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自贸港”建设为什么要对标新加坡和迪拜

中国语境下的自由港，是最高水平的制度创新，对标国际最高水准。

最高，是不可复制的。

最高水平的自由港，有一些经验和做法可以推广复制。

但总体是不可复制的，是真真正正的“高地”。

换句话说，自贸区是“苗圃”，不能做 “盆景”。

腾讯财经《灼见》特约作者 洪斌（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院长）。

据媒体报道，海南省副省长沈丹阳5日上午在2018中国企业家博鳌论坛上发言表示——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政策方案正处在调研和拟定阶段。

在迪拜和新加坡自由贸易港调研中，发现“资源多、商机多、成本低、管的少”四大因素是吸引企业汇聚发展的关键。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也要对标这些地区，努力实现这四个方面，吸引人才、企业、资金聚集。

其实，新一轮改革开放，较具代表性的措施是自贸区和自由港。

自贸试验区始于上海，目前已有12家。

自由港少一些，作为努力的最高目标，除明确批复的海南外，呼声较高的是上海。

自贸区和自由港怎么建？

中国习惯性地将视角投向国际经验、国际惯例。

但是，越仔细研究，越感困惑。

没有公认的国际经验和定义。

自贸区、自由港，以及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保税港区、综合保税区，在许多国家都存在——

也都有明确的定义、性质、功能、范围。

但却千差万别；有共同点，但却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定义。

所以，我们在放眼世界寻找国际经验的时候，却发现只有国别经验，

而没有所谓的国际经验。

改革须于法有据。

遍寻之下，唯一在国际法上有据可查的，是一个叫自由区（Free Zone）的概念。

根据世界海关组织《京都公约》1999年修正版。

自由区是指一国境内（A part of territory）、关境之外（Outside the Customs Territory）、仅限于货物进口关税和相关税（Insofar as import duties and taxes are concerned）。

这是一个由有三个关键词构成的非常简单的定义。

现在普遍的理解，是将重点放在前两个关键词，并通俗地总结为“境内关外”，而忽略了第三个限定性的关键词。

这第三个关键性的关键词，是强调只有涉及到进口关税问题，自由区才是境内关外。

如果涉及到其他问题，如洗钱、走私、知识产权违法，自由区是否还算“关外”而不受海关的惯常执法和监管呢？

这个问题，《京都公约》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而是交由各国海关自主裁量。

不仅定义简单、留有大量模糊和可裁量空间，《京都公约》自身也只对116个缔约方有约束力。

而公约中十分重要的专项附约，因属可选项，缔约方可以选择不接受。

自由区，偏偏就属于这不具约束力的专项附约。

中国正在探索的自贸区、自由港，在向世界学习国际经验的时候，就遇到了这样一个“于法无据”的困惑。

唯一可算“有据”的《京都公约》，又因定义简单、留有大量模糊与可裁量空间、且不具约束力，只可供各国参考。

法理无据，实践中也就五花八门。

仅从区的名称，就有美国的外贸区、新加坡的自贸区、迪拜的自由区等数十种之多。

即使同名，区的功能、性质也不一样，切不可望文生义。

所谓的“自由”，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各国可以“自由发挥”的试验区。

自由度可以发挥多大，看各国的需求。

国际学术界眼里的中国经验——

在诸多关于自贸区的学术研究中，我们很吃惊地发现，外国人眼中的国际经验。

往往不是美国外贸区（Foreign Trade Zone）这样发达国家的经验，也不是埃及、印度这样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而是中国的经验。

而且，在评判各国自贸区实践的成败时，学术界几乎公推中国为最成功的实践者之一。

这既包括中国早期的经济特区，后来遍地开花的开发区、保税区，也包括2013年以来方兴未艾的12个自由贸易试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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