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國（Buangkok）是個21世紀冒起的組屋區，屬於後港5萬多個組屋單位的一部分。本世紀初，萬國的村落被清除，如今已出現30多座組屋和一些私人住宅。仍在發展中的組屋區以萬國彎、萬國青、萬國通道（Crescent，Green，Drive）為界，周邊與楊厝港、後港和盛港為鄰。
▲萬國地形圖（根據2025年谷歌地圖繪製）
新組屋區的特色是年輕夫婦多，年幼孩童也多。位於萬國組屋區心臟地帶的萬國廣場（Buangkok Square Mall）和側鄰的萬國廣場公園（Buangkok Square Park），成為居民逛街休閒的好去處。由於好些居民更靠近盛港中（Sengkang Central），喜歡到盛港的商場活動，因此開闊通風的萬國廣場空間，常通過主辦文化活動來注入人氣。
▲萬國廣場公園與周邊的組屋
「白象」讓萬國走紅
隸屬東北線的萬國地鐵站坐落在盛港中，可見萬國與盛港密不可分。即便是最近啟用的萬國民眾俱樂部，亦設於地鐵站旁的盛港匯購物中心（Sengkang Grand Mall）內，慈愛回教堂（Masjid Al-Mawaddah）也由萬國和盛港居民共用。
萬國地鐵站曾經出現過幾頭「白象」。原來地鐵站早於2003年落成，但因達不到當局的基本營收要求而沒開放，引起居民強烈不滿。2005年國慶日之後部長到區內探訪，居民在萬國地鐵站前豎起紙板白象表示抗議，萬國於一夜間爆紅。
萬國地鐵站終於在幾個月後開放，通行第一個月的日均乘客量只有900人次，收入遠遠無法抵消成本。公眾則認為公交運作應該整體惠民，而不是如此斤斤計較。反正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對公交缺乏共識。隨著地鐵站周圍新組屋一批批地落成，「白象」成為陳年往事。
「捲起紗籠」的甘榜羅弄萬國
榜鵝河畔保留一小段昔日的羅弄萬國公路（Lorong Buangkok），以及甘榜羅弄萬國（Kampong Lorong Buangkok）這個本島最後的鄉村。
70年前建立起來的甘榜羅弄萬國屬於「新」甘榜，從最初的五、六戶家庭發展到全盛時期的40多戶人家。甘榜生活最叫人懷念的是守望相助的精神，村裡的回教徒禱告室，就是由各族村民出錢出力興建的。
甘榜羅弄萬國有個別名「Kampong Selak Kain」，意思是將紗籠捲起來，指的是這裡地勢低，洪水侵襲時經常淹水，必須把長裙拉高涉水而過。20年前發生特別嚴重的水災，志願者在流經甘榜的溪流邊築起圍欄作為權宜之計。至於甘榜的去留，留待他日發展實里達新鎮時再另行計議。
▲甘榜羅弄萬國有個別名「Kampong Selak Kain」，意思是將紗籠捲起來
萬國以農業起家
新加坡聯合樹膠園（Singapore United Rubber Plantations Limited）是包括現在的萬國組屋區在內的大地主，與已故富商李光前和家族掌控的萬國公司（Bukit Sembawang）合併後，成為萬國集團的子公司。百年前潮州勞工在這裡的橡膠與煙草園工作，把坐擁東部至北部半壁江山的萬國公司稱為「Buangkok」，因此得名。
說到種植園，開埠以來，農業經歷過風光歲月，有出口的經濟作物如甘蜜、胡椒、黃梨和橡膠，也有自給自足的瓜果蔬菜。獨立初期，尚有一成人口以傳統農場為生，當局成立原產局為全島農民提供培訓援助，並就生產方法、動物營養和疾病控制等進行研發。隨著城市化發展，如今農場僅占土地面積的百分之一， 多數食物從海外進口。
實里達山的「龍窯」陶瓷工作室
隨著種植業走下坡，萬國公司進軍地產業，在種植園土地上興建民宅。50年代三巴旺山住宅區（Sembawang Hills Estate）賣得紅火，萬國公司打鐵趁熱，依照相同模式發展實里達山（Seletar Hills Estate），主要買家是來自實里達空軍基地的英國與澳大利亞駐軍家庭。
實里達山很多原建築都已改頭換面，只有「山前」的一列店屋保留昔日痕跡，其中一間店鋪由三美光陶藝用做工作室。三美光陶藝源自「三美光缶窯」，二戰時期，創辦人蔡應紹將位於惹蘭缶窯（Jalan Hwi Yoh）25米長的蛇窯改建成50米的龍窯。戰後製造的水缸，多數運到婆羅洲坤甸。經常在媒體出現的建國總理李光耀家裡的乳黃色大水缸，就是由三美光出產的。雖然30年前龍窯停產，三美光的制陶技術並沒因此而結束，第二代的蔡家三兄妹繼續在實里達山的工作室傳授創作技巧，前往學校授課等，積極傳播陶藝文化。
▲三美光陶藝源自本地最早的龍窯「三美光缶窯」
從板橋醫院到心理衛生學院
萬果青健保園（Buangkok Green Medical Park）的院區內有多個醫療設施，主院是心理衛生學院（IMH），一些院區由民辦的聖安德烈、宜康和日愛療養院等使用。
▲心理衛生學院（IMH）
心理衛生學院的前身是許多國人熟悉的板橋醫院（Woodbridge Hospital），原址在萬國彎（Buangkok Crescent）南面，與心理衛生醫院隔條馬路。板橋醫院拆除前，行人可從楊厝港路越過河面上的木橋進入，因此以板橋命名。
心理衛生學院的發展歷程漫長，開埠的年代，精神病患被關押在監獄中，由囚犯負責照顧他們的日常飲居。其中一名精神病人在獄中發狂殺人後，政府終於接受現實，在勿拉士峇沙路（Bras Basah Road）和明古連街（Bencoolen Street）交界處建造擁有30張床位的瘋人院（Insane Hospital），後來改名為精神病院（Lunatic Asylum），先後遷往竹腳婦產科醫院和中央醫院一帶。一個世紀前搬遷到萬國，特別興建可容納1400名病人的精神病院。
二戰結束幾年後，精神病院與英國醫生合作，成立心理病護理學校。精神病院易名為板橋醫院，希望改變社會人士將精神病人與瘋子畫上等號的刻板印象。1993年，在現址落成的心理衛生學院取代板橋醫院。
▲從前板橋醫院的大鐘，凌晨5點、中午12點和下午4點半敲鐘，表示進餐時間到了
都市生活確實給一些人帶來莫大的心理壓力，衛生部數據顯示2022年有17%國人精神狀態失衡，其中以年輕人和女性居多。多年來當局持續關注心理健康課題，例如開設兒童精神科診所，安排專業護士為社區內的病人提供護理，訓練本地精神科醫生等。
或許您會對從前精神科的「科學療法」感到驚訝。19世紀的瘋人院年代，醫學界相信精神病由梅毒、毒品、過量酒精或不幹凈食物引起，因此讓病人服食瀉藥來「排毒」。至於性情暴躁或有暴力傾向的病患，醫生為他們注射嗎啡來鎮定情緒。上個世紀初的精神病院年代，藥方是水力休克療法（aquatic shock treatment），讓病人浸泡在冰水中、用高壓冷水淋浴、頭部灌冷水等，希望藉此喚醒病人的心智。隨著新醫療技術的開發，胰島素休克療法（insulin coma therapy）、電痙攣療法（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等派上用場。大家不妨前往心理衛生學院所附設的文物館，進一步了解板橋醫院的前世今生。
心理衛生學院社區花園
精神病患者的康復過程，旁人的關懷舉足輕重。心理衛生學院與基層組織攜手在院區內設立社區花園（Mindful Meadows Community Garden）和菜園，讓義工與康復中的病患有個綠意盎然的互動空間。筆者曾參與活動，和病患一起播種收成，感受他們的喜悅和成就，從中多掌握一些精神病的知識。筆者還帶著他們收成的新鮮豌豆苗回家下廚呢。
▲心理衛生學院社區花園
視覺藝術是另一種有效的心理治療方式，中華中學的學生為社區花園繪製令人心情開朗的亮麗圖案。這批選修美術特選課程的中二生將藝術帶進社區，相信參與類似的義務工作，對他們日後的人生道路會有所啟發。
從麻風病院到Surya Home
過去的年代，麻風病、精神病與肺癆就像三兄弟，叫人避而遠之，萬國彎北面消失的特拉法加醫院（Trafalgar Home），就是一所麻風病院。19世紀末，本地出現關於麻風病的記錄，男性麻風病人被關在市區邊緣的隔離中心，女性則被關在竹腳醫院。
▲1955年，特拉法加醫院的院友與職員在醫院內的合照（圖源：Fulwood Methodist Crossroads Centre Magazine Easter 2019）
百年前這所位於萬國的麻風病院落成，高立的圍牆與帶刺的鐵絲網就像一所監獄，把病人與外界隔絕。根據Louis Kandiah的口述檔案，日據時期，軍政府甚至讓麻風病人自生自滅。70年代本地廢除相關的隔離法案，上個世紀末關閉麻風病院，把病人轉移到麻風救濟協會（SILRA）進行康復，如今那些無依無靠的康復者居住在萬果青健保園內的Surya Home。
▲日愛療養院屬下的Surya Home
多個世紀以來，人們將麻風病患視為遭到天譴的罪人，把他們遺棄在荒野中，有些甚至被活活燒死。麻風病發的初期症狀是耳朵和臉部出現紅點，接著全身皮膚紅腫和出現潰瘍，神經因受到病菌侵蝕而導致肌肉萎縮，最終造成永久性殘疾。
對麻風病的科學認知始於19世紀下半葉，挪威的韓森醫生（G.H.K. Hansen）發現引起麻風病的麻風桿菌，病菌在人體內潛伏多年後才發作。至於傳染的途徑，19世紀末，本地居民認為是因為注射預防針的針頭不幹凈所引起的；上個世紀初，英國的實驗室認為通過蒼蠅傳播；1930年代普遍相信是因為吃魚而感染病毒，加利福尼亞大學則指出可能傷口受到泥土中某些元素侵襲的緣故。二戰後抗生素問世，病患可通過服用藥物治療，不過痊癒期相當漫長。
雖然病人治癒後已不帶病毒，許多人還是避免跟他們近距離接觸。二戰後到新加坡獨立期間，麻風病院由聖方濟各主母傳教修女會（Sisters of Franciscan Missionaries of the Divine Motherhood）的修女負責打理，她們離開後由本地護士接手。護理人員履行職責時戰戰兢兢，不敢吃病院居民為他們準備的食物，下班回家後立即把衣服浸泡在消毒液中。即使到了90年代，一些人以為麻風病會通過性交傳染，甚至遺傳給下一代；本世紀初，義工嘗試安排已康復者出外聚餐，多間餐館都直接婉拒，糾正根深蒂固的錯誤觀念談何容易。
特需學校讓孩子實現生命價值
1950年代，當局接受社會人士捐款，在特拉法加醫院建設扶輪社學校（Rotary School），讓患上麻風病的孩童接受教育。住院的百多名孩子背景不一，有些來自貧困家庭，幾乎沒有受過教育，有些則患病前在正規學校念書。扶輪社學校的課程由聖方濟修會的修女、合格教師以及院友編排，有些教師本身也是前麻風病人，教導孩子修讀中小學課程，參加劍橋考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