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9日，星期四，新加坡阻断措施第三天。
感谢《新加坡眼》转载我的记录。我确实觉得作为写作人，不仅仅为自己记录，也记录下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这是我能做的，也应该做的事。
这样既不虚度时光，也能激励鼓舞自己与身边的人。让我们一起为新加坡加油。
当然，记录有很多种，像我第一天的流水账，想到哪儿写到哪儿，是完全没有意识的，昨天是一种意识流的写作，不过我知道我大致要写的。晚上发文时，我反复问自己，我能不能把这30天坚持下来？
我不喜欢完全无计划地做事情，但计划定得太拘谨，又禁锢了自己大胆尝试，绑住的手脚无法轻松地挑战极限。最后结论是，不逼自己一把，我永远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潜能，也不知时间是否还可以再挤一挤。 ——孙宽
说实话，4月10日晚上新闻播报的病毒感染数据有点吓人，148个新病例，又有死亡病例。除了收音机的英文定点新闻，我只参考微刊《新加坡眼》与《随笔南洋》的统计数字与文字分享。
目前政府已经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昨天的病例还是过百，新加坡这么小的国家，这个数据实在是天文数字。
昨天第一次跑了5公里，为保持体力，昨晚我早睡半个小时。
今天早上照常四点起来读书，没有看手机新闻，写了一首诗。早起已成习惯，晨读也是习惯，清晨的思绪似乎不受我控制，它总有些奇思妙想，是我在白天理性思维里无处安放的，最适合写诗歌。它已经形成一种惯性，通常也是一天的创作最佳时间之一。
6点半我下楼运动时，我带上了运动手套，我通常只在健身时才戴的。我与马克，大懒指使小懒，结果我们错过了政府给的半公斤洗手液，超市的又太贵，我们一直只用普通洗手液，不说公共传染密度最高的地方是电梯吗？因此还是小心为妙，戴手套吧。
除了戴口罩，勤洗手或戴手套非常有必要的，病毒除了口沫传染，主要通过接触传染。手不干净最危险，我们的手摸这摸那，然后再摸脸、摸鼻子、摸嘴，偶尔揉揉眼睛，多数是不自知的。
昨天阅读了关于新加坡方舱医院的报道，非常欣慰。
500个床位的“隔离间”都有适当的隔离距离，基础设施齐全。这是非常有效对应措施，比如恢复期的病患，还可以有一定的社交，公共空间非常宽敞，有沙发椅可以坐下来与他人沟通。若需要休息，就可以回到绝对私密的环境里。
有人评论说新加坡都学中国，或中国都学新加坡。我觉得这种讨论的思路非常狭隘，没意义。谁学谁都应该，谁的方法好，就应该向谁学。这有什么好讨论的呢？
我的宽余时光读者群，以前大家争论什么我都不参与其中，有时他们问我为什么不管管。管什么？言论自由，而且他们的视角，出发点不同，可能都有道理。我不选边，是因为我有同理心，我也不要求别人必须与我观点一致。
不过疫情一开始，我就旗帜鲜明地表态了。
冠状病毒是人类共同的劲敌，如果不能抛开国家地区、地域国籍、宗教信仰、民族种族等狭隘局限去讨论，不从尊重人性，关爱生命角度去讨论，就没有讨论的基础、价值和意义。
因此宽余时光读者群，总体保持了一块少有的净土。疫情变化多端，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若仍以行政区域划分，是否采用某些科学防疫的良方，不免狭隘，每一分钟都关乎生命，每一种好的方法都值得分享，每一个积极思维方法都值得借鉴。
反正，我的公号里，几乎每篇文字都强调：敞开心扉，百无禁忌。
我听到有人批评新加坡政府建立的方舱医院，比如，为什么要建得那么遥远？那样的隔离不是给更多人互相传染的机会吗？等等
我不是技术人员，也不是医护人员，不过我可以说说我的粗浅理解。
方舱医院目前使用的度假村和博览中心，它们的基础改造条件最好，比如展览馆相对来讲空间比较大，顶棚高，空间高，便于适当的空气流通，更容易达到理想的隔离距离。
送去方舱医院的病人，都是康复期的病人，他们本身已经免疫，不会互相传染，因此才能在方舱医院设置一定的共享空间。
方舱医院的建设速度不慢，我作为新加坡人很以为骄傲。
新加坡在向各国学习先进经验方面，从来都不拘小节，不耻下问。在技术能力以及施工能力都非常强，我们毕竟是一个只有500多万人的小国家，人力物力等方面资源都是非常有限的。
昨天，我和马克还讨论了一个问题：这样容量的方舱医院，我们上哪里去寻找足够的医护人员呢？
各国的医护人员都急缺，新加坡医院目前都在为疫情第一线战斗，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已达战备饱和状态。
我判断义工的可能性最大，来源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有一个情况是其他别的国家人可能了解，新加坡每一位医生，无论是在政府医院还是在私人医院，无论实习医生，还是正规医生，他们每一位都在社会上有义务工作，每个医生每周或每个月，都有义诊工作。
他们所负责的医院可能分布在全岛各个区域，这是医务人员对社会的贡献。
本地医生，许多都在多个医院任职，有些还在大学兼职，同时他们都有义务工作，比如同济医院，任何时候就诊都只收取象征性的药房，挂话费、诊费全免。 另外，就是战备军人。新加坡战备军人是所有的18-40岁，或军官年龄可至50岁的男性公民与永久居民，他们受到的战备训练，其中包括基本的医疗护理及卫生清理工作。我们全民每户一包的一次性口罩等抗疫物品，都是战备军人准备的。
在新加坡，每一位对社会有责任感的居民，或多或少都有义工的工作经验，各行各业都有许多义务工作者，在默默无闻地为他人，为社会奉献。
当一切成为一种习惯时，参与人数多，覆蓋的年龄从儿童到乐龄人士，人人都自觉参与，人人都有所为时，就没有人会去喊什么口号，或唱什么赞歌，更不需要强行摊派。
同样，在欧美国家，医务人员急缺情况下，许多退休的医护工作者，大批重新回到岗位上。 在国外很少看到哪里拉起旗帜，上面写着什么单位，哪个医院正在支援疫情前线，人人都在自觉自愿地为他人和社区尽力。
我的几位在美国的读者都是医护工作者，他们当中有的感染了病毒，但是他们把医院的床位让给其他病人，自己回家隔离。 马克的以前的意大利女朋友也感染了病毒，我们都很担心她自己一个人独居，生活可能会有问题。
周围许多人都在惊恐中，而她说我不能去，医院床位紧张，我年轻还不需要呼吸机，不能去给医院增加负担。
有几天，我让马克天天简讯她，精神上支持她，人在高烧时除了肉体的痛苦，精神也是脆弱的，最后她终于好了起来。 每个人都是自由的，有权力选择的时候，才有能力独立思考，哪些些要有所为，或者有所不为。
我相信疫情期间，我们每个人也可以选择自己的义工形式。
比如当武汉疫情突发时，据我所知，新加坡几乎所有的中国海外校友会，都联合起来给武汉的各大医院捐资捐款。南京大学新加坡校友会带头组织这场援助行动，快速有效。
我们的朋友中，也有相当多的写作者、艺术家，甚至读者，在《联合早报》言论版撰写文章，发表自己的看法。还有一些文友积极给报刊杂志投稿，写诗歌、小说、散文，以文字为表现形式，积极记录这个特别的历史时期。
我做老师时，以义务教课的形式做义工，后来我以义务讲座的形式，传播教育理念。
疫情期间，我坚持维护自己的健美群，定期传授健身及健康饮食的常识，我也在学习中成长，把自己的经验和教训都分享给大家。读者朋友中也有组建瑜伽群，义务教导世界各地的遇见爱好者，在封城时刻意义更重大。
至于这期间的义务娱乐群更多，大家唱歌、弹奏、表演，精神上互相鼓励支持。 而我从3月8日开始，在喜马拉雅开设了同名账号：宽余时光，每天朗读一首诗歌，这个傍晚为您读诗活动，得到许多读者的支持，深受听众喜爱。这些诗歌都给疫情中世界各地度听众和读者，带去了问候和安慰。
我原来工作的美国学校同事组织了一个癌症关怀小组，大家在新加坡政府绝对阻断隔离期前，为患病的朋友送去关怀和问候，这些都是一个普通人可以参与的抗疫情活动。
当然，我们最低限度，也可以好好待在家里，读读书，写写字，保持良好的心态，不去超市参与抢购，在把货柜上的食物拿到完以前，能想到后面还有别人可能比我们更需要，比如鸡蛋和肉类这些蛋白质食物，可能孩子和老人比我们更需要。
很多人现在批评新加坡政府，认为现在疫情的反复，是因为政府在一开始没有重视，而造成病毒反扑。
我觉得首先这是一个新型病毒，没有人知道它是变化多端的，而且欧洲与北美疫情难以控制时，最先波及的是新加坡。
举个例子：比如新加坡美国学校的教职员工年龄在45-50岁之间的，若有一两个孩子在海外读书是非常正常的。还不包括海外工作的新加坡人，他们也陆续在这几周内返回了新加坡。
据不完全统计，过去的几周，从世界各地回到新加坡的留学生就有20万左右。新加坡政府一直在呼吁国人赶快回国。如果阻隔措施前，我们不做好这些准备，我们这些在海外的孩子怎么办？
当然，这20万人中的任何没有症状的病例，或潜伏期超过14天的病例，都会造成一定范围的传染，这属于正常现象，不可难免。
根据目前的疫情分析及数据统计，病例来源等因素，政府已经制定出的有效措施，包括在几周内完成的方舱医院，都在计划中按部就班地运作著。 我个人观点态度始终没有变，正如我在本地报纸上刊登文字重申的一样，对这个新型病毒，我们要重视它，对于防护措施要严格执行，对于法律法规，要了解清楚细节及原因。
比如为什么现在除了住在一起的人以外，不得与任何人以任何形式近距离接触等等。
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都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所有因地制宜的措施都是可取的。当时武汉的封城措施是有效的，中国目前已经慢慢开始复工，但同样问题，病毒不会动，人动它就会跟着动的，会不会像新加坡这样突然反复，我们不得而知。
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同时我们也是他人的一部分，这个社会的一部分，自然界的一部分，甚至是这个宇宙空间的一部分。
无论我们多么小，我们都有责任做好自己，这些责任和我们这个生命个体一样，无可替代，每个人的生命都足金珍贵，不可复制。
