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影視與劇場音樂創作圈裡，有一張俊朗的面孔，流利的普通話中帶著些許腔調。人們可能誤以為他是名「海歸」，而少有人會想到，這位已在北京定居13年的作曲家，其實來自新加坡。
1984年出生的林億原本在新加坡擁有一條穩定又體面的職業路徑。2009年從國立教育學院畢業後，他回到母校英華學校任教，成為首位非海外音樂學院畢業的音樂特選課程教師，後來升任音樂科主任。對多數人來說，那是一條前景光明的坦途，但他放不下去專業院校進修作曲的夢想。
▲林億在他的工作室聚精會神地創作。
從跑道到樂團
學習音樂並非林億最初的志向。他起初熱愛長跑，在英華學校時已是衝擊國家隊的種子選手，與華樂的相遇頗為偶然。「在英華這樣的英校，華樂團長期缺人。」他說，樂團老師以他是運動員、肺活量好為由，「忽悠」他進團學笙。
但很快，他便愛上了音樂，甚至私下向新加坡華樂團笙首席郭長鎖學習。準備比賽時，他每天練琴超過10小時。
▲林億在中國創作譜曲一首古詩，到戶外去採集「鑼」的聲音。
淡馬錫初院二年級時，他在訓練中受傷，服兵役時被分到文工團，運動員之路就此中斷。17歲那年，郭長鎖建議他學作曲；他也逐漸意識到，自己聽音樂時關注的是結構與聲部，而非旋律本身；他五線譜學得快，讀總譜也快，還替樂團翻譯樂譜賺外快。為了向本地作曲家董葉明學習作曲，他報考了國立教育學院主修音樂。
林億曾計劃赴美國攻讀影視配樂，鎖定USC或UCLA，並為此學習西班牙語四年，因為入學要求學生必須掌握一門外語，而華語並不在選項之列。但他也有所顧慮：「在好萊塢，一個亞洲人要成為主流創作者，並不容易。」與此同時，他自2006年起頻繁往返北京，隨楊守成教授學習笙。相比赴美從頭適應環境，他最終選擇了北京。
在當時的新加坡音樂圈，已有學生到中國學習華樂演奏，但從未有人報考作曲系。作曲系對專業的要求十分嚴苛，包括和聲、復調、配器與視唱練耳的系統考試。
而對於林億來說，語言就是一大挑戰。從小在講英語的家庭、學校長大，他回憶自己進華樂團後的好幾年，都要靠同學翻譯老師講的華語才能理解；在北京找作曲導師唐建平表達想報考其碩士生的時候，連中文「碩士」都不會說，只能用「master」夾雜著表達。
從那個在運動場上奔跑的少年，到如今在北京紮根的作曲家，林億的人生像一首變奏曲。每一次轉折——從跑道到樂團，從新加坡到北京，從學生到父親——都像是新的聲部加入。那些曾經的語言障礙、文化隔閡、身份困惑，如今都化作音符，在他筆下作品中自由流轉。
考入中央音樂學院後，他對比賽、投稿機制也不熟悉，曾因誤刪郵件差點錯過國際獎項通知，也曾在完全沒搞清楚狀況的情況下，以為同學只是演奏他的作品參賽，結果是代他投稿，稀里糊塗獲得了2017年「敦煌杯」琵琶重奏銀獎。
這些經歷如今回想起來像是插曲，卻是一個外國人初進陌生環境的真實寫照。
▲林億（後排中）和幾位志同道合的音樂好友在2005年創立了「鼟——室內民族樂團」（www.thetengcompany.com）。初衷不過是出版一本樂器教材，沒想到四年後，「鼟」卻成了他們全心投入的事業。
跨越語言的音符
畢業後，他選擇留在北京繼續發展。在中國，他逐漸進入影視與舞台製作體系，參與電視劇《理想照耀中國》《東四牌樓》《永定河》等項目。對他而言，《理想照耀中國》是一段重要經歷。他負責配樂的兩集之一《歌唱祖國》，講述作曲家王莘如何寫出那首幾乎被視為中國「第二國歌」的作品。林億說，這樣一個重要人物的故事，由一名外國人負責配樂，讓他深深感到被信任，同時也承受著不小的壓力。
劇中最關鍵的一場戲，是王莘路過天安門獲得旋律靈感的一瞬。那一幕的配樂不能直接使用原曲，因為在故事中，王莘尚未真正完成創作。林億的處理是，前半段由女聲以散板哼唱旋律的雛形，後半段則加入軍隊步伐聲與男聲合唱，將個人靈感與集體記憶連接起來。他的這一提議，最後成為定版。
在北京生活13年後，他的個人生活也在那裡紮根。他與中國琵琶演奏家孫瑩結婚，育有一子。孩子在北京讀書，中文流利，在家中則與父親說英語。看著兒子一口比當年的自己還要流利的中文，總讓他想起30年前，在英華學校的華樂課上，自己還需靠同學逐句翻譯解釋才能聽懂老師講什麼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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