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以後，到攝影社拍婚紗照成為結婚儀式中重要的一環。自然影社（Chew Photo Studio）拍攝，日期不詳。照相館於1942年4月1日成立，原名 「昭南影社」 ，戰後改名為 「自然影社」 。（照片提供：莊吳斌）
今天，我們習慣拿起手機隨手拍照，但在一百多年前的新加坡，攝影還是一門新奇而複雜的技術。攝影術何時傳入新加坡？早期攝影師記錄了怎樣的城市與社會？從一張張老照片回望，我們看到的不只是攝影技術的發展，也是一部關於移民、家族、商業與生活變遷的社會史。
攝影術在19世紀傳入新加坡後，最初主要掌握在歐洲白人男性攝影師手中。到了19世紀末，華人逐漸進入攝影行業，其中廣東人較早形成規模。20世紀初，李氏等廣東家族經營的照相館，不僅遍布新加坡和馬來亞，業務更擴展至爪哇，逐漸成為行業主力。
當時，攝影涉及拍攝、化學藥劑、沖洗、曬相和修像等專業技術。照相館又多是家族生意，技術往往通過親屬、同鄉和師徒關係傳承，外人並不容易入行。
1931年前後，海南人林明雲創辦 「達開爾」 照相館，為行業帶來改變。 「達開爾」 之名取自攝影術先驅達蓋爾。林明雲原本憑興趣自學攝影，由於難以向其他籍貫的攝影師學習，後來拜日本攝影師為師。學成後，他不僅開設自己的照相館，還積極培養後輩。據其回憶，至少八名員工學成後，到新馬及北婆羅洲等地自行開業，使攝影技術逐漸在海南社群中傳播。他尤其擅長大型團體照，甚至曾拍攝多達三千人的合影。
1963年，公教中學（Catholic High School）中四畢業班學生合照，由達開爾照相館（Daguerre Studio）拍攝。照片右下角壓印著照相館的名稱。照片由莊永康提供給莊吳斌。
照相館也不僅是拍照的地方。1910至1920年代，攝影仍屬於較富裕階層的消費，多用於婚禮、紀念和身份展示。遠渡南洋謀生的華工，往往工作數年、有了一定積蓄後，才拍一張照片寄回家鄉。為了讓顧客呈現理想中的生活模樣，照相館會提供西裝、領帶甚至眼鏡，因此也被形容為一個「夢想的空間」。
戰後，攝影逐漸走入普通家庭。1950年代以後，婚禮攝影日益普遍；到了六七十年代，全家福、孩子周歲照也成為家庭生活的重要記錄。隨著電燈照明趨於穩定，一些原本依賴天然採光、設在樓上的照相館搬到一樓，空間更寬敞，有的甚至安裝冷氣，攝影消費也變得更加大眾化。
攝影行業的發展與華人方言群體和社會網絡密不可分。繼廣東人之後，海南人、福建人等陸續加入；潮州人則在攝影器材行業中扮演重要角色，經營相機、相紙和藥水等用品，也提供沖印及外拍服務。不同籍貫家庭之間的僱傭、聯姻和同鄉關係，更推動攝影商業網絡不斷擴大。
女性同樣參與其中。1940年代，廣東人尹氏家族經營照相館，尹直開學習攝影並協助家業，成為新加坡早期有文獻記錄的女性攝影從業者之一。事實上，一家照相館從拍攝、沖洗到修底，背後往往有多個家庭成員共同勞動。
1954年，高業基（Koh Yip Kee，1924—2015）在實龍崗上段1378號創辦國泰影室（Cathay Photo Studio）。照相館開業時率先提供冷氣服務。白色長袖襯衫者為攝影師陳廣權。（照片提供：莊吳斌）
與此同時，新加坡也發展出追求藝術表現的「沙龍攝影」。攝影愛好者通過構圖、光線和意境表現風景、人物與生活，並參加國際攝影比賽。在缺乏正規攝影教育的年代，比賽成為攝影師交流和獲得認可的重要途徑。一些商業攝影師更憑比賽榮譽提升照相館聲望，甚至獲得政府及文化機構關注，參與國家建設時期的影像記錄。
因此，新加坡攝影史並不只是著名攝影家的故事。照相館老闆、暗房學徒、沖印工人、女性從業者，以及普通家庭珍藏的一張張照片，都共同構成這座城市的視覺記憶。鏡頭定格的雖然只是瞬間，卻讓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夢想與時代變遷得以保存下來。
國泰影室（Cathay Photo Studio）的攝影師陳廣權當年攝於修相桌前，當年都是手動修圖的。（照片提供：陳美英）
《958印象古早》系列由新加坡華族文化百科與CAPITAL 958聯合呈現，由攝影史研究者、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攝影研究博士莊吳斌主講，帶領聽眾從珍貴影像出發，重新認識鏡頭下的新加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