精巧的環扣裝置，可以打開和關閉，便於戴上和取下。另一方面，報告稱這些文物都在同一地點被發現，所以它們的年代應該非常接近。到目前為止，尚未有人指出指環和耳飾是較晚時期的文物。

文物的風格差異也許說明，這件伽羅頭飾與「爪哇風格」金首飾是在不同地方打造的。人們對蘇門答臘島 14 世紀金器製造技藝一無所知。在西蘇門答臘島曾發現一個印度語(泰米爾語)碑文。那裡距 14 世紀的阿迭多跋摩 (Adityawarman) 宮殿不遠，而阿迭多跋摩自稱「金島 之王」(Kanakamedinindra)。印度首飾也許在 14 世紀已經傳入新加坡，或者說，蘇門答臘 – 新加坡地區的金器與印度金器具有相同的風格特徵。不過，還有另外一種可能，那就是蘇門答臘 – 馬來金器製作技藝影響了印度工藝。印度民間流傳，至少有一位蘇門答臘金匠去過印度。

發現這些遺物的地點距聖墓只有幾米之遙。1928 年，在福康寧山頂發現遺物的地點如今被圍在山頂蓄水池的柵欄里，用一個小型混凝土建築標記出確切地點(插圖 0.17) ，並禁止考古研究工作。

1928 年這批金器被發現後，再沒有新的發現引起公眾的關注。在接下來幾十年里，新加坡古防線、新加坡古石碑，甚至是這批金首飾都被人們遺忘了。新加坡公眾已經習慣性地認為，新加坡是由史丹福 · 萊佛士爵士於 1819 年 1月「建立」的。諷刺的是，萊佛士本人並未如此自詡。他一直把自己在新加坡建立英國定居點的工作描述成振興一座古代貿易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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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圖 0.17 伽羅頭像就是在圖中人物身後的小型建築中被發現的

1984—2012年，這 28 年是一段特別有意思的時期，新加坡考古工作對14—16 世紀該島中南部居民的生活狀況有了新的發現。這些考古遺址讓我們確認了古代文獻的內容，即新加坡在 1300 年後不久，已經成為一個重要港口。這項研究證實，沿新加坡河可以很快發展起一個城鎮，並達到相當高的繁榮程度。這種繁榮狀況在 14 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一直持續。沿著河岸曾出現過幾種製造業活動。當時的新加坡居民從中國和印度進口種類繁多的物品，有些舶來品質地精良。這個聚居地在 15 世紀馬六甲蘇丹國統治時期逐漸萎縮，但直到17 世紀初，這裡一直是馬六甲及其後繼者柔佛 – 廖內國的重要貿易基地。

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考古工作和歷史研究已經改變了我們對古代 新加坡的認識。如今，我們已經知道，新加坡是14 世紀東南亞最著名 的城市，這裡也是被確認的最古老的華人社區所在地。今後，人們可 以在新加坡這些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繼續研究早期華人移民對整個東南 亞社會的影響。考古數據顯示，華人移民、當地官員以及來自東南亞 各地的商人相互合作，最終使這個位於亞洲海上貿易交匯處、地理位 置具有戰略意義的港口迅速發展。

古代新加坡與馬六甲海峽的其他早期港口城市具有一些大致相同的特點，但是，它也有獨特之處。這些獨特之處也許就在於與中國的密切關係，以及華人社區的發展壯大。這些華人處於我們今天所稱的馬來人統治之下。當時居住在新加坡的很可能還有來自亞洲其他地區的商人，包括印尼人、印度人和斯里蘭卡人。他們組成的多族群社會，與萊佛士振興這個古代港口後的情形非常相似。沒有證據顯示這裡曾經發生過文化衝突。古代新加坡的各族群似乎建立起一種相互依賴的共生關係，他們都明白，攜手合作能夠帶來利益。

新加坡的黃金時代在 1400 年前戛然而止。不過，考古遺蹟證明，該島並未被人遺棄。它沿著新加坡河建起的居民區繼續與外部世界保持貿易聯繫，直到1600 年前後。隨之而來的是歷史學和考古學的真空期，一直延續到 1800 年左右。

1811 年前後，又有居民生活在新加坡河沿岸，他們是一小群附屬於民丹島 ( Bintan Island) 廖內蘇丹國的居民。

萊佛士到達新加坡時的情況就是這樣。他的目的並不是建立一個新港口，而是恢復新加坡昔日的輝煌，因為他相信新加坡曾經是盛極一時的馬來貿易中心。他的觀點雖然有一部分是錯誤的(南蘇門答臘的進出口貿易城市比新加坡早幾個世紀)，但也並非完全錯誤。只是人們又花了近兩個世紀才證明他的觀點基本上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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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權刊發，選自《新加坡與海上絲綢之路：1300—1800》約翰·N.密西 著，潘一寧/戴寧 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3年1月。

本書第一章將描述東南亞最早的主要港口。介紹這個背景非常有必要，這為解讀古代新加坡提供了歷史視角。古代新加坡從未成為一個主要的政治中心，但東南亞各大帝國為了控制新加坡卻不斷鬥爭。也許正是因為新加坡在地理、政治上的邊緣地位，它吸引了早期華人來此定居。蘇門答臘島和爪哇島各大港口對外國人都實施各種限制措施，相比之下，在小一些的港口，商人會有更多的自由和更大的活動空間。

南海作為一個文化搖籃，一直與地中海相提並論。這種對比也 許有些道理，卻沒能體現出東南亞特有的複雜性。新加坡周邊的城市化發展與歐洲或者亞洲其他主要地區的情況有所不同。東南亞人口稀 少，具有高度的生態多樣性，有利於形成不同的發展軌跡。

學者們如今仍在努力解決如何有創意地思考東南亞聚落問題，也就是人們現在所說的城市的形成和演化過程問題。新加坡就是東南亞最早的城市遺址之一。關於這一大片地區的人口分布、文物和人們從事的活動，我們已經找到詳細信息。通過講述封存在這些文物中的故事，我們可以描繪出古代新加坡的生活場景。讀者可以自行判斷這裡 的生活環境和生活習俗是否與現在截然不同，或者似曾相識。古代新加坡在亞洲海上貿易發展中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它在 14 世紀的興起是一個長期發展的結果。本書第一章到第三章概述了一些涉及海上絲綢之路的最新重要發現，而這條海上絲綢之路為新加坡出現在歷史舞台上奠定了基礎。

第四章概述了有關古代新加坡的歷史資料。如今，考古發現讓人們對 14 世紀的新加坡有了新的認識。第五章到第十一章提供了新加坡第一個 25 年的考古研究歷程，並對主要考古發現進行了描述。研究工作還在進行中，未來的發現將揭示這一古老城市更多的生活側面。目前我們已經擁有 50 萬件古代新加坡文物，足夠讓我們對這個城市作出 詳細的總結。

為了便於專業人士閱讀，本書對考古研究的方式、信息採集的方法，以及由一個證據引發的多種推論進行了大量技術性描述。有些讀者可能會覺得這種描述枯燥無味，但這個過程將闡明為什麼關於新加 坡歷史的諸多論斷在今天都被認為是謬誤。我也在努力使這種討論能夠被更多的大眾讀者所接受，同時涵蓋充足的科學的資料，以便考古 學家能夠判斷此書的結論是否站得住腳。毫無疑問，未來的研究將會 糾正其中一些結論。

28 年間逐漸積累起來的數萬件小殘件使古代新加坡複雜的社會經濟狀況慢慢露出真容。發現的文物很少有完好無損的，而且至今尚未發現墓葬。所有這些文物都曾被視為無用之物而丟棄。如果不具備專業眼光，是很難辨認出這些文物的。也正因如此，古代新加坡在這麼漫長的時間裡躲過了人們的搜尋。

比起 14 世紀的新加坡，15 世紀以後的古代新加坡信息反而不那麼全面、詳細，但我們仍可以利用這些少量的數據描繪出 15 世紀以後新加坡的大致生活場景。這一時期是馬六甲蘇丹國及其後繼者柔佛 – 廖內王國統治的時期，一直持續到1600 年前後。在沉寂了近兩百年之 後，新加坡又恢復了生機。1811 年，新加坡河口一帶又開始有人居住， 隨後在 1819 年開始了殖民地時期。雖然 19 世紀和 20 世紀初的新加坡考古是另一個話題，但將殖民地前的新加坡與殖民地時期的新加坡進行對比，我們可以發現，在這個有著大量華人居住的港口，500 年前後兩個時期里的生活是多麼不同。殖民地時期的考古是本書第十二章的主題。

新加坡考古有三個重要啟示。第一，新加坡擁有重要的考古資料供人們探索。這一點在 1984 年之前很少有人想到。即便是今天，也很少有新加坡人認為這個國家有潛力，可以為廣泛研究人類歷史提供重要數據。第二，古代新加坡在當時處於領先地位：這裡建有防禦工事。這在當時的東南亞地區實屬罕見。而且這裡的居民擁有不同種類的手工製品，這些手工製品在別的地方尚未被發現。第三，新加坡是一個人口密集的小城市，不同種族匯聚於此，各行各業興旺發達，進口商品琳琅滿目。從這個意義上講，這裡確實可以與地中海沿岸同時代的貿易港口相媲美。

也許在新加坡開埠之前，華人「移民群體」早已開始形成。但是，我們對其歷史和穩定性，甚至早期定居點幾乎一無所知。新加坡 的考古數據讓我們第一次可靠地了解到最早的華人移民定居東南亞的大致情況。新加坡還讓我們清晰地了解到，歐洲人到來之前的東南亞貿易制度是如何運作的。雖然這方面的文章已有不少，但史料相當缺 乏。28 年的新加坡考古發掘積累了大量數據，可以讓學者探討各種問題，如貿易貨物的類別，遠程貿易與當地貿易制度間的相互作用，等等。

新加坡是被徹底發掘過的東南亞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所收集的數據可以用來研究前殖民地時期的東南亞城市化問題，以及更廣泛的熱帶地區城市化問題。這些問題的研究目前仍處於起步階段。

我希望本書的出版可以提升新加坡人的意識，讓他們認識到這個小島國的興起並非現代歷史上的偶然現象，它擁有悠久的歷史，值得更廣泛的重視。新加坡是東南亞最古老的都城之一：比雅加達古老，比阿瑜陀耶(Ayutthaya) 古老，也比馬尼拉或仰光古老。儘管在 1600 年 到 1800 年這裡一度無人居住，出現了200 年的歷史空白，多數社會還是會因為了解到自己曾經擁有一段厚重的歷史而感到欣慰。新加坡的古代歷史可以成為奇蹟和靈感的源泉，理解這一點會讓很多人受到啟迪。希望對新加坡考古的描述能使更多人放飛想像，獲得樂趣。他們可以想像，在不同的時代生活在同一個地方，將會是怎樣一幅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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