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自贸港”建设为什么要对标新加坡和迪拜

2018年12月07日     36     检举

中国语境下的自由港,是最高水平的制度创新,对标国际最高水准。

最高,是不可复制的。

最高水平的自由港,有一些经验和做法可以推广复制。

但总体是不可复制的,是真真正正的“高地”

换句话说,自贸区是“苗圃”,不能做 “盆景”

腾讯财经《灼见》特约作者 洪斌(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院长)。

据媒体报道,海南省副省长沈丹阳5日上午在2018中国企业家博鳌论坛上发言表示——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政策方案正处在调研和拟定阶段。

在迪拜和新加坡自由贸易港调研中,发现“资源多、商机多、成本低、管的少”四大因素是吸引企业汇聚发展的关键。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也要对标这些地区,努力实现这四个方面,吸引人才、企业、资金聚集

其实,新一轮改革开放,较具代表性的措施是自贸区和自由港

自贸试验区始于上海,目前已有12家

自由港少一些,作为努力的最高目标,除明确批复的海南外,呼声较高的是上海。

自贸区和自由港怎么建?

中国习惯性地将视角投向国际经验、国际惯例

但是,越仔细研究,越感困惑。

没有公认的国际经验和定义。

自贸区、自由港,以及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保税港区、综合保税区,在许多国家都存在——

也都有明确的定义、性质、功能、范围

但却千差万别;有共同点,但却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定义。

所以,我们在放眼世界寻找国际经验的时候,却发现只有国别经验,

而没有所谓的国际经验

改革须于法有据。

遍寻之下,唯一在国际法上有据可查的,是一个叫自由区(Free Zone)的概念。

根据世界海关组织《京都公约》1999年修正版。

自由区是指一国境内(A part of territory)、关境之外(Outside the Customs Territory)、仅限于货物进口关税和相关税(Insofar as import duties and taxes are concerned)。

这是一个由有三个关键词构成的非常简单的定义。

现在普遍的理解,是将重点放在前两个关键词,并通俗地总结为“境内关外”,而忽略了第三个限定性的关键词。

这第三个关键性的关键词,是强调只有涉及到进口关税问题,自由区才是境内关外。

如果涉及到其他问题,如洗钱、走私、知识产权违法,自由区是否还算“关外”而不受海关的惯常执法和监管呢?

这个问题,《京都公约》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而是交由各国海关自主裁量。

不仅定义简单、留有大量模糊和可裁量空间,《京都公约》自身也只对116个缔约方有约束力。

而公约中十分重要的专项附约,因属可选项,缔约方可以选择不接受。

自由区,偏偏就属于这不具约束力的专项附约。

中国正在探索的自贸区、自由港,在向世界学习国际经验的时候,就遇到了这样一个“于法无据”的困惑。

唯一可算“有据”《京都公约》,又因定义简单、留有大量模糊与可裁量空间、且不具约束力,只可供各国参考。

法理无据,实践中也就五花八门

仅从区的名称,就有美国的外贸区、新加坡的自贸区、迪拜的自由区等数十种之多

即使同名,区的功能、性质也不一样,切不可望文生义。

所谓的“自由”,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各国可以“自由发挥”的试验区。

自由度可以发挥多大,看各国的需求。

国际学术界眼里的中国经验——

在诸多关于自贸区的学术研究中,我们很吃惊地发现,外国人眼中的国际经验。

往往不是美国外贸区(Foreign Trade Zone)这样发达国家的经验,也不是埃及、印度这样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而是中国的经验

而且,在评判各国自贸区实践的成败时,学术界几乎公推中国为最成功的实践者之一。

这既包括中国早期的经济特区,后来遍地开花的开发区、保税区,也包括2013年以来方兴未艾的12个自由贸易试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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