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新加坡：相遇東南亞海上十字路口
千百年來，新加坡作為港口的形成、發展和海上絲綢之路發展的時間節點基本相當，從初具形態到如今享譽國際的轉口港，新加坡與中國的聯繫也在一來一往中不斷加深。而兩者相同的情感、文化淵源也為彼此關係錦上添花。今後，兩國關係必然會煥發新的生機。
（一）中國與新加坡交往歷史
新加坡是處於「一帶一路」地理沿線上的國家，扼守著重要的海上通道馬六甲海峽的南端出口，是東南亞海上交通的十字路口，亦是東西方海洋貿易必經之處。
中國最早有關新加坡的記載，在東漢史學家班固的《漢書·地理志》提及的「皮宗」和公元3世紀《吳時外國傳》記載的「蒲羅中國」這些古稱中能找到一些答案。
漢武帝時期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中國開闢了從海上抵達印度的海上絲綢之路的南海航線。行程返航時由印度東南部出發，航行約8個月抵達「皮宗」，再北上行駛兩個月到達越南。其中所提到的「皮宗」，普遍認為應當位於馬六甲海峽一帶，也許泛指柔佛州及今新加坡一帶東部。
三國時期，地處東南沿海的東吳造船技術先進且已頗具規模，孫權曾多次派遣船隊出訪海外。古籍中曾出現「名蒲羅中國」，後據新加坡著名南洋學家許雲樵研究，認為所提及的「蒲羅中」應就是新加坡。
唐朝政府尤其鼓勵發展南海貿易，這時的古新加坡從航船偶然經過的路標成為東南亞新興海上強國——室利佛逝（中國史籍後改稱三佛齊王國，7至14世紀期間存在於巽他群島的一個海上強國）的屬國。許多從中國前往印度和阿拉伯的商人，及諸多從西方而來的阿拉伯、波斯等國商人，都會途經於此，在其港口或停靠休整，或直接就地貿易。唐宋時期的中國是室利佛逝的主要貿易對象，與中國來往較為密切，一直保持友好的朝貢關係。宋代，從事貿易的條件相對寬鬆並積極鼓勵民間貿易，商船的遠航能力大大增強，加之指南針的廣泛應用讓海上定向成為可能，海洋貿易十分繁榮。元朝時期，統治者依然大力鼓勵海外貿易，海上貿易的繁榮氣象更上一層樓，瓷器也取代絲綢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要大宗商品。
拜里米蘇拉於1402年建立了馬六甲王朝（明朝稱為滿剌加國），古新加坡又成為其屬國。馬六甲王國於1405年成為明朝屬國，被授予貿易特權，首府馬六甲一躍成為繁榮一時的商業中心，新加坡港口日漸沒落，相關記載寥寥無幾。
1984年，在新加坡國家博物館的發起和支持下，美國考古學家約翰·米錫克教授帶領團隊開啟了對新加坡歷史上的重要地標——福康寧山的考古勘查項目，是20世紀新加坡的一次大規模考古發掘工作。
經勘查，在這裡發現了大量文物，包括數量不菲的14世紀上半葉的中國瓷器和古新加坡的陶器，據考證最晚可以追溯至元朝末期。在1989年，位於新加坡河岸的國會大廈遺址也挖掘出大量陶瓷、水銀罐和青瓷等物；1994年至1995年又挖掘出中國13至15世紀的瓷器，以及大量的銅絲、銅珠和一些金箔、鐵片。在皇后坊大廈和聖安德魯大教堂同樣收穫頗豐，出土文物數以萬計，除了中國瓷器、錢幣，還發現了元朝的小型佛像，以及少量越南、印度和古錫蘭的文物。
（二）美好前景的期待
中新建交以來，兩國高層交往良好，各領域間的合作也碩果纍纍。旅遊、文化藝術、金融、經貿合作發展迅速，多種形式的民間互動也愈發蓬勃。對中國而言，如今中東國家依舊是主要石油能源供給國，雖然中國也在尋求更多元化的能源供給渠道，但這一狹長海域和其東端的新加坡港仍是目前最主要的、也是繞不開的能源運輸通道。這個有著200多條航線連接世界600多個港口的繁忙海港，歷經幾度沉浮，擔任的角色仍然不容小覷。
現階段，新加坡是「一帶一路」倡議的積極參與者之一，加入中國牽頭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助中國籌募所需資金，兩國的雙邊貿易額也持續增長。2013年至2020年，中國連續8年成為新加坡最大貿易夥伴，新加坡也連續8年成為中國第一大新增投資來源國。目前正修建的泛亞鐵路東協通道，將成為連接中國同東南亞的重要陸路通道，也更凸顯新加坡港對中國的重要性。
（三）赴新加坡中國文物系列展
1989年至1995年，中國在新加坡舉辦的5個文物展的相關圖冊
1989年至1995年，中國文物交流中心在新加坡文物館連續舉辦了「中國清代帝後生活展」「漢代文明展」「中國唐代文明與絲綢之路展」「荊楚雄風——中國楚文化展」「宋元明三朝文物展」等5個中國文物展。展出持續近6年，累計觀展人數達181萬人，受到廣泛歡迎的同時也喚起了當地華人對中華文化的共鳴，無不為悠久燦爛的中華文明感到自豪。
展覽展出期間，不僅對當地民眾頗具吸引力，而且逐漸發展成為旅行社定點項目，每天迎接著大量來自東南亞、歐洲等地參觀者。不僅如此，展覽還接待了多個中國政府訪新代表團以及外國政要參觀，如澳大利亞時任總理保羅·約
翰·基廷，在訪華途經新加坡時，專程參觀正在展出的「中國唐代文明與絲綢之路展」。
本文來源：國家文物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