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信息引发争议，新加坡人为何抱怨公积金

位于麦士威路45号市建局中心东翼的中央公积金服务中心。（联合早报）

作者

陈小明

公积金局会员不久前在网上发布的一条信息，犹如野火般扩散，迫使公积金局紧急灭火。

事件起端是一名将满65岁的会员最近收到公积金局发出的信函所引起。（互联网）

信息指公积金局静悄悄地把提取退休存款计划领取入息的年龄，从目前的65岁延后到70岁。在网络群情沸腾之际，公积金澄清说，法定的提款年龄仍然是65岁没变。

但是，在2016年修改，于2018年生效的条例，则规定会员在65岁时须提出领取入息的申请。如果没有提出申请，当局就会在他们年满70岁时，才开始每月发放入息。

这是公积金局修改条例的最新例子。因为公积金制度影响几乎每一个新加坡人，而且牵涉的是他们毕生的积蓄，特别是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任何条例的改变，必然让他们非常焦虑和担心。

可是，新加坡人口老化，人均寿命不断延长，人们退后需要用钱的日子更长，所需要的储蓄自然要更多。作为国家强制的储蓄制度，公积金要“与时俱进”，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是，因为关系到人们的钱，任何条例的改动，在道理上和操作上就必须非常谨慎小心。

为了确保晚年有足够的积蓄养老，公积金局设定了所谓的最低存款额。会员在年满55岁之后，必须确保户头里有这笔最低存款，在65岁之后才可以通过入息的方式每月领取。

公积金网站的资料显示，今年1月的最低存款额度是17万6000元；2020年1月就会提高到18万1000元。自2003年推出以来，年增幅度平均是5000元。如果公积金户头的最低存款不够，会员也可以用组屋来“抵押”一半的额度。那些达不到最低存款额的会员，在55岁时还是可以一次性领取5000元的公积金。

问题是，达不到最低存款额的会员，为数不少。

人力部长杨莉明去年在国会透露，在2016年年满55岁的公积金会员，有53%符合最低存款要求。有网民因此推算，那一年有高达47%的人达不到最低存款要求。这些人相信都是低收入群体，恰恰也是政府最担心他们养老问题的一群人。

人力部长杨莉明去年在国会透露，在2016年年满55岁的公积金会员，有53%符合最低存款要求。（联合早报）

关于领取入息年龄的误解事件，反映了政府和这个人群的矛盾。

从公积金局的答复推敲，新条例变相延长入息领取年龄至70岁，用意似乎是为了让这些会员的公积金能多赚取五年的利息，以便在70岁时每个月可以领取多一点入息。但是，对于这些辛苦了一辈子却没有什么现金积蓄的群体，自己的公积金看得到却用不到，而且条例一改再改，难免心生疑虑甚至愤怒。

西方媒体批评新加坡是“保姆国家”（nanny state），对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无所不管，在公积金退休计划上生动地显示出来。

本来，公积金是会员个人的储蓄，按照最初的规定，被政府强制到55岁才能动用，后来加上最低存款规定，部分的钱到65岁才能动用。可是，公积金条例一再修改，无论政府的用意有多好，肯定会让这些等钱用的会员不满。

首先，在道理上他们并没有错。这是自己的钱，凭什么要别人来限定几时可以动用？

第二，如果个人责任是唯才是用（meritocracy）的基本价值，限制这些会员几时动用自己的储蓄，难道不是在否定他们的个人责任吗？

第三，把个人退休财务安排越俎代庖地细致规划，本来是要突出个人财务的重要性，但却同时削弱了家庭成员之间本来应该互相帮忙的道义，把退休安排纯粹从“自私自利”的假设出发，这可能不利于培养家庭和社会的凝聚力。

低收入民众对公积金制度的疑虑和不满，让政府显得好心没好报，但这也说明政府是时候该检讨反省自己管太多的做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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